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历程(三)从七七事变到1942年的“铁壁合围”

王称固 发表于2019-12-12 16:42:51

    一、抗战初期在“濮、范、观”三县的斗争

    1937年冬,我奉党组织的指示,以鲁西特委代表的身份,回濮县工作。

    濮、范两县是山东省西部党组织基础最好的县份。1932年,濮、范两县就发展和建立了党组织。同年,河北省委代表、直南特委书记黎玉、特委巡视员刘晏春在濮县直接领导“分粮、镇压地头蛇”的武装斗争,成立了夜聚日散的游击队。1936年春,党组织遭受破坏,党组织领导人孔繁阁、王登明等被捕,白色恐怖严重,党组织的活动进入低潮,但党的活动并未停止,只是工作和斗争方式有所转变,活动更加灵活隐蔽。同年5月,黎玉调任山东省委书记,刘晏春任鲁西特委书记。为了安全,范县工委书记于子元利用关系转移到鲁西菏泽、曹县一带发展建立党的组织,徐斌任山东省委交通员,其他绝大多数党员仍在当地坚持斗争。范县乡师1932年入党的一些同志仍在家乡以教书为掩护继续进行党的工作。6月,马功岑任濮县县委书记,范县由县工委改为县委,王继魁、金瑞任正副书记。1937年2月,张成一任濮县县委书记,马功岑以鲁西北特委组织委员身份直接领导濮、范、观三县党的工作,公开职务为濮县高堤口乡乡长。西安事变后;全国形势好转,据范县党史资料记载,至1937年上半年,濮、范两县除建立了县委外,还建有区委6个,支部45个,有党员300余人,有党员关系的村庄120个。1937年冬,我到濮县时,濮县县委书记由张建国担任。郭超、刘培岑和我任县委委员。郭超任县委宣传部长,我任县委组织部长。张建国又叫张继彻,是濮县赵庄人,也是我在濮县的小学同学,先在菏泽六中读书,后又到曲阜师范读书。解放战争时期,他在晋南的一次战斗中牺牲了。郭超,又名郭海容,是济南乡师的学生。

    濮县、范县的党组织一直重视武装斗争。1937年七七事变后,鲁西特委通过与范筑先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关系,在濮、范、观三县设立政训处“办事处”,派出的人员是平津和济南等地的学生或高级知识分子,如张舒礼、张福庆、高衡等,其中多数是共产党员和民先队员,郭超就是这时以政训员名义被派去濮县的。因他们有公开合法关系,与当地政府搞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开展抗日宣传工作,举办抗日训练班,组织救亡群众团体,组建抗日武装等等。政训处对领导和推动当地各项工作均起了很大作用。

    1938年春,范县政训处于事、共产党员周子明被范筑先委任为范县县长。濮县政训处干事、共产党员张舒礼任濮县县长,继后又被任命为观城县长。共产党员管大同被任命为寿张县长。共产党员当了县长,这对开展当地党的工作自然更为有利了。

    1937年冬至1938年春,濮县成立了各界“抗敌后援会”,会长马功岑、主任张廷斋(都是党员)。同年,又成立“抗日救国会”,濮县共产党员王师然先在县的“抗日救国会”工作,后又调抗日救国总会(驻濮阳)青年救国会工作。

    在党的领导下组建的以范筑先为番号的武装有:

    第十三支队。创建于1938年1月,司令员冀炳南(原名冀振国)。冀炳南同志抗日爱国、进步开明、拥护党的主张,后入党,成为党的重要领导干部。副司令员王青云、政治部主任汪毅、一团团长胡铁军等均为共产党员,为鲁西特委所派。在濮县、范县党组织的协助配合下,在部分共产党员、民先队员的带领下,动员组织了大批抗日进步知识青年、农民参军,人员多时近1000人,成立了4个团,1个独立营,长时间驻在濮县古云集一带。这支武装是共产党领导和组建的,它成立后又有力地支持和推动了地方党的武装工作。有段时间,县委就曾住在古云集十三支队。同年10月,十三支队到鄄城,当地国民党反动派头子王金祥,对十三支队怀恨在心,调动反动军队进攻十三支队,十三支队终因寡不敌众受挫。王青云、汪毅被敌杀害,冀炳南、张方(团长)到了清丰县直南特委。同年冬,他们随八路军三四四旅六八八团一部到’濮、范一带活动,在当地党组织的配合下,原十三支队的数百人又重新组织起来,更名为八路军黄河(冀炳南)支队,后编入杨得志领导的冀鲁豫支队。冀炳南、张方被吸收为共产党员。

    第二十七支队,原是濮县县委军事委员刘培岑于1937年冬支持和创建的一支抗日游击队。共产党员王玉德、王虎臣为正、副支队长,1938年春取得范筑先部队番号,改为第二十七支队。共产党员张廷斋任政治部主任。濮、范两县县委还先后派去一批共产党员加强这支部队的领导。该支队人员最多时有2000人左右,成分较为复杂。以后曾任过濮县县委书记的祖化石和李坚同志,当时都在第二十七支队工作过。除上述协助和扩大十三支队、二十七支队外,我们新组建的武装还有:

    “濮县抗日义勇队”。1937年冬,濮县县委建立了“濮县抗日义勇队”。早在1935年,濮县就开展过“分粮反霸”“夜聚日散”的武装队伍,有的区委、支部仍保留部分武器,其中李桥、徐庄支部枪支最多;马功岑是濮县最早的党员之一。七七事变后任高堤乡的乡长,是当时党在濮县掌握的唯一的乡级政权。有了这个有利条件,在刘晏春、刘培岑的直接领导下,里应外合,顺利地缴了民团的械,缴获枪支90支。从此,正式成立了“濮县抗日义勇队”,队长刘茂斋(党员)。1938年7月,冀南建立了抗日根据地,马功岑首任邯郸抗日县长,多次受到冀南行署的表扬,被授予模范县长的称号。1939年冬,我和他共同参加一个会,听八路军一二九师邓小平政委传达中央的指示,这是我们最后一次见面。1941年,上级调他到斗争环境更加艰苦的永年县任县长,后又到永肥县任县长。1942年底,他遭到日伪军的袭击,在打退敌人9次猛扑后,终因寡不敌众,身中数弹身亡,牺牲得非常英勇。为纪念他,上级决定永肥县改名为功岑县。

    “范县抗日义勇队”。1938年3月,范县县委也建立了一支武装——“范县抗日义勇队”,80余人,队长石镜轩(党员)。不久,濮、范两支武装并入直南特委领导的四支队,改为四中队,张成一为指导员。从此,马功岑也调四支队,任支队民运科长。以后四支队发展到300余人,编人陈再道、宋任穷领导的八路军东进纵队,改为第七支队。

    同年5月,濮、范两县县委又接连组建起武装,名为“濮县抗日游击队”、“范县抗日游击队”。后两支武装合并,人枪100余,队长鲁德明是濮县人,共产党员。不久,又与直南特委领导的武装合并,成立八路军黄河支队,共300人,由鲁德明任支队司令,后又编入八路军冀鲁豫支队。当时,抗日运动处于高潮,特别是八路军主力到达冀南后政治影响很大,群众要求参加八路军的热情很高,兵源好解决,重要的问题仍是如何弄到枪支。刘晏春、郭超、高黎光和我都从濮、范两县背(拿)过枪支到清丰县梁村交给直南特委。为弄枪支,甚至绿林弟兄、会道门的工作都曾做过。有一次,我们的一支匣枪被范筑先的二十一支队弄走了,为要回这支枪,不知费了多少周折,我还亲自找过范筑先,却始终未要回。

    1938年夏,原来的冀鲁豫省委在南宫、冀州召开全省活动分子会议,县委书记以上的同志参加。我作为范县县委书记,张继彻作为濮县县委书记参加了这个会。当时张承先同志是鲁西北特委书记(驻临清),徐运北是鲁西特委书记(驻聊城),王从吾、刘晏春代表直南特委(驻清丰县梁村),他们都参加了这次会议。这时,濮县、范县党的组织归直南特委领导,冀鲁豫省委活动分子会后不久,濮县、范县又划归鲁西特委领导。张继彻在南宫开会后就留在冀鲁豫省委党校工作。郭超这时也离开了濮县,到直南特委当宣传部长。他俩走后,濮县、范县合并为一个县,我任县委书记。同年10月,我代表濮县党的组织到了聊城,把党的关系转到鲁西特委。我首先找到张霖之和徐运北两位同志,他们决定把濮、范两县党的组织还是分开,濮县县委书记高黎光,范县县委书记刘庆三。我作为鲁西特委代表,住在濮县、范县、观城、朝城东南。观城党的组织发展较晚,朝城更晚(观、朝二县,包括濮县的上堤古云集一带,现已统统划给莘县,濮县、范县现今并成范县)。观城的党组织是1938年的春天才开始建立,是濮县去的党员在那里发展的。当年秋天有10多个党员,最早的是张绍迪,另一个是他的弟弟张化民,还有史楼的几个党员,并且成立了县工委,工委书记是张化民。

    朝城的孙大坤同志(孙超,老红军)回到家乡,发展了党员,他把党的关系交给了我,我派陈东升同志去联系。陈东升也是1936年被捕的8个人中的一个。1937年他到了延安,1938年回来,先是担任莘县县委书记,后来鲁西特委派他来濮、范、观三县。孙大坤同志从八路军一二九师来,到了临清一带成立了冀鲁边支队,任支队长,彭天琦同志任政委,归鲁西北特委领导。后来孙大坤同志回到朝城家乡,就在当地建立了党组织。因此可以说,朝城党组织的建立首功归于他。张舒礼同志,聊城范筑先部队的政训处开始派他到濮县,1938年又从濮县调到观城当县长。当时张舒礼还不是党员,是民先队员。县政府秘书张福庆,当时也是民先队员。1938年10月日军进攻聊城,范筑先牺牲,鲁西特委就撤到十支队,十支队活动的地方主要是冠县、馆陶一带,当时张霖之同志也去了。

    范筑先是山东馆陶人,1904年加入北洋军,后调入天津北洋陆军讲武堂炮兵科深造。1913年后,任中央陆军第四师炮兵营长、补充团长、师参谋长和第八旅旅长。后因厌恶军阀混战,抛弃高官厚禄,辞去第八旅旅长职,回乡隐居,更名“竹仙”,效法古代志士仁人。1926年,国民革命军出师北伐,他毅然复出,投入冯玉祥部下,更名为筑先,被冯委任为高级参议、汉中镇守使署参赞。1930年中原大战中,任冯部第一路军参谋长。1931年回山东,任韩复榘第三路军少将参议。1932年5月,被任命为山东省沂水县县长,第三路军指挥部军法处处长。1933年11月,任临沂县县长。1936年11月,升任山东省第六区行政督察专员,保安司令兼聊城县县长。1937年七七事变后,任山东省第六区游击司令员,为坚持抗战,在共产党的帮助下,领导建立了鲁西北抗日根据地,成立了20多个县的抗日政权,使鲁西北成为坚强抗日堡垒。1938年11月13日,日军两个联队从济南出发,进犯聊城。14日,日军将其所部六七百人包围在聊城。范率部应战,打退了日军多次进攻。15日,日军在得到大批增援部队后强行攻击,双方血战多时,终因敌众我寡,城门被日军攻破。他亲率余部与日军展开激烈的巷战。战斗中身受重伤,不甘被俘,举枪自戕。壮烈殉国后,举国震悼,国共两党都为其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会,高度评价了范筑先的抗战业绩。

    在范筑先部队内部,进步和反动两派斗争很激烈。政治部实际上是党领导的,司令部被参谋长王金祥控制,此人很反动。十三支队把濮县的一个反动县长江鸿元打死了,王金祥马上就带着部队把十三支队打垮了。当时十三支队的两个共产党员副司令员王青云、政治部主任汪毅,都被王金祥杀害了。十三支队司令员冀炳南同志和团长张方同志通过党的关系到了清丰直南特委的梁村,又通过特委介绍到八路军主力三四四旅六八八团,和当时的副团长谭健同志、政治处主任张赤民同志以及李一非同志联系上了。联系建立以后,谭健、张赤民和李一非带领六八八团一部到濮县活动,将原十三支队先前被打散的人员又组织起来,新成立为一个支队,跟六八八团一部到濮县活动,冀炳南任新成立支队的领导。这时大约是1938年底和1939年春。

    二、鲁西“二地委”与东进支队

    1939年1月,中共中央六届六中全会召开以后,根据全会的精神,冀鲁豫省委分开了,成立了鲁西区党委、冀南区党委,同时成立了一个小冀鲁豫区党委。

    1939年1月,鲁西区党委在馆陶县成立,书记张霖之,组织部长赵镈,宣传部长朱则民,民运部长徐运北,秘书长赵一萍。下边划了7个地委:一地委辖冠县、馆陶、丘县、堂邑、莘县,地委书记张炳元,组织部长许梦侠;二地委辖聊城南部、阳谷、东阿、寿张、濮县、范县、观城、朝城南,书记申云浦,宣传部长黑伯里,战争动员部长徐冀,我任地委组织部长。泰安以西也成立了1个地委,开始段君毅任地委书记,后由袁振接任。不久,以郓城为中心成立了七地委,梁仞千任书记,组织部长孙廷甫。

    二地委书记申云浦,是山东阳谷县安乐镇人,高小毕业后入阳谷师范讲习所学习。1930年8月考入山东省立聊城第三师范读书,193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从1934年起,他就担任鲁西县委委员,对鲁西一带的情况非常熟悉。二地委初成立时,没有设机构,申云浦和徐翼主要在北部的阳谷、东阿、寿张、聊城东南一带活动,我在濮县、范县和观城一带活动。黑伯里是临清人,对二地委所辖各县不太熟悉,有时申云浦也到南面来。当时地委的工作重点是建立和扩充武装,北面徐翼带领的一支武装离日军较近,斗争也较艰苦;南面原范县县委书记刘庆三带领的武装,靠近杨勇的六八六团和东进支队师部罗荣桓部,条件较好一些。 

    1938年12月,八路军一一五师政委罗荣桓和代师长陈光率师部及第三四三旅六八六团(杨勇任团长兼政委)约5000人,代号“东进支队”,奉命从晋出发,于1939年3月到达鲁西地区的郓城以西与鄄城交界的地方。我很快与杨勇团长见了面,我们相互都很高兴。从我来讲,地方党员和群众有了军队做靠山;从主力部队来说,除解决给养问题外,更重要的是可以补充兵员,这样,主力部队才能扩大。当时,师部领导驻在东平湖的几个村里,杨勇带我去过两次,第一次我见到罗荣桓政委,第二次在罗政委的住处见到了朱瑞和徐向前,并一起听取了罗政委的指示。当时朱瑞任山东中央分局书记,徐向前任八路军第一纵队司令员。1939年7月6日,八路军总部命令,黄河以北鲁西北地区的军事斗争归一二九师领导,黄河以南的军事斗争归一一五师领导。一一五师进入鲁西地区后,成立军政委员会,书记罗荣桓,委员陈光、王秉璋、黄励、张霖之、赵镩、朱则民、徐运北、段君毅等。

    1939年3月2日,“东进支队”到达郓城以西,3月3日,杨勇率领的六八六团就在郓城县樊坝,全歼郓城伪县长刘本功部一个保安团约800人,缴获机枪13挺、步枪500支。之后,杨勇率部留在运(河)西地区,创建运西根据地,罗荣桓、陈光率其余机关部队东进泰西地区(泰山以西、运河以东)。罗、陈抵达泰西后,在东平县与山东纵队六支队会合,这时鲁西区党委亦在泰西,在地方党委和地方部队配合下,八路军多次英勇打击日伪军,其中著名的有陆房突围战和梁山伏击战。梁山伏击战。1939年5月,日军驻山东最高指挥官、第十二军司令尾高龟藏调集日伪军8000余人,分九路直扑泰西根据地。11日,第一一五师机关、部队及地方党政机关3000余人在肥城以南陆房村一带被敌包围。在陈光指挥下,激战一日,打退敌人多次疯狂进攻,以伤亡360余人的代价毙伤日军大佐联队长以下1200余人,并于12日拂晓安全转移到东平县东部。

    陆房突围战,是八路军一一五师入鲁后同日军的第一次大规模作战,是一次以少胜多的模范战例。1939年7月底,一一五师政委罗荣桓在梁山召集二、七两个地委的同志开会,我和七地委书记梁仞千到达师部驻地梁山。会还没开,日军突然进犯梁山,师首长决定,在陆房周围凭险据守,待机突围。8月2日,一一五师在梁山南设伏,向自汶上县城出动的日军第三十二师团一股步炮混合部队发动进攻,六八六团发挥近战威力,从敌人警戒的间隙突出敌人包围圈。这次战斗,除少数敌人逃窜外,大部敌人被歼,歼灭日伪军1300余人。其中击毙日军少佐田敏江大队长以下300余人,俘13人,缴获野炮2门、九二式步炮1门、机枪15挺。这次战斗,保存了革命力量,是一次胜利的突围,对坚持边区敌后游击战争具有重要意义,受到八路军总部的表扬。战后,我第一次看到了日军的野炮、步炮和俘虏。

    樊坝、梁山、陆房三次战斗,对鲁西地区的发展影响很大,可以说,“东进支队”的到来,对鲁西地区的形势变化起了决定性的作用,泰西、运西抗日根据地蓬勃发展。首先是泰西地区成立了行政委员会,各县建立了党领导的政权,接着运西成立了专署,杨勇兼主任,梁仞千任副主任。寿张县政府建立,随一一五师来的郭少川任县长(先头是党内民主人士任县长)。少川同志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曾任过昆明市委书记,在云南工作了半个多世纪,他们夫妇二人现仍然健在。

    1939年的一天,我到徐翼带领的游击队驻地东阿县的刘河所村。突然,东阿城日军出动了8辆汽车包围了这个村。徐翼带部队很快突围出去。我和一个交通员在一起,还带着一些文件,发现被包围后,我骑车就往外冲,可是已经出不去了。在交通员的帮助下,我翻了五道围墙,钻进包谷地里才冲出了敌人的包围圈。交通员叫靳怀礼,是1936年入党的老党员,年岁较大,是个地道的农民,濮县人,和于子元是一个村的。当时这样默默地帮助着我们的人民群众何止千千万万。

    突围后我找到东阿县委书记苏民,通过他找到了徐翼带领的游击队,终于安全了,但我骑的自行车和党的文件却丢了,还好那些都不是机密文件。那一次,我们虽然被冲垮,但没有人员伤亡,游击队很快又集中起来了。我在徐翼那里待了几天,又到阳谷,见到了申云浦书记,向他汇报了情况。云浦仔细听了我的汇报后,对我进行了勉励。申云浦是一位非常平易近人的领导,我在他的领导下工作非常愉快。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他曾担任贵州省委副书记,离休后也一直致力于党史工作。

    在这里我特别怀念徐翼同志。他1917年生于辽宁省吉安县,1935年入党,曾组织领导东北大学工学院部分教职工参加北平一二•九爱国学生运动。1937年七七事变后,随平津流亡学生到山东聊城,分配在第六区政训处工作。1939年任二地委委员、军事部长、八路军先遣支队四大队队长、支队副司令员。1941年任运西军分区副司令员。1943年任运西军分区基干团政委兼临泽县委书记。1944年在讨伐郓城伪县长刘本功的战斗中牺牲。为纪念徐翼烈士,1947年在阳谷、东阿边界设徐翼县。

    八路军东进支队(一一五师)到运西地区后,范县成立了八路军工作团,地委机关随工作团曾在黄河南的范县、寿张地区活动。由于发动群众的工作做得充分,又有我军正规部队做坚强后盾,当时的军事、政治形势较好,老百姓参军踊跃,我们的武装队伍发展也较快。到1939年底,鲁西区建立了14个县的抗日民主政权,部分地区还实行了减租减息运动和民主选举政权。

    1939年11月,二地委撤销,濮县范县、鄄城、寿张、观城多数县划归运西地委领导,阳谷、东阿归运东地委。1939年冬,我调离地委到区党委组织部,高黎光接替我任地委委员、组织部长。

    1940年4月15日,鲁西各界在东平县昆山召开代表大会,决定将鲁西北、泰西行政委员会合并,成立鲁西行政公署,选举肖华、段君毅为正副主任,9月,肖华调任一一五师政治部主任后,段君毅接任主任。此时,我已到山西省太行山北方局党校学习。

    三、到北方局党校学习

    1939年秋末,我离开二地委到鲁西区党委组织部工作。在这里,我第一次见到了段君毅同志。段君毅是山东濮县白衣阁人。濮县建党早,党的组织数量多,基础好,那时白衣阁就有共产党员。相隔几百米的陈楼,当时被称为红色堡垒,1935年就有夜聚日散的党领导的武装组织。我到鲁西区党委时,段君毅当时是鲁西区党委委员、“泰西行政委员会主任”(为鲁西行署的成立作准备)。赵镈同志是区党委委员、组织部长。我曾在向赵镈同志汇报工作时,只谈工作的具体过程,没有总结归纳,因此赵镈认为我的理论水平太低,让我到组织部当干部科长,而我原来担任的二地委组织部长一职,则由刚从鲁西党校学习回来的高黎光同志接替。我在心底下犯起了嘀咕。因为高黎光的文化水平比我还低,他人党还是我介绍的,而且我俩是亲戚,那时高黎光仅有19岁,我也只有22岁,对一些个人得失有看法是正常的,因为每个人都会有欲望。工作一段后时间我才明白,赵镈同志实际上是想多帮助我一点,才让我在他身边,在他直接领导下工作。不久,赵镩到鲁中南任区党委书记,时间不长就在日军“扫荡”中牺牲了。我虽是组织部干部科长,实际上组织部就是我背着一个皮包,里边放着文件,行军打仗都背着。段君毅同志了解到我的情况后,提出让我到延安中央党校去学习,赵镈立即表示同意。当时值党中央准备召开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鲁西区的“七大”代表、区委委员、民运部长徐运北同志也要去延安。区党委决定我和三地委宣传部长颜竹林、四地委组织部长刘玉琳、二地委委员王伯瑾、馆陶县县委书记静书润5人随徐运北同志去延安。

    我们从泰西地区出发,还赶了1匹马,驮了l驮阿胶,准备到延安时送给毛主席。记得有一次过铁路时,附近有敌人的炮楼,子弹从头上“嗖嗖”地飞,我弯着腰,小心地向前移动,帮我们赶马的交通员见状,笑着说,别害怕,子弹离头顶还高着呢。原来他们经常护送干部过敌人的封锁线,比较有经验,只要听声音就知道子弹的距离。

    我们走了几十天,于是年冬,到达了太行山的武乡县。山东分局书记郭洪涛、山东省纵队司令张经武和山东各地区的“七大”代表已先我们到达了。

    武乡县是八路军“前总”和中共中央北方局的驻地。当时,总指挥朱德,副总指挥彭德怀,副参谋长左权以及北方局书记杨尚昆等许多重要领导人都住在武乡。

    我们住在北方局招待所,等待出发去延安。不料,这年12月,阎锡山发动反革命政变,去延安的路被堵了,延安去不成了。几个月后,1940年春,以郭洪涛、张经武为首的山东省参加“七大”的代表团,经晋察冀和晋绥地区去了延安,原计划去延安中央党校学习的各地区的几十个同志就只好留在北方局党校学习。学习期间,朱总司令常来党校和我们一起听课,看望大家,我们还参加过朱总司令的“祝寿会”。当时主持北方局党校工作的是杨献珍同志。北方局党校学员,绝大部分是经过长征的红军团以上干部,少部分是七七事变前入党的县以上干部。我们这期有陈再道、李成芳等军队干部,支部书记刘华清(后曾任过国家军委副主席),陈再道和山西决死队的团领导胡荣贵在一个党小组,因胡荣贵文化程度较高任小组长,我是另一个小组的小组长。我们两个小组同在一个农家院内住了4个多月,我至今还记得许多人挤在一间窑洞的日子,那时我们都很年轻,艰苦却很快乐。胡荣贵同志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也长期在云南工作,曾任昆明军区副政委。

    我们在党校学习的内容有《联共党史》、“党的建设”、“政治经济学”、“中国通史”等,课程基本上与中央党校的学习内容是相同的。为我们上过课的领导有彭德怀、杨尚昆、罗瑞9即、杨献珍、傅钟(时任八路军前总政治部主任)、徐懋庸(抗日军政大学教员)、周恒(时任前总政治部组织部长)等。我们不仅学习马、恩、列、斯的著作,还学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这是我第一次比较全面、系统地学习马列主义,并且接触面宽,领导和学者们高屋建瓴的见解,引领我们开阔了眼界,点亮了思想。这次学习对我的一生可以说是受益匪浅,对我的人生观的改造也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四、到鲁西区党委党校工作

    1940年8月,“百团大战”后我回到鲁西地区,区党委决定我到区委党校工作。区委党校的校长由区党委书记张霖之同志兼,我任总支书记,方志西任组织科长,颜竹林任教育科长。党校的日常工作由我和方志西、颜竹林等具体来做。区委党校一般随区党委一起活动,不在一块活动时,我们就随抗大六分校和筑先学院一块活动。我们在山东阳谷、东阿两县交界的地方行动。《水浒》中武松打虎的故事就发生在这里,我们在行军中还到过景阳岗,但是这里已与小说中的情景大不相同了,土岗还在,但看上去只是个山丘,树也很少了。

    鲁西区党委对教育十分重视,除书记张霖之兼任区委党校校长外,区委委员、行政公署主任段君毅同志兼筑先学院的院长。此外,各专署还建立了抗日中学,每3个村,或是根据村民的多少和村庄距离的远近,建立了许多抗日小学,故各县建有完小,成年人则办识字班或读书班。运西抗日中学由寿张县的抗日县长郭少川任校长。筑先学院以及抗日中学为革命培养了大批干部,许多解放战争时期的县以上干部,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一些省部级干部都是从这些学院和学校中走出来的,如任过国务院副总理的田纪云就是鲁西抗日第三中学的学生。五、任运西地委委员与任范县县委书记

    1941年秋,我离开鲁西区委党校到运西地委工作。地委书记是万里,组织部长苏来舟,宣传部长柏华。我任地委委员,实际是到范县当县委书记。原来的县委书记鲁森改任副书记兼宣传部长,原来的组织部长王文任组织部副部长。

    1941年到1942年,是华北抗日根据地最艰苦最困难的时期,尤其是平原地区,日、伪军大“扫荡”连续不断。内黄、濮阳县交界的沙区,日、伪又采取了“三光”政策,即人杀光、东西抢光和房子烧光。范县当时是冀鲁豫边区根据地的中心地区,是当时华北根据地没有被日伪军占领的很少的几个县之一。军区、区党委经常在这里活动,且驻有军队后勤、学校和大量的伤病员,所处地位十分重要。因此,这里经常遭受日、伪军的大“扫荡”,日、伪军所到之处均采取“三光”政策。除受日、伪军的“扫荡”破坏外,这里整个地区人民群众的生活也很苦。由于贫困,地主、富农的数量少,中农仅能平时吃饱饭,有时还要吃树叶,晚饭只能喝稀汤,贫、雇、佃农的生活更苦,有时生命都难以维持,因此工作非常艰苦。

    六、“九二七”铁壁合围与民主民生运动

    1942年9月27日,日、伪军分8路向我范县、濮县为中心的边区包围,妄图一举消灭我党、政、军领导机关,这被称为“九二七”铁壁合围。军区司令员杨得志事先得到情报,指挥军区、区党委机关转移到外线。这时范县县委、县政府驻在一区葛口村。9月27日的早晨发现了敌情,政府秘书苏××通知县委说西边发现了敌情,我们就往东走。“铁壁合围”的中心地点是范县,范县的中心是旧城。县长成润同志到了草崮堆一带,随军区政治部主任曾思玉向东突围,经过黄河故道到了昆山(梁山附近),当时曾思玉带着军区的主力部队一部往东打,从那儿到郓北、昆北一带,往东突围的群众、部队和机关人员共几万人。我在途中遇着了范县独立营,没往东去,随着独立营往东北方向突围到寿张、范县交界处的莲花池一带,冀中区党委书记黄敬率部住在这里,我和独立营就随他们行动,以后到了老范县以西樱桃园,即现在的范县县城。不几天,敌人撤走。当时运西专署的秘书主任农康也随着我。在反“扫荡”中,我军击毙、击伤和俘虏日、伪军300余人,但由于敌人实行“三光”政策,我方伤亡和被俘、失散的人数更多。

    在敌人的整个“扫荡”过程中我没有离开过范县县境。日、伪“扫荡”一结束,我立刻作善后工作。现在看来,当时工作是积极努力的,但有些工作可能没有做好。当时工作中存在一个大的问题,就是没有开展群众运动。

    日、伪军合围我们的前几天,刘少奇同志从华中到延安路过观县,在红庙听取了冀鲁豫边区党、政、军领导的汇报后,既肯定了成绩,又严厉地提出批评,指出存在的中心问题是:没有开展群众性的民主民生运动,没有很好地发动群众。少奇同志强调指出,农民饿着肚子能抗日吗?不搞减租减息就没有群众,就没有根据地。这个批评对我的震动很大。当时边区党、政、军领导层层做了检讨,我也不例外。刘少奇同志走后,区党委立即组织了政民工作队,由区党委委员信锡华率领,准备先从濮、范两县开始搞。但是还未开始,敌人的“扫荡”就来了。因此,真正搞群众运动还是“九二七”大扫荡以后。

    “九二七”大扫荡后,区党委组织了两个政民工作队,一个在范县,另一个在濮县,帮助县委搞群众运动。我们的中心任务就是搞以减租减息、反贪污、查黑地、合理负担、改造村政权为主要内容的民主民生运动,成效显著。原来国民党高树勋部队在濮县县城及其县境住着。“九二七”大扫荡后,我们全部解放了濮县。李坚是濮县县委书记,韩哲一任濮县县长。帮助范县搞群众运动,带队的是杨节,他参加县委。这时大家心情舒畅,感到群众运动这个路子对,劲头很大。当时范县全县几乎所有村庄的许多家庭都驻有军区、行署、学校、工厂、医院等后方人员,军、民住在一起。如军区医院300多伤病员,分散住在30多个村庄的老百姓家里。在敌人的“扫荡”中,这些伤病员始终和群众在一起,无一人失散、伤亡。毛主席讲过,抗日战争的“三大法宝”。党的领导、武装斗争、统一战线,而人民群众是根本,我们是鱼、群众是水,我们和群众的关系就是鱼和水的关系。鲁西地区大部分是平原,当时称人民群众就是山——“人山”,这个我在工作中体会很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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