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彦夫，1933年出生在沂蒙山区的沂源县张家泉村，从小家贫如洗，一天学没上过。1947年参军，打了上百次仗，立了三次功，负了十多处伤：淮海战役伤了腿，抗美援朝战争中没了四肢和左眼，成了“肉轱辘”。但他身残不失志，顽强生活，数年如一日地嘴臂并用，绑笔、抱笔配合，一个字一个字地写，出版了《极限人生》《男儿无悔》近60万字的自传体小说。人们称他是“中国的保尔”。
1950年10月抗美援朝，我任二十六军报社总编辑。朱彦夫在朝鲜是二十六军七十七师二三O团的一个班长。《战旗报》曾报道过他的事迹。六七十年代我任济南军区报社社长期间，曾两次看望、采访过他。2000年4月27日又乘车专程去沂源县南麻由武装部同志陪同去了他的住处（县民政局几个月前给他的新四合院）。
特残自立无悔
了解朱彦夫，要从20世纪50年代初说起。在长春军医大学附属医院里，昏迷已半年之久的朱彦夫醒了过来。此时他才发现，自己变成了重残人。两只手从腕以下被截掉，两只脚也不见了，左眼成了个“窟窿”，右眼看东西也模模糊糊。
1952年，朱彦夫才19岁。他是在抗美援朝战场上负伤后被送回国内抢救治疗的。
看到自己以往健全的肌体变得惨不忍睹，他一度产生了轻生的念头。医务人员的深情劝解，使他稳定了情绪。随后，朱彦夫被转入山东省荣军休养院。他生性好强，死，没有怕过；难，没有怕过，可最怕吃饭要人喂，走路要人扶，上厕所要人帮。朱彦夫清楚，在休养院优越的环境中，他那残而不废的愿望是难以实现的。于是，他请求离开休养院，回到阔别多年的家乡沂蒙革命老区。他要在学会走第一步路的地方，重新站立起来。
初回到家，母亲还是一口水、一口饭地伺候他。他谎称回休养院，藏进院内的一间小屋里。用以维持生命和练习生活自立的，是屋里不足十公斤的地瓜干、一瓦罐凉水。
他把碗、碟、长把勺、地瓜干摆在面前，两臂夹起勺子，还没等靠近碗边，勺子就掉了；用嘴叼起，两臂夹紧再舀，又把碗碰翻；好不容易舀上了“饭”，慢慢举起，刚一低头张嘴，就勺翻“饭”撒。一次、二次、三次……一个动作要反复练习上几十次、上百次。每“吃完”一顿饭，他都累得大汗淋漓，气喘吁吁。
他装假腿，练习行走同样艰难。先裹衬布，再缠绑带。一只残臂压住一头，另一只残臂缠绕。绕一圈，用牙咬住扯紧，再绕。一不留心，衬布、绑带就会松脱，只好从头再来。一副绑带长达六米，如此反复，有时半天时间都绑不好。而更难的还是套上假腿以后系皮带锁扣。那短而粗笨的残臂夹着长长的皮带穿插环扣，就像盲人手持丝线向针孔里穿引一般……终于大功告成，两条假腿都装好了！朱彦夫兴奋地抓过拐杖，一使劲站立起来，刚刚举拐抬腿，就摔倒在地。假腿被摔脱，一切又得从头开始。
痛苦中，朱彦夫陷入深深的回忆。朝鲜的那场空前残酷的阻击战让他难忘。地点是在长津湖以南，一座叫作250的高地。1950年底，当鸭绿江畔战火燃烧时，他毅然奔赴朝鲜战场。不久，他所在连队奉命坚守250高地，激战七天七夜，全连战士几乎全部阵亡，朱彦夫头部和四肢也负重伤。昏迷中，口渴如焚的他，竟将自己被打出挂在脸上的左眼球吞进了肚里！回国后，朱彦夫经过四十多次大小手术，被截去四肢，成为一个没有脚没有手的特等残废军人。党和国家关心他，把他安置在条件非常好的荣军休养院，并派了一名专护长期照顾他。他想，难道一辈子就这样躺在“功劳簿”上衣来伸手，饭来张口？不！成了“肉轱辘”，依然是战士！不能为国效力了，但绝不能给国家增加负担，而且还要锻炼生活自理能力，为党和人民再做贡献！考虑到休养院的环境不利于锻炼自理，他便多次找院领导软缠硬磨，终于在1956年冬回到了故乡张家泉村。吃饭、喝水、便解、装卸假肢……从专护照顾到完全自理，横在朱彦夫面前的是一座座几乎无法逾越的高山！但朱彦夫勇敢地接受挑战，刻苦锻炼自理能力。别的不说，只讲做饭、饮食，就可见其艰难程度：切菜，他用嘴咬住刀背，再用断臂下压，一把菜切两三段，做生生吃，做熟熟吃；烧火，将柴草铺在灶口，断腿夹火柴盒，断臂夹火柴，划十几下划着后，迅速扔到柴火上，燃烧的柴火时常烧着他的头发和眉毛；吃饭，难度更大，开始他不会操勺捧碗，只好把饭菜弄洒在桌面上，然后趴上去舔食……就这样，朱彦夫克服了常人难以想象的困难，终于具备了生活自理能力。当了25年党支部书记
人们经常在张家泉村的田间地头看到一位拄着双拐、戴着墨镜的硬汉子，他就是当了25年村党支部书记的朱彦夫。
1957年，站立起来又补习了文化的朱彦夫被推选为村党支部书记。他决心不让党组织和乡亲们失望。面对张家泉村的恶劣自然条件，要想把群众带上致富路，就是肢体健全的人，也是件难事。全村的党员和群众看中的是朱彦夫自强不息、克己奉公的精神。
张家泉村是个缺水村，每逢干旱，老百姓连吃水都很困难。一句顺口溜道出了这个村的困境：“有女不嫁张家村，挑水跑到西山根。去时穿双绣花鞋，回来磨破脚后跟。”解困必须有水。为此，朱彦夫心急火燎。他走山串沟，终于发现村西南半山腰有一股细泉水。
打井开始了，朱彦夫几乎天天都在工地上。有一天下了大雪，他说：“今天太冷了，打斤酒给井下的人喝，让他们暖暖身子。”他照顾别人的身子，却忘了白己的身子。井打到深处，他顺着斜坡来到井下，查水情，看进度。由于坡陡，腿部扭动幅度大、力度强，截肢处被假肢磨得钻心痛，渐渐地由痛变麻。他想卸下假肢轻松一会，便躲在一旁，使劲用牙咬，用残臂砸，往地上磕，可假肢怎么也卸不开。见此情景，有人急忙跑过去帮忙，才发现他的假肢和伤腿已冻结在一起了。
一位老人抱住朱彦夫哭着说：“你回家吧，由我们来回跑腿，给你说说情况，你在炕头上指挥就行了。”朱彦夫笑笑说：“要是两节腿真的长到一块，我还求之不得呢。”人们脱下棉衣轻轻地捂在他的腿上，不由分说把他背回家去。然而，第二天，他又出现在井场上。经过一个冬天的苦干，一口深6米、东西长24米、南北宽33米的大口井终于竣工了。望着地下水咕嘟咕嘟都往上冒，人们奔走相告：“咱张家泉村有奔头了。”第二口、第三口井也打成了。朱彦夫又带领群众把三条大沟用石头砌起来，涵涧泄洪，上面铺土，造出良田一百多亩。接着，架电、植树、造林的工程又上了马。五六十年代，张家泉村周围近千亩山地大都光秃秃，如今模样大变，山头是水保林，山腰是花椒和苹果林，地边是桑树，到处郁郁葱葱，生机勃勃。现在，这里已发展成为沂源县的花椒集散地，每年全县外销花椒一百五十多万公斤，张家泉村一个村就占了三分之一。
朱彦夫对生产、精神文明建设，始终抓得很紧，建小学、办夜校……事事都放在心里。在乡里，张家泉村既是物质文明建设的排头兵，又是精神文明建设的典范。乡亲们说，如果没有朱彦夫的大公无私、带头苦干，就不会有张家泉村的今天。当了25年村党支部书记的朱彦夫笃信一句老话：村看村，户看户，群众看干部。带头作用是决定性的。朱彦夫对家里人说：“咱家有个特等残废这一个‘特’字就够了，绝不容许再有‘特’字——特殊公民出现。”
他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他当村支书25年，工分不记、报酬不要，只靠国家发的几十元津贴过活。上边来人，几乎都是在他家吃饭，由他掏腰包。他常对妻子说：“村里的事就是我的事，谁家来个亲朋好友不得吃饭？”
他什么照顾也不要，却对乡里乡亲多有照顾。有的老人生活困难，他牵肠挂肚送些钱物。见老人的房子漏雨，他用白家的麦秸，请人修好。老人见朱彦夫全家吃的是瓜干煎饼，房顶也露着天，禁不住落泪：“他大叔，您这是舍了自己顾别人啊！”
用血肉和生命著书
写一本自传体小说，是朱彦夫梦寐以求的。他忘不了，在那血火交融、生死瞬间的朝鲜战场上，身负重伤的刘指导员在弥留之际叮嘱他的话：“一个连的消亡，在战争史上算不了什么。可要把反侵略战争的历程照实记录成文，传给后代，却是很有意义的。”
他也忘不了，1987年时任济南军区政委的迟浩田同志来看望他，听说他要写一本自传体小说，郑重地向他敬了一个军礼。
他写得很苦很苦。开始用嘴衔笔写，半天才能写出一个字来。写的字不成形，写着写着，口涎就顺着笔杆而下，湿透了稿纸。接着，他又学会用两支残臂夹笔写，用力小了夹不住笔，用力大了，残臂断面神经疼痛，脑涨目眩。后来把两种办法结合起来，嘴衔臂夹，弯腰弓背，摆头摆臂；或干脆把笔绑在右残臂上写。起初一天只能写十几个字，后来增加到几十个字、上百个字。儿女们看着父亲写得这样苦心疼了，提出由父亲口述，他们记录。
他拒绝了。他说，自己写，更能表达出真情实感。写出来的文章要对得起先烈，对得起首长才行。
长年的埋首写作，长期的心力交瘁，病魔接踵向朱彦夫袭来。先是左眼的空洞里不断往外流黏稠的黄水，且疼痛难忍；时而又发高烧，心跳加快，冷汗淋漓。医生警告说：“你患有严重的心脏病，四肢的创面也已经感染。再这样折腾下去，有可能再次截肢，还会有生命危险。”老伴陈希荣把他的笔、纸藏了起来。朱彦夫心急火燎地“命令”老伴拿出来。老伴不给，朱彦夫便从床上滚到地下，跪在了老伴跟前。夫妻几十年，陈希荣从未见他这样。她一把把他抱住，大哭起来。朱彦夫看着为自己操碎了心的妻子，也禁不住流下泪来。他想一定要把先烈们为了人民的解放事业前仆后继的英雄壮举写出来，一定要把共产党人为国为民的无私奉献写出来，一定要把一个特残军人自强不息、向生命极限挑战的奋斗精神写出来。就是不能出书，作为家史和资料留给子孙，也是有价值的。
1996年春天，朱彦夫拄着双拐出现在门口，长长地舒了一口气。他历时七年、七易其稿的《极限人生》出版后已四次加印，每次都很快被抢购一空。1998年6月，他又撰写了第二部自传体小说《男儿无悔》。他是用白己的血肉和生命写出来的。
挑战生命极限
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76周年前夕、抗美援朝战争胜利50周年这一值得纪念的日子里，我专程去朱彦夫住地沂源县南麻，代表迟浩田上将和我本人看望了他，采访了他。这是2000年4月27日我专程看望、采访他三年之后又一次两个抗美援朝战友的相会、相聚。
沂源县，是沂蒙山革命老区重要地区之一，是“沂蒙红嫂”发源地。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时期，迟浩田上将在这里战斗过，留下了他无私无畏、艰苦奋战的英雄足迹。那时，我在鲁中军区任前线记者，多次在南麻、鲁村、悦庄参加战斗、驻防，对沂源县人民为战争胜利火线上抬担架、救护伤员、送给养、送郎参军上战场的英雄业绩，永志难忘。
7月27日上午我到达了沂源县城南麻。下午1时半，在县民政局领导、县委常委、武装部王政委的陪同下，来到了朱彦夫的家。一座洁净、满院花草树木、六间平房的庭院映人眼前，此时我心潮起伏，激动不已，三年了，我们两个又见面了。一进房间，朱彦夫盘在床上，上半身前倾，连连用他那截过肢的胳膊上下摆动以表谢意，深情地说：谢谢！谢谢！当我说到，是代表迟浩田上将来看望你的，他感慨万分地说：感谢迟副主席关心，祝他健康，全家幸福。接着又转向我说：感谢二十六军老政委远道亲自来看我，战友情深啊！
当朱彦夫心情平静下来之后，我们相互畅谈了在朝鲜战场上的情景。时间过得真快，一个小时过去了，时针指向2时半。我与朱彦夫一直在情不自禁地回忆着他独胆坚守250高地的战斗情景。朱彦夫一边讲，一边用截肢的胳膊比画着，谈吐兴趣愈来愈浓。
他说：“一天一夜的强攻，敌人除了白白付出一百多具尸体外，硬是没能踏上高地一步。他们甚至疑惑，这狭小的高地上是否藏了千军万马，他们强大的炮火和飞机轰炸明明已把山顶削去了一大截，明明已经是寸草难生的高地，为什么总有志愿军战士令人难以置信、源源不断地冒出来，给予他们每一次冲锋以暴风骤雨般地还击。’
“敌人心惊肉跳，他们实在搞不清楚高地上到底还有多少炸不死、打不烂的志愿军战士在挡着他们的去路。他们连滚带爬地惨叫着退下高地，蜷缩在悬崖下，惊魂不定，又开始对着高地喊话，喇叭里传来的劝降声胆怯而又嘶哑，像一只快被拧断脖子的恶犬垂死前歇斯底里的哀鸣。”
他沉思了一下，继续回忆着：
“雪不知什么时候停了。乌沉沉、湿漉漉的帷幕像是猛然间被撕开一道硕大的口子，明亮而刺目的阳光瞬间挤破厚重的云层，齐刷刷地聚成一道道光柱，争先恐后地泻向雪地。
“寒冷忘记了，饥饿忘记了，疲惫忘记了，伤痛忘记了，随之而来的是无尽的力量，饱满的精神，昂扬的斗志，必胜的信心！我忍不住在铺满雪花的阵地上兴奋地打了一个滚，原本冰冷彻骨的雪地竟是这般暖融融的，像是一层吸尽了太阳所有光热的棉被，暖暖和和、严严实实地把我拥了起来。”
他放大了喉咙，激奋地说：
“敌人的喊话还在断断续续地传上山来。这帮愚蠢、怯懦的家伙要是知道此刻阵地上只有一个人，他们这番口干舌燥的鼓噪仅仅是说给一个人听的时候，自为‘联合国军’、曾经狂妄不可一世的他们，该感到怎样的尴尬和蒙羞！”
讲到这里，朱彦夫幽默地说：
“我独自享受着这份‘优待’。对他们的鼓噪，我已经懒得去听。投降？我朱彦夫的大脑里根本就没有这个词儿！我鄙夷地瞥一眼敌人喊话的方向，‘骨碌’一个滚身跃进壕沟，找来几片破碎的衣物，从容地缠在脚上。’
他向我对视了一下，喝了口水，重新扶了扶眼镜继续说：
“战友们遗留下的枪支弹药还足够我用一阵子的。我四处搜集了十几颗手榴弹，然后把三挺轻机枪分别架在不同的三个方位上，每个位置旁都撂下几个压满子弹的弹夹，这样打起来容易迷惑敌人，让他们一时摸不准阵地上的火力和人员配置情况，可以最大限度地拖延时间，等候大部队的到来。
“一想到大部队即将到来，我周身的热血又一下子沸腾起来，想到不久就会有千千万万的战友们蜂拥到我身边，和我并肩作战，我不再觉得孤单和无援！战友们，快快来到吧！大部队，快快来到吧！来痛歼敌人，来为我们全连死难战士们报仇雪恨！
“在我焦躁不安的期待中，敌人开始攀爬悬崖了。先是探头探脑，见阵地上一片死寂，并无反击，这才放下心来，互相打气壮胆，躲躲闪闪向着阵地前沿摸进。
“我把三挺机枪按西北一东南方向排成一字形。此时的我就卧在西北方向的这挺机枪的后面，屏息静气地等着敌人靠近。
“敌人胆子渐壮，渐渐朝一块聚拢，离我只有六七十米了。我一声大吼，猛然跃起在壕沿上，端起机枪，狠狠地扣动了扳机，像是一阵飓风掠过，冲在最前面的敌人扑通通倒下十几个。没等惊惧慌乱的敌人做出反应，我迅速撂下机枪，俯身抓起早就准备好的手榴弹，嗖嗖地扔进敌群，爆响声中夹杂着敌人的鬼哭狼嚎。随即，雨点般的子弹狂射了过来，打得阵地前沿一片弥漫。而此时的我，早已冲到第二挺机枪的掩体内，调整枪口，又是一阵猛射。随后又是第三挺机枪炒豆般的怒吼。“这时的我，早没了孤军奋战的紧张和不安，反而暗自得意，这样多好，自己又当指挥，又当士兵，自己指挥自己，忽东忽西，忽前忽后，像一个神出鬼没的幽灵，打得敌人晕头转向。有了这种轻松和无畏，换来的就是超常的斗志！…
我问他，后来结果怎样？朱彦夫豪情而又悲壮地说：
“敌人蜂拥而上，他们也已经判断出阵地上实在是已经没有多少抵抗力了，他们分散开来，嗷嗷叫着向我所在的中间阵地压过来。我快速换上弹夹，枪托刚顶到肩窝，眼前忽然‘扑通扑通’接连落下i四颗手榴弹，正‘嗤嗤’冒着青烟，我想也没想，扔下枪，抓起一个就扔给了敌人，提起枪刚要滚到一边，就听见一阵‘轰隆隆’的巨响。仿佛一下子炸裂了自己的身躯，眼前一道火光闪耀，自己整个人好像都随着那火光飞向空中，骤然而至的一阵轻飘飘的恍惚后，我便没有任何感觉了……”
我在2003年“八一”前夕代表迟浩田上将看望朱彦夫时，他滔滔不绝地向我说，和你老政委相聚，顿觉又回到了五十年前抗美援朝战地，又回到了“一把炒面一把雪”的险恶环境，一曲“雄赳赳气昂昂”的鸭绿江战歌回响在脑海里。
他在朝鲜250高地战场上独胆英勇作战的光荣事迹，让我的心灵震撼了，一个“最可爱的人”、一个“特殊材料制成的人”的高大形象不止一次地展现在我眼前。
“你谈一谈，你对一个人人生价值的看法？”我直截了当地向朱彦夫发出了提问。
朱彦夫陷入了沉思：是啊！这几十年来我常常在思索着一个问题，人活着究竟为了什么？
请看下面他铮铮有声、铿锵有力的回答：
“人的生命有两部分，一部分是躯体，一部分是精神。在我看来，精神生命才是第一自我。我虽无四肢，但务求精神健全，做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这样，就活得有价值，就活得像个人样。”
“你重伤致残五十多年，这种常人难以想象的生活，你是靠什么支撑着走过来的？”我追踪着提问。
“一个靠的是信念和精神。我坚信‘行源于心，力源于志’。困难达到了极限，剩下的就是一种重复。只要信念不倒，精神不垮，就没有过不去的火焰山。”
“但你毕竟经受了比常人多得多的痛苦和磨难，你有过幸福吗？”“在别人眼里，我似乎没有什么幸福可言。但我以为，幸福是有层次的。起初，自己走几步不摔倒，就是一种幸福；在村党支部书记岗位上，为群众多办点好事，也是一种幸福。苦熬七年，写成《极限人生》这本书，奉献给社会，这更是一种幸福。奋斗着，就是幸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