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的春天，艾崮山区抗日民主根据地刚刚建立，斗争十分艰苦，因为经常反“扫荡”，政府流动性大，有时一夜要转移好几个地方。每当夜行军时，母亲骑着骡子，我和三姐四姐便坐进驮篓里，我常常数着天上的星星，听着夜行军的脚步声和那远方传来的鸡鸣狗吠，便不知不觉地睡着了。驮篓里装着我童年的梦幻，也流逝了我童年的时光。所以别人都说我是在驮篓里长大的。
我们经常住的村庄有上下薜家、上下门家、站马张家、花夼、村里集等。每到一地，母亲便给游击队员做饭、洗衣服、烫虱子、补补缝缝什么都干。她把这些游击队员当成自己的孩子，游击队员也把她看成游击队的母亲。每次打仗缴获来好吃好用的东西，都来送给母亲。他们要做的针线活也来找母亲，他们亲热地叫母亲为老慕大娘。
我和三姐四姐都参加了儿童团，每到一地，三姐和四姐便同她们的小姐妹募集军鞋，教唱抗战歌曲；我便同一些男孩子站岗放哨，做打鬼子促汉奸的游戏。我经常穿着母亲改制的小军装，扎着…条小皮带，腰间还插着一把木头手枪，别人都叫我“小八路”。
后来形势稍微平静了，政府把母亲安置在温石汤西南面的李家沟。
李家沟是一个山村，西面是一座很高的大山，离鬼子的据点远，因此经常有机关、部队来驻防。他们一到村里就来看母亲，有时就住在我们这个流动的家。常给我们一些铅笔、纸，教我们识字，唱歌。
有一次孙端夫住在我们家，我一定要跟着他的警卫员去溜马，不料马受惊把我撞倒了，马蹄踏在我的大腿上，痛得我又哭又叫，幸好没伤着筋骨，可警卫员差一点受处分。事隔20多年后，当我去采访27军军长孙端夫时，孙军长还提起这段往事。
游击队对母亲十分信任，有时把一些重要文件、枪支，直接交给母亲保管。母亲也常说：“我不能为抗战做大事，这些小事我还能行。”
那些年，人们睡觉都非常惊醒，有个风吹草动都会知道。一天佛晓，母亲忽然听到有声音，便一下坐起来说：“有情况！”紧接着便听到枪声。四姐提着裤子光着脚就往外跑，父亲领着我也冲出村外，母亲拿着_包文件还有一支手枪也随之跟来（当时三姐在蓬西三分区张礼书记那里读书）。父亲催母亲快走，母亲说：“你们快跑吧，我一个妇道人家，他们不会把我怎么样。”
这时只听敌人喊着：“不要跑，不要跑，再跑就要开枪了！”父亲带着我跑进西山，母亲眼看着敌人快追了上来，她一下发现路旁水沟有几堆乱石，便灵机一动，赶紧把文件和手枪藏在乱石下面。刚藏好后，顽固派高炳旺的兵便追了上来，大声喝道：“你这个老婆子跑什 么？”
母亲说：“俺害怕你们打仗。”
敌人又问：“八路在那里？”
母亲说：“俺一个老婆子不知道什么是八路七路的。”
敌兵说：“对了，我们就是七路，专门打八路。”说完就搜母亲，把母亲仅有的两块现大洋搜去了。之后，敌人又放了几枪便回村吃饭，母亲便坐在山坡上不走了。
顽固派吃完饭，便在村中进行抢劫。母亲眼睁睁地看到我们家藏在地瓜井里的被子衣物全被抢走了。
晚上，敌人走后，村中一片狼藉。父母一看四姐不见了，母亲焦虑地说，“找孩子要紧。”于是父母带着我连夜去找四姐。天快亮了，才在离李家沟十多里的一个小山村里找到。四姐一见到我们便号淘大哭，我也哭，父母也落了泪。
1940年7月，为躲避日、伪、顽对艾崮山区的“扫荡”，父母带着我们随蓬莱县大队到了大树底宋家。不料，在7月8日却遭到日伪的袭击，造成大树底宋家惨案。
那天中午，母亲正坐在打谷场上给大队长郑若予缝小褂，郑若予同我在玩耍。这时突然在村西南响起了枪声。
郑若予说：“大娘大爷，快带弟弟妹妹到东山上躲躲。”说完便提着匣子枪向响枪的地方跑去。
母亲对父亲说：“你带两个孩子快走，场屋里还有县大队两匹马，我去多添些草料，免得他们乱叫被敌人发现。”
父亲带着我和四姐躲进东山坡的一片荆条丛中，这时枪声像炒豆子似地响个不停，大约在太阳快落山时，枪声渐渐停了，但我们不敢回村，在荆条丛中藏了一夜，也被蚊蝇咬了一夜。
天亮后，父亲领着我和四姐进村找母亲。母亲哭着说：“郑若予和李本洪都牺牲了，李伟（迟春）也被鬼子捉走了。”我一听便大哭不止，非要跟着父母去看看曾教我识字唱歌的大哥哥。
父母和村中的群众一起掩埋了烈士的遗体，当天晚上就离开了大树底宋家。
后来才知，郑若予听到枪声，断定被鬼子包围，便立即组织部队掩护机关突围，不幸头部中弹，光荣牺牲，年仅25岁。六区区长李本洪，在突围中肠子被打了出来，他忍着巨痛，将自己的匣子枪、文件、钢笔全部毁坏，最后牺牲在一个地崖下，年仅23岁。这次共牺牲了23人，被俘38人，是蓬莱抗战史上损失最惨重的一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