王月瀛革命自传(22、被誉为“活龙”的情报支站)整理/王风芝

王风芝 发表于2019-06-26 00:22:12

任聊、阳、阿三县情报支站站长

      在李贯一和周登保失踪十几天后的1943年2月1日,我接到军分区调令,调我到冀鲁豫军区陆军中学(就是抗大,冀鲁豫军区司令员杨得志兼任校长)学习。到校学习16天,分区急令把我调回,让我做情报工作,任我为冀鲁豫第一军分区聊、阳、阿三个县的情报支站站长,阳谷县抗日基干大队情报参谋。当时,一军分区设情报总站(住聊、阳、阿三县的交界处东阿县的赵寺),情报总站下设三个情报支站(齐禹、茌平、博平三县边区两个情报支站,聊、阳、阿边区一个情报支站),情报支站下设情报分站。

      与此同时,1943年的二、三月间,根据形势变化、发展的需要,地委决定阳谷县委设立敌伪工作部(敌工部),这是继由部队单独开展敌、伪军队工作之后,由地方领导的有计划的全面开展敌伪工作的开始,并任李一丁为敌伪工作部部长。4个月之后,李一丁仍调任阳谷组织部任副部长,敌伪工作部部长由冯子肃接任,副部长顾寿贞。

      我们情报支站的主要工作任务是:依靠当地政府和群众组织推选情报网点人员对象,推选的对象有的是“敌伪”人员(为我方工作),有的是社会关系复杂有活动能力、还有的是易接近敌上层的人物,经过我情报支站审查确定,直接掌握他们,通过他们了解敌人的动态,了解进攻我区敌人的番号、武器装备和战斗力强弱,敌人占领区的防御工事和兵力分布情况等等。

      虽然,情报站对部队政府是公开的,但是,情报站之间是保密的,不准情报站之间发生横的联系,这个站就不知道那个站的人,对群众和情报员来说更是保密的。

      像我这样一个习惯了带兵打仗,跟敌人刀对刀、枪对枪拼杀的人,去做情报工作,确实是一件陌生而不容易的事,但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后来,冀鲁豫一军分区司令员刘致远路过阳谷时,给我谈了下情报工作的重要性,他说:“情报工作就是我们部队的命脉,没有情报工作部队就要垮台。阳谷抗日武装三起三落,军队受到很多重大的损失,就是因为没有做好情报工作的关系。”他还说:“共产党是否能在阳谷存在,就看你把情报工作搞得好坏。你三、六、八区队之所以存在,净打胜仗,就是因为你们情报工作搞得好。”与刘司令员谈话后,我更深刻地了解到情报工作的重要,决心完成党交给我的重大任务。

      1942年“九.二七”铁臂合围后,敌碉堡据点大量增加。全县已是三里一碉堡五里一据点,两个碉堡之间的封锁沟是直的,枪眼都对准了封锁沟。成了抬头见枪眼,低头就见封锁沟,处处是公路的敌占区。敌伪十分猖狂,社会关系极为复杂,到处都充满着杀气。在那腥风血雨的环境里,开展情报工作的艰难与危险程度不亚于在枪林弹雨里和敌人拼杀的血腥,只是革命事业分工的不同。

      工作刚开始就不是一帆风顺的,在日寇残酷统治下,敌伪人员多半是俯首帖耳,甘当亡国奴。但广大人民群众是站在我们这一边的,在敌人心脏或眼皮底下,都有我们的同志在监视着敌人的动向,打击敌人的活动。各区政权和区武装为有利于自己的活动,都想方设法在敌伪据点内部,通过亲朋好友关系搞情报(伪军大部是本乡本土人),当时情报工作都是各搞各的,十分散乱。我和指导员李景同志经过四十昼夜的艰苦工作才把情报工作抓起来,使情报工作逐步走向正规。我们配合敌工科和各区负责同志,物色亲朋可靠关系,先后健全敌伪据点内外线和监视员。敌人安一个据点,我们就组织人监视一个,敌人安两个,我们就监视两个,敌人安多少,我们就监视多少。在这种碉堡林立的情况下,我们要求有的情报员要以灰色的面目出现,抓好两面政权工作,给敌人办事是虚的,给人民办事才是真的。什么伪镇长、伪乡长、伪村长,红枪会团长、给敌人送信的、买菜的、做饭的、当马夫的等等,在敌人内部的各种人员,有的就是我党组织安排进去的。党给每个给敌人做事的情报人员规定了明确的任务:收集日寇有多少?伪军有多少?武器弹药有多少?伪军班长以上的名字,何处人?怎样参加伪军的?他们每天活动规律等?并指示较高级的内线关系,窃取和偷阅敌伪文件,行动计划和简表,从中可以得到有价值的情报。收集伪报刊,从中可以了解到敌伪的一般动态,供综合研究时参考。这些人员都是在困难的环境里去完成党交给他们的光荣而艰巨的任务的。

      当时一般大城镇敌伪据点设双线联系(不发生横的关系),据点外设一至二人的监视员。小碉堡一般设单线联系。对原来不可靠的内线及情报不准的进行了更换。建全了各区分站,明确了各分站站长;一区分站站长卢明,二区分站站长赵文达,三区分站站长刘明,四区分站站长周云章,五区分站站长王广文,六区分站站长张俊田,七区分站站长张贵臣,八区分站站长刘玉清,各分站配备三至四名情报员。全县情报员共62人(内线列外)。

      后来,我情报支站按照上级党的决议,改建为4个情报分站、8个情报小组、11个情报点,脱离生产的情报干部、情报员95名。

情报支站设文书一至二人,情报员10人,负责接收转送情报。如遇敌情变化,情报要及时送到部队和转送各区。我情报支站不仅要掌握全县敌伪活动情况,同时负责接收转送大城市的情报:一区分站,南至王申楼,与王学经同志联系,接收南线濮、范、鄄等县的敌伪情报。三区分站北至朱老庄,接收聊城的敌伪情报。四区分站北至赵寺,接收齐禹县(1942年秋冬,由齐河、禹城县铁路以南地区组成齐禹县)及济南的敌伪情报。我们的情报网,遍布各个敌伪据点,敌人一动我们就知道。

      在敌人十分猖狂的白色恐怖之下,我们的情报员有时装扮成串书馆的笔墨商贩,有时装扮成肩挑货郎担、手推独轮车的走街串户的杂货小商人,有时装扮成打短工的农民等等。他们把写好的情报卷好,装在纸烟里或木棍内、扁担内、小车内,有时利用夜间或一早一晚,背着粪筐,把写好的情报放在粪筐底层(双层底),以防止敌人搜查发现。写情报时,也不是全用文字写,关键内容要用预先约定好的符号代替,如果划个“十”字就是敌人的一个军,划个“○”就是师,划个“x”就是旅。因为,我们的情报员在联系时,经常与敌人走对头,有的被敌人抓去带路,有的被敌人抓去挑东西,但他们都能机动灵活的对付敌人,如果万一被敌人发现,敌人也弄不清情报的内容。除一个情报员牺牲外,其他情报员基本上没有被敌人发现过。当时信件样式一般为折叠式的四角形或纽扣形,凡信件带“+”号的为一般快件,“++”号为特快件,“+++”号为急快件。凡属快件,我们的情报员们都要不避风雨,不分昼夜地去完成任务。外地情报两三天内转到支站一次,如敌伪剧增,当天就可转到支站。尚若外地情报中断,我支站立即派人联系查询原因。

      当时,情报支站经常活动在安乐镇一带,东住周英、李楼、刘品、周庄,距安乐镇伪据点二三里地,或者住范楼、范庄、三官庙,距胡楼伪据点二三里地;西住平坊、刘窑,距安乐镇伪据点三四里地。我们利用伪政人员的家属或有势力的地主,以及地方上的青皮作掩护进行活动,有时住东李楼村后边的徐庄伪区长高殿为家里,有时住周英村伪乡长李金城家里,并通过伪政人员和地方青皮拉关系搞情报。我为了接触各方面的人,穿戴也随时变化,一会是中山装,一会又是皮袍马褂,刚刚是穷教员,马上又变成阔老板,总是变着法子的带着日伪证明以各种合法的身份和得体的方式方法,昼夜出没在敌人眼皮底下,有时深入到汉奸家里,有时深入到敌据点,这些地方危机四伏处境非常危险,常常会出现一些意想不到的突然事故。遇到这种情况,除了靠一个革命者坚强的革命信念外,还要有沉着冷静随机应变的本领,否则稍有不慎,不但有生命之忧,而且会给革命工作带来损失。

      一天深夜,漫天的星星像鬼眨眼,我们悄悄地来到一个铁杆伪汉奸乡长家里,我对他说:“听说你很开明,虽然当着伪乡长,但也知道利害关系,我们来的很秘密,你如果不向敌人报告,谁也不知道。”他说:“那里话,我干伪事也是没办法,我也是中国人,不跟他们一个心眼,放心住下吧。”我说:“我放不下心,先委屈你一下”随后我们把他全家人集中到一个屋里,腰里给他们绑上手榴弹,把手榴弹玄连在一根绳子上,派一个人看守。我对他说:“现在咱都放心了,如果敌人来了,我就一锅端,这里就是坟,你家就是林,就都埋在这里啦。”他的脸色立刻变得蜡黄,支支吾吾地说不成话。我感到可疑,就追问:“你到底向敌人报告了么?”他扑通一下子跪下连说:“我该死,我该死,敌人快来到了,你们快走吧,以后我再也不敢啦。”我说:“先饶你这一回”说完,我们便走了。

      不久的一天晚上,我又带着人来到了他家,没等我说话他就忙问:“这回来的很秘密吧?”我说:“很秘密”他说:“好,那就住在我家里吧,出了事有我全家的性命担保。”我说:“那就照办了”和上次一样把他全家集中看了起来,到了第二天上午大约十点钟左右,村北有零星枪声。我十分警觉地问:“怎么回事?”他说:“可能是伪军出来乱放的枪”,枪声越来越近且越来越紧,他装出怀疑的表情说:“这次他们出来和往常不一样,为什么快进村了枪还打得这么紧呀?”他话题一转问我:“你们来的时候有人看见么?”我疑惑地说:“难道有人看见了,暗地里跟着我们?”他又装出很着急的样子对我说:“你们还是快出去躲躲吧。”我说:“行,我们走!”他说:“出门后别往东,也别往西,顺着葫芦沟一直往南走。”我重复着:“往南走?”,我嗖地一下子拔出手枪,指着他的头说“你在前边带路,连你的家人也带上,走吧!”他连忙说:“南边沟里有敌人,我们还是往西吧。”出了村,到了比较安全的地方,他又扑通一下子跪下,苦苦哀求饶命。我用匣枪点着他的头说:“再饶你一回也行,再一、再二,不能再三,你记清楚了,再有一回,我就毙了你!”事后听说,那次敌人在村南葫芦沟里已经埋伏好了。由于他两次向其主子谎报军情,鬼子狠狠地揍了他一顿。

      这只是说了其中的一件事。在较大的军事行动前,通过可靠关系都是由我到敌伪据点内亲自掌握敌情,取得可靠情报,那也是非常危险的。在险象环生的敌占区,作情报工作整天在敌人窝里转,各种各样的险情随时随地伴随在身边,如果说和敌人刀对刀枪对枪的在战场上厮杀是在刀尖上跳舞,那么作情报工作就是在刀刃上舔血。

      1943年,朱庄伪八区区长孟宪章,枪杀了我熬盐厂情报员张爱柱同志,伪汉奸团长洪武申带领的汉奸团是反共暗杀团,处心积虑地想除掉我情报支站,杀掉我,但经过多次较量,不但没除掉我情报支站,我们却依靠群众,及时准确地掌握他们的活动情况,一个个敌据点被我军攻克。

      在短短一年时间里,聊、阳、阿三县的敌伪情报工作取得了很大成绩,所有伪军中队和伪县、区、乡、村政府里,都有我们的组织在活动,他们就像一把把尖刀插入了敌人的心脏。由于我们建立起了一个庞大的系统情报网,每日早十点半钟就能收到来自聊、阳、阿三个县的情报。由于情报及时,我军处处主动,消灭了敌人,壮大了自己,显示了八路军的威力。军分区情报总站郭站长说:“聊、阳、阿情报支站像活龙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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