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5年，母亲跟随大哥慕湘搬进北京西山八大处绍家坡1号装甲兵大院。1966年政治风云突变。工厂停工，学校停课，天天都能从大喇叭里听到“造反有理”的声音。这倒底是怎么啦？
一天刚从外面工作回家的大哥，突然被一群戴红袖章的解放军揪住。不容分说，便给大哥戴上了一顶大高帽子。还把事先做好的有十几斤重的大书《晋阳秋》，挂在大哥的脖子上。先游斗了装甲兵大院，又游斗了北京军区大院。接着便是抄家。因大哥的藏书太多无法搬走，便贴上封条就地封存，而后便把大哥关押起来进行审查。
母亲不认字，但慕湘两字她还认得，她在那些铺天盖地的大字报上看到，到处都是大哥的名字，而且都倒过来用红笔打上×。从大喇叭里听到，大哥的小说《晋阳秋》是为山西牲盟会歌功颂德，是为“大叛徒”薄一波树碑立传。随着运动的逐渐升级，又定为“假党员”，“三反份子”，进行了长期关押。在北京林学院任党委付书记的大嫂许静，情况更为严重，其罪名是“国际特务”，被长期关押在地下室里，受尽了非人的折磨。到了年底，厨师被撤了，警卫员除消了，保姆解雇了，特供也停止了。孙子孙女也要到农村插队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母亲想到沈阳二哥慕柯夫家，岂知二哥已被打成了“黑帮”，全家下放到辽宁庄河当农民去了。在杭州工作的大姐王少木，也被打成走资派关进了牛棚。在西安工作的二姐慕列尔，被专政劳改，昏倒在厕所里。在福州工作的三姐慕荣，通缉令贴得到处都是。四姐慕超虽然不是走资派，因在北京公安局工作，属彻底“砸烂”之列，被下放到大兴天堂河农场。只有我在军队里没挨斗，但被造反派围攻摔断了一条腿。过去以7个子女都参加革命而为荣的母亲，一夜之间却成了“黑帮”、“三反分子”、“走资派”、“假党员”的妈妈。母亲犯疑了，母亲忧虑了，母亲的心又悬了起来。她又在日夜牵挂着她的孩子，但这种牵挂与过去不同，过去是为了战争，为了革命，为了全国人民的解放。而现在是为了什么？希望在哪里？公道在哪里？真理在哪里？母亲困惑了。
这年冬天，家里连一棵过冬的大白菜都没有储藏。以往，这些事根本不要母亲操心，现在去军人服务社排 队也难买到。以往，人们见了母亲总是老太太长，老太太短地亲热异常，而现在都躲得远远的。
有一天晚上，司令部一位年青的参谋送来了100斤大白菜。在这种时候有人敢送白菜来，真是难得。参谋悄声地告诉母亲说：“慕政委在招待所里挺好，请老太太尽管放心。”母亲拿出钱来，参谋怎么也不要，并说：“如果要钱我就不会来送了。”
母亲十分感动，她请参谋坐了一会便问道：“文化大革命这样搞法，毛主席知道吗？”
参谋说：“这是毛主席亲自发动亲自领导的呀！”
母亲又问：“为什么挨斗的都是那些不顾流血牺牲对革命有功的好人？”
参谋说：“林副统帅说了，现在就是要革那些从前革过命的人的命。”
母亲还想问，参谋怕坐久了被人发现，便告辞了。
1 970年，运动有了反复，从大字报上揭露出，大哥早已被任命为北京装甲兵政委。因原政委不肯让位，趁文化大革命之机想把大哥整倒。现在这位不肯走的政委也被打倒了，因此大哥便被释放回家。
大哥虽然回了家，但并没有被解放，冬天又被赶出了将军楼。这一下可愁坏了母亲和大哥，那么多的书可怎么搬呢？
大哥从小就爱书，战争年代，马背上除了书没有别的，他用一件日寇的军用呢大衣换来了一部《海上述林》，进京后有了条件，他便省吃俭用，开始收藏古书。十多年来，他把所有的业余时间都用在跑旧书店上，顷尽所有的收入，收藏的善本、孤本书已有上万卷。他真是视书如命，爱书成癖。
母亲说：“你鞋子破了也不舍得买，就是舍得花钱买书。这下可好，这么多的书可怎么搬呀？”
过去搬家都有战士帮忙，现在一切都要靠自己动手了。幸好丰安插队还没有走，大哥便同他二儿子日夜赶钉木箱，又请来四姐夫张善田前来帮忙，晚上用小板车一车一车地运，运了四五个晚上总算运完。新居只有三个房间，除母亲一间外，其他房间都堆着书，因此大哥也只好在书上睡觉了。
母亲受到文革的冲击，明显的变老了，血压升高，又患了糖尿病。大哥因心脏病住院，大嫂下放到了云南。孙子孙女又插队到了延安，一个家七零五散。开始由二姐、三姐和我爱人秦梅洁轮换进京照顾母亲，后来只好由三姐夫曲希陶将母亲送到杭州大姐家，而后又去了福州三姐家，直到1973年12月才由大哥从杭州接回北京。
1976年粉碎了“四人帮”，母亲可高兴了。她说：“我早就知道会有这么一天，没想到会这么快。’’母亲又恢复了往日的欢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