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历程(十一)重回中共云南省委组织部①

王称固 发表于2019-12-12 17:32:13

一、重回组织部

    1979年4月7日,中共中央组织部批复省委平反“郑、王反党集团”冤案的文件下达后,省委决定我回省委组织部工作。我正式到省委组织部上班时,供销站的干部张录声开车将我家东西从一女中搬到我曾经住过多年的省委一号院的家中。

    站在组织部这座建盖于上个世纪50年代初期的熟悉的3层小楼前,我真是感慨万千。4月7日,不知是历史的巧合还是冥冥之中上天自有安排,1958年4月7日,我被宣布隔离审查,21年后的同一天,我又重回组织部上班。楼还是这座楼,但21年的岁月却如白驹过隙,我已非从前的我,已从年富力强的中年步人老年。但是我对党的忠诚没有变,为党的事业奋斗终身的决心没有变。经历过磨难的人更可以体会到:工作着是快乐的,贡献着是快乐的。想到能重新为国家、为人民贡献自己的力量,我浑身充满了力量。

    我回到组织部工作时,部里的同志见到我都和我热情地打招呼。当时的组织部长是颜义泉同志,黄天明同志为常务副部长,其他几位副部长是:周力、陆启余、吉其祥、陈盛年、齐耀纯和我。

    当时正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不久,各方面的工作都需要拨乱反正,而组织部的工作更是相当繁忙。我回组织部工作,工作量是我以前的几倍,每天忙得不可开交。下班回家时,家里常常坐满了前来要求落实政策的同志。当时的工作确实是千头万绪、百废待兴,但我真正感到困难的并不是工作量的增大,而是由于“左”的思想影响,很多人的思想观念还停留在“文化大革命”的那种思维模式里。云南是“文化大革命”的重灾区,长达l0年之久的大动乱,给云南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也搞乱了人们的思想。我刚回组织部工作,就有人来找我反映,说“组织部是派性的组织部”,我马上表态说,我不赞成这个观点。但从个别同志来说,受到派性影响,这是有的。

    我之所以回组织部工作,是当时的部长颜义泉同志认为我没有参加过“文化大革命”的派性斗争,处理问题会比较超脱。但是,派性的消除并不是一天两天的事情。早在“文化大革命”初期,云南就形成了两大派别,一派称“八二三战斗兵团”,简称“八派”,一派称“毛泽东主义炮兵团”,简称“炮派”。由于后来的省革委会支持一派,打击一派,使两派之间的矛盾愈演愈烈,直至到了水火不相容的地步。我到组织部时,派性影响也还有反映。有的干部同住一楼,因为派性而互不理睬。如果我在工作中批评谁,表扬谁,人们不是从工作角度来看待问题,而会认为我是在帮什么“派”。这种现象其实并不仅仅是省委组织部里有,各行各业都有。因而,从思想上、政治上、情感上,否定“文化大革命”,否定派性,是“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云南干部要解决的一个大问题。只有否定“文化大革命”,才能消除派性的根基;只有统一了思想认识,才能团结一致,同心协力地做好工作。当然这个工作也不是一天两天就能做好的,它有一个过程。1979年8月,省委决定针对“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在全省进行“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大讨论的补课,从思想上帮助广大干部和党员清理了“左”的思想影响,取得了显著效果,至少在短期内从表面上统一了大家的思想认识。

    二、开展工作

    我回组织部后,开始颜义泉同志想让我分管一个处,我提出因我离开组织部的时间较长,有些情况不熟悉,单独管有困难。颜义泉考虑了我的意见后决定让我和陆启余同志一起分管党群干部处和综合干部处。工作接上手后,我就带着组织处长李祖荫、办公室副主任杨存忠等同志一道到地州市县了解情况,熟悉干部。我们到的第一站是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接着又到了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

    文山州位于云南省东南部,与越南毗邻,国境线长438千米,少数民族人口占总人口的一半以上。我们到时,正是边境自卫反击战刚刚结束,文山的街上到处都可以看到“一切为了前线,一切为了胜利”的标语。我与州委书记张曙光同志进行了交谈。我与张是1962年认识的,他曾于60年代在省委组织部工作过,1962年我到组织部对我的冤案进行申诉时,他在组织部工作,对我的遭遇很同情,彼此有过交谈(张曙光后来到内蒙任自治区党委书记)。州委副书记赵廷光同志也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在州里与州委领导见过面后,我又到文山州所属的8个县都跑了一遍,之后又到了曲靖和昭通地区考察干部。

    1980年上半年,中央组织部副部长陈野苹到云南考察干部,同来的还有中组部办公厅主任王雨亭和党群干部处处长李冰等。这几位同志都是我在战争年代的战友和同事,陈野苹更是我在西南局时的老领导,因此,他们的到来让我十分高兴。我陪同他们到石林游览后,中组部长宋任穷打电话让陈野苹先回去,有重要事情商议。于是我陪王雨亭到大理等地对州委领导班子进行了考察,李冰则去了文山。

    10月份,省委副书记赵增益通知我,说全国政协副主席张冲同志生病了,让我代表省委去北京看望他。张冲是云南一位颇具传奇色彩的人物。他出生在云南泸西县汪布坎村(现弥勒县松棵村)一个彝族家庭,年轻时就以爱打抱不平而闻名于世,后来他自立山头,拉起武装,队伍发展到600余人,声震滇东南。1924年他接受滇军“招安”,官至滇军第五师师长,抗日战争中任六十军副军长兼一八四师师长,率部参加过闻名遐迩的台儿庄战役,由于战功卓著,被蒋介石任命为新三军军长,后又率部参加了武汉保卫战。抗战胜利后,1946年11月,张冲借到南京参加“国民代表大会”之机,在中共云南地下党的帮助下,脱离国民党阵营到达延安,受到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彭德怀等中共领导人的热情接见,后加入了共产党。我和他是1949年在南京相识的,当时中央考虑到为便于云南工作的开展,特调了一批云南籍干部回滇工作,张冲就是其中一位。他对人热情、爽朗,是属于那种见过面就印象深刻,不会忘记的人。他到云南后担任了云南省人民政府副主席。我后来也到云南工作,我们之间有了更进一步的交往,对我的事情他知道得很清楚。对他我是很尊重的,因此省委交给我的这个任务,我很乐意去执行。 

    我刚到北京,赵增益也来了,原来他是接到到北京开会的通知,所以也到了北京。既然赵增益也到了北京,就由他带着我去看望张冲。记得那天我们到张冲同志家时,他亲自到院子里来迎接我们,一见我们他首先和我紧紧握手,虽然没有更多的话语,但通过他手臂的力量我能感受到他对我的热情和关怀,这种情绪也深深地感染了我。我俩的手交叠在一起久久不放。这时的张冲,已经是80岁高龄,并且身体有病,但交谈中,他对自己的身体状况只是一语带过,和我们谈得最多的是云南的水利建设和金沙江治理等问题。他家客厅正中央的墙上悬挂着一幅金沙江虎跳峡的水文图。虎跳峡在云南迪庆州境内,是世界上著名的大峡谷,海拔高差3900多米,峡谷之深,落差之大,位居世界前列。我知道张冲同志非常关心云南的水利建设,很早就提出过多项建设金沙江水利工程的计划,为此,他曾9次攀到虎跳峡。我们这次去看望他后没有几天.10月30日他就逝世了。他逝世后,按照他的遗愿,我们将他的骨灰撒在了金沙江里,与奔腾不息的金沙江永远地合为一体。这是一位在生命最后时刻仍然关心着家乡建设的老人,我至今仍非常怀念他。三、到中央党校学习

    1980年10月到1981年2月,组织上派我到中央党校学习。我们那期参加学习的云南省级干部有马文东、邵风,时任大理州委书记的刘树生等地厅以上干部共20多人。在中央党校,我们和广东来的同志编在一个党支部。党校确定我任支部书记。广东省委常委、广州市委第二书记梁湘任副书记。由于我俩交往较多,我对他也有了一些了解。梁湘是广东开平人,早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他的学识渊博,思想解放,所以1981年2月后他被任命为深圳市委第一书记,1981年10月深圳市升格为副省级市后,梁湘任市委书记兼市长。1986年5月他退下来后任广东省顾问委员会副主任。1987年,他曾与夫人一起到过云南,我陪他到昆明、大理等地进行过考察。1987年9月中央决定成立海南省时,又任命他为海南建省筹备组副组长;1988年4月海南省成立后,他是海南省第一任省长。1989年9月14日,他因故去职。

    我们这次学习的目的,主要是解决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随着党的工作重心的转移,如何紧密联系斗争实际,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坚持共产党的领导等问题。着重是解放思想,开动机器,实现党的工作重心的转移,不以阶级斗争为纲,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进一步完成思想上的拨乱反正。

    我们这次学习的内容非常丰富,许多中央领导都来给我们上过课,作过报告。如时任商业部长的姚依林来给我们作过经济方面的报告;中宣部副部长周扬作过文化方面的报告;中央民委的领导江文作过民族问题方面的报告等。学习中印象较深的有几个问题:

    第一,“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的讨论。粉碎“四人帮”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从政治上开辟了一个新的时代,党的工作进入了一个全新的阶段。但是,由于50年代后期以来,特别是“文化大革命”中“左”的思想的长期影响,要在短期内消除这场内乱造成的政治上、思想上的混乱是很不容易的,正如我初到组织部感到的一样,只有从政治上、思想上、感情上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冲破“两个凡是”的束缚,使全党干部统一思想,齐心协力,才能真正做到党的工作重心的转移。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报》发表了经中央党校副校长胡耀邦同志亲自审定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鲜明地指出:社会实践不仅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而且是唯一的标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宝库不是一堆僵死不变的教条,对“四人帮”设置的禁锢人们思想的禁区,要敢于触及,弄清是非。这篇文章从理论上对“两个凡是”进行了批判,在党内外引起了巨大反响。我当时看到这篇文章后,思想上也引起了不小的震动,它触动了我思想深处的许多东西,因此,我从一开始就很关注这场讨论。但是,实事求是地讲,云南的“真理标准讨论”是落后于全国的,这件事情省委领导后来还做了检讨。因此,这次在中央党校的学习,就有一个“补课”问题。

    第二,参加讨论了《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方针,受到全党和全国人民的拥护,但是在实现工作重心转移的过程中,一方面,一些同志由于仍然受到“左”的思想的影响,对三中全会以来党的路线和政策表现出某种程度的不理解甚至抵触情绪,另一方面,极少数人利用党拨乱反正的时机,打着“社会改革”的幌子,把党的错误加以极端夸大,企图否定党的领导,否定毛泽东思想科学体系,否定社会主义道路。如何针对这些倾向,把全党和全国人民的思想统一到三中全会上来,中央认为,必须正确地认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党走过的历史道路,科学地总结党在这个时期的历史经验。拨乱反正,既是在拨林彪、“四人帮”破坏之乱,也是要纠正毛泽东晚年的错误。如果党不能正确处理这个问题,党内和人民群众中就会发生严重的思想混乱,党就会迷失前进的方向。因此,从1979年11月起,在邓小平同志的主持下,党中央开始着手起草《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1980年10月,《决议》的讨论稿写出来后,在党内4000多高级领导干部中进行了讨论,我也有幸参加了这个讨论。在讨论中,我们讨论得最多的是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30年历史上的大事,哪些是正确的,哪些是错误的,对一些负责同志,包括毛泽东同志的功过是非如何评价等。大家的意见汇总上报后,《决议》起草小组又根据各方面的意见进行了修改,最终于1981年6月在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上顺利通过。这个《决议》既对多年来的“左”倾错误和毛泽东晚年的错误作了科学的分析和批评,又坚决地维护了党在长期斗争中形成的优良传统,维护了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和毛泽东的历史地位,从而分清了是非,对于统一全党思想,维护全国人民的团结,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

    第三,学习期间,正是公开审判“四人帮”,这是当时全国的一件政治大事。中央党校集中全体党员集中收看审判“四人帮”的录像,也使大家很受教育。

    通过这次在中央党校的学习,解决了我的许多思想问题:第一,促进了思想大解放。我从十七八岁开始接受革命思想影响,到后来参加革命工作,从来对党、对毛主席都是百分之百的相信,从不会有过半分的怀疑。即使在我被错处的时候,我也是尽力在自己身上找原因。可以说,通过学习讨论,让我的思想豁然开朗,在许多问题上敢于发表自己的思想、观点和看法,而不是只“唯上”,只“唯权”。第二,能够科学地评价和分析毛泽东思想,把毛泽东思想和毛泽东的错误区分开来。第三,明确了今后的工作就是要坚定不移地把工作重心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上来。作为组织部的干部有责任选拔更多更好的年轻干部投入到工作的第一线。 

    我的一生中,曾三次参加过党校的学习,可以说每次学习都像一次人生加油站,为我今后的工作充实力量,聚积能量。

    在中央党校学习期间,我还抽空看望了许多老战友。原云南省委农村工作部副部长柳林,是七七事变前参加革命的老同志,战争年代任过八路军一二O师的宣传部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西南局的政研室主任。她爱人苏冬也是一位老同志。1980年柳林因身体不好办理了离休手续,夫妇二人到北京定居。我和马文东、邵风专门抽了一个星期六去看望她。她没有与苏冬住在一起,而是自己租了一间不到10平米的房子住。那是一间土房,屋内设施非常简陋,就一张床和几个木凳。那天看过她后我们的心情都非常沉重,粉碎“四人帮”了,一个老同志怎么还过成这样。我们都劝她与苏冬和儿子搬到一起住,但她就是不肯。

    在北京时,我还到医院看望了郑敦。郑敦是广东省揭阳市人,1917年出生,他的家庭是一个教书世家。他早年在汕头、潮安读中学时,就接受了马列主义思想的熏陶,在学校时,曾独自刻印散发秘密传单,反对国民党地方反动政府,为此被几个学校所不容而开除。1935年,郑敦为寻找共产党而只身到香港,在香港华侨中文学院读书时,积极参与筹组和领导香港抗日救国会,进行抗日救亡活动。后救国会遭破坏,他被迫转回广州,主编抗日刊物《现实动向》。1937年5、6月间,郑敦因参与组织抗议日本水兵殴打汕头的黄包车夫事件,被国民党反动派逮捕。面对国民党当局的“审问”,他大义凛然地说:抗日爱国,何罪之有?他的这种刚直不阿的个性,一直贯穿了他的整个人生。1937年七七事变后,郑敦被保释出狱,并于1938年初加入中国共产党。

    1938年至1943年,郑敦先后在潮汕地区担任党的中心区、县委书记及闽南特区的副特派员。这段时间正是抗日战争最艰苦的时期,但他从不畏惧,始终站在抗日斗争的最前线,在敌人心脏地区战斗。为了工作,他把爱人和刚出生不久的孩子留在普宁乡下,后因环境艰苦,斗争残酷,爱人和孩子先后死去。他把悲伤留在心里,从不找人吐露半句怨言,而是把更多的精力投入到了工作中。在普宁工作期间,赵厝寮与赤水村多年闹水利纠纷,在地主豪绅的挑拨利用下,诉讼不息,多次械斗,群众不堪其苦。郑敦发动党员带头,组织抢修堤堰,解决了群众严重缺水的问题,又通过做思想工作,消除了两村的宿怨。这件事为当地群众广为赞颂,大大增强了党的威信,当时我党在重庆出版的《新华日报》还为此写了一篇报道,表扬了此事。赵厝寮此后一直成为党的据点。

    1944年春,郑敦奉命护送一批机要人员到重庆,尔后组织上安排他赴延安中央党校学习。1946年他先在苏北参加土改,后返回南方,先后任中共粤桂边区工委委员兼宣传部副部长,中共桂西靖镇工委书记。1948年5月,他奉华南分局之命到云南,传达并参与组织了桂西和滇东南两支革命部队的合编,郑敦被委任中共桂滇边工委前线委员会副书记,中共桂滇边工委委员、宣传部长。1949年1月1日,中央军委宣布成立中国人民解放军桂滇黔边纵队,郑敦被任命为副政委,同年8月,中共滇桂黔边区党委成立,郑敦任区党委委员、宣传部长,负责群众运动、干部教育以及后来的迎军工作。云南解放后,他任云南省委宣传部副长,省委组织部副部长,省委常委、组织部长,政协第一届云南省委员会副主席,并当选为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中国共产党第八届全国代表大会代表。

    1958年“郑、王反党集团”案后,郑敦下放到了东川因民矿,长期艰苦的生活使他积劳成疾,但他却始终坚持原则。1962年,组织上曾让他作个检查,承认自己的错误,这样就可以摘掉“右派”“帽子”了。但他却说,我没有错,为何要检查。这样就始终未能“摘帽”。这种气节令人敬佩。1979年“郑、王反党集团”一案平反后,郑敦被安排到云南省检察院任副检察长,当时有人为他鸣不平,认为既然平反了,怎么还降级使用?郑敦却做起那些人的工作,他说:我离开领导岗位已经20多年了,自己有多大本事自己知道。我当个副检察长,能从法制的角度考虑在我们国家如何健全法制,纠正并防止冤假错案,正确打击敌人,就不容易了。

    1980年春,郑敦到中央党校学习,在一次支部会上发言时突然晕倒,送到医院检查是胰腺癌。为了让他得到较好的治疗,中组部长宋任穷和老干局局长郑伯克做了大量工作,最后他以云南省政协副主席的身份才住进了北京医院。我们去看望他时,他的病已经很严重了。我知道胰腺癌患者是非常痛苦的,那种剧痛常人无法忍受,但他却一声不吭,那种情景令人动容。在他住院期间,中央组织部的领导宋任穷、陈野苹,云南省委第一书记安平生、省长刘明辉,以及郑伯克、王甫、赵增益、孙雨亭、薛韬、朱家璧,原“边纵”司令员庄田等都先后去看望过他,对于一位蒙冤20余年的老同志,受到组织的如此关怀,令他十分感动。1980年12月18日他在北京逝世,终年63岁。临终前他还留下遗言,办理丧事从简,遗体送医院解剖,献给医学科研事业;骨灰撒在南盘江中。不要发讣告,不要送花圈,不要开追悼会。后来,我们按照他的遗嘱,将他的骨灰撒在了昆明南盘江中,让他和云南人民永远在一起。

    四、到地、县考察干部

    考察和选拔干部,每一个时期都是组织部的重点工作,而对年轻干部的提拔使用,更是这一时期工作的重中之重。它不只反映出组织工作者的胆识、魄力,而且也是对全省组织工作的突破,避免出现干部的断层,从而实现全省工作的延续性。

    从改革开放初期的情况看,各级领导班子的平均年龄普遍偏大。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省、地两级的领导同志大都只有30多岁、40多岁,县和区、乡的领导同志则更年轻一些。但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经过了30多个春秋,特别是经过“文化大革命”10年动乱,当年的青壮年干部大都年过半百,有的已近“花甲”,有的已到“古稀”,故领导班子中年富力强的干部极为缺乏。许多老干部不得不超负荷运转,这个状况一是对老同志的健康不利,更重要的是对党的事业不利。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定把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党面临的任务更加繁重,对领导班子的要求也更高了。因此,选拔和培养中青年干部就成了当时组织部工作的重中之重。当时,中央提出的选拔干部的要求是:以领导班子建设为重点,进一步加强老中青干部的团结,共同实现干部队伍的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并使之制度化。当务之急,是要选拔和培养一大批政治上可靠、具有一定专业知识和领导才能的优秀中青年干部,充实加强各级各部门的领导班子。

    1981年2月,我从中央党校学习归来,这时已经是临近春节了。春节一过,我就带着几个处长往下面跑,主要任务是考察和选拔干部。 

    我们先到了楚雄,然后到下关住了两天,了解了干部情况,之后到大理,又从大理到怒江。怒江傈僳族自治州位于云南西北部的青藏高原南延部分横断山脉纵谷地带,西与缅甸毗邻,北接西藏,东南和省内的迪庆、丽江、大理、保山相连;国境线长达449.67千米。总面积14703平方千米,州府设在泸水县六库镇。境内主要聚居着傈僳族、怒族、独龙族,此外还有白族、汉族、普米族、彝族、纳西族、藏族、傣族等民族。境内多飞禽走兽。兽类主要有:野牛、野驴、羚羊、岩羊、麝、水獭、旱獭、金丝猴、小熊猫、小灵猫、孟加拉虎、金钱豹、龟纹豹、狗熊、大马熊、野猪、狐狸、牛羚、鬣羚、马鹿、长臂猿、大灵猫、穿山甲等。鸟类主要有:孑L雀、绯胸鹦鹉、红腹角雉、白尾稍红雉、血雉、火尾雉、绿眉马鸡、雉鹑等等。这些动物中有不少是属于稀有珍贵的动物,所以,怒江州也有“小动物王国”之称。由于怒江地区地处欧亚两大板块的接合部,奇异的地质构造运动造就了怒江全境沟壑深切、雄伟壮丽的高山大川景观;境内群山耸立、江河纵流,怒江、澜沧江从西向东相间排列,由北往南纵贯担打力卡山、高黎贡山、碧罗雪山,切割出深邃悠长、神秘莫测的大峡谷,被人们称为怒江大峡谷或东方大峡谷,其景色非常壮观。虽然资源丰富,但怒江州却是云南比较贫困的边疆地区,历史上曾被称为“蛮荒之地”,“边远、闭塞、贫穷、落后”几乎成为代名词。直到解放初期,这里大多数的民族仍处在原始社会末期,刀耕火种,茹毛饮血,社会发育程度较低,长久以来,怒江都是一个人烟稀少、交通闭塞的边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虽有了很大发展,但是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到怒江的路况仍然很差。我们从昆明出发到六库大约有600多公里,一路走一路会遇到山体滑坡、塌方、泥石流等情况,因此从大理出发车子走了整整一天时间,到达州府所在地六库时已是晚上。六库建在一个峡谷当中,城内几乎没有一块平地。由于建市较晚,城内的设施也比较简陋。当晚我们见到了州委书记寸汝昌同志。之后,我们又到了怒江州所辖的贡山、福贡、泸水、碧江县。由于路况很差,我们带去的伏尔加车只能停在六库,由州委又派了一辆北京吉普车给我们到各县去。

    从六库到贡山,一路上车子都是沿江而行,且弯道很多,江岸边散落着傈僳族的村寨,凡是民居集中的地方都可以看到一座桥。说它是桥,其实准确地讲是溜索,它一头高一头低,固定在江的两边,过江人随身背个滑轮,上面有长长的铁钩,身子用绳索捆在铁钩上,一松手,人便晃晃悠悠地从溜索上滑过江去,看的人心惊胆战。千百年来,两岸居民基本就是用这种方式过江。

    大约经过了7个多小时,车才开进了贡山县城。稍事休息后,与当地的干部进行了交谈。贡山县当时大约有3万人,县城还不到2000人,我为了了解当地的知识分子的生活状况,特地到县医院去看了一下。县医院就设在几间草屋内,条件非常简陋。县城里几乎没有商店。当时当地的少数民族商品意识还很淡薄。像独龙族,连私有观念都没有。有位独龙族的干部,每次回家带给父母的东西,都被其母亲平分给了大家。2天后,我们继续赶往福贡县,一路的风景仍与前几日的一模一样,仍是奔腾的江水,刀削斧劈的岩石。接着到了碧江县。碧江县城建在一个山上,城内最大的平地也就一块篮球场大,有的居民家里一间屋里都要上台阶下台阶。福贡县境内有一处闻名遐迩的自然景观“石月亮”,傈僳族称之为“亚哈巴”,它傲立于群山之巅的高黎贡山上,一排岩峰挡住了半边天,正中央,有一座海拔为3362米的岩峰,上端有一个宽约33米、高约60米、深为100多米的穿洞,它被群峰簇拥,高悬于峰海山林之中。只要天气晴朗,日光或月光射入洞中,将汉白玉石的岩洞照得通亮,远远望去,像挂在天上的月亮一样灿灿生辉,故为“石月亮”。当地人介绍,徒步到月亮山近观最妙,不过需要一周的时间。这对我们来说当然是不可能的,因此只能是遥望一下,在心中涌起些美好的遐想。

    在怒江州的最后一站,是泸水县,泸水县的片马是我在上小学时就听到的名字,可以说,在我还不知道云南怒江、泸水这些地名之前,我就已经知道了片马。片马具有重要的战略区位,它北可至四川和西藏,西可抵缅甸和印度,东可达昆明和中国内地,这里又有着各类丰富的资源,所以,自1886年起,片马就成了英帝国主义觊觎的地方。据史料记载,1886年英帝国主义设圈套,企图把片马搪塞为“隙地”而占领;1900年英军入侵并占领片马;同年,片马各民族头人们组织“蓑衣兵”、“弩弓队”与拥有洋枪洋炮的英军殊死奋战;1911年,英政府被迫正式向中国政府照会:承认片马、古浪、岗房是中国领土,但仍拒不撤兵,继续强占片马;1941年,日本侵略军占领了东南亚各国,为抗击日军入侵,怒江各族人民和“远征军”付出了血流成河的代价,终于在1943年歼灭日本侵略军,同时收复了片马;同年,英国唆使片马头人反抗国民党驻军,并乘乱派兵又侵占了片马;1948年,缅甸独立,成立联邦政府,片马被划入缅甸克钦邦;1960年,本着“五项基本原则”的精神,中缅两国签订了边界条约,片马地区终于回到了祖国的怀抱。站在片马16号界桩前,我看到了界桩两边的两个国度,这边是中国,那边是缅甸,在同一个天空底下,两边的田野都是一样的色彩,正是春天,举目望去,一片碧绿,但界桩在无声地提醒着人们,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国度。在怒江大峡谷,到处都能看到一座座耸峙的雄关,这些古老的关隘,是各民族用自己宁死不屈的强悍生命保卫祖国疆土的有力见证。

    从贡山返回后,因我长时间在弥勒东风农场,对农垦系统有感情,因此特地到怒江坝农场住了两天,之后我们沿高黎贡山到达腾冲。这里的风景与怒江有很大不同,这里地形多样,既有雄伟险峻的高山峡谷,又有星罗棋布的山间盆地;并且这里气候温和,土地肥沃,物产丰富,保山坝子的人民生活也较富裕,这从老百姓的衣食住行就可看出,这里土木结构的房子居多,而在怒江则是草房较多。

    在腾冲,我们参观了有中国第一侨乡之称的和顺乡。“和顺”这一村名,据说源自“云涌吉祥、风吹和顺”之意,表达了当地人向往和睦、安宁生活的美好意愿。这里的最早居民是明朝年间从四川巴县、南京应天府随军来到腾冲的军人,后军户受命军屯戍边,才在县城近旁四面环山的坝子边上定居下来,于是才有了叫“和顺”的乡村。

    村前有一座单孔石拱桥,跨过此桥是著名的和顺图书馆,这座图书馆建于1928年,是全国规模最大、藏书最多的乡村图书馆之一。村中的道路全为石板条镶砌,据说和顺乡的男子在过去都有出国到缅甸、印度、泰国、印尼等国经商的传统,所以村子里的住宅虽多数仍以中式为主,但少数讲究的大户人家都是中西合璧式结构和装饰的房子,并且做工极为考究,村子里各种古朴典雅的祠堂、牌坊、月台、亭阁、石栏比比皆是。在和顺乡里我们还参观了艾思奇的故居。艾思奇原名李生萱,是我国著名的哲学家,他的《大众哲学》《哲学生活》两本书,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曾经引导无数青年走上革命道路。像我们这代人,都读过他的书,对他非常景仰。他的故居为一幢砖木结构的中式四合院,院内有串楼通栏,雕花格扇,古朴典雅,院内种满花草,使得空气湿润,倍感舒适。故居内还陈列着艾思奇的生平事迹。在这里,我们感到了一种特别的文化氛围,确实不虚此行。

    第三站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相信许多人都看过50年代的一部电影叫《勐龙沙》的,里面有一首歌曾风靡全国,歌词中讲“有一个美丽的地方”,用这句话来形容德宏州真的是再贴切不过了。在德宏我们到了梁河、盈江、瑞丽、畹町。

    这次出去,我们跑了40多天,行程7000多公里。先后去了怒江州、德宏州、保山地区的10多个县,收获很大,与州、县100多个同志见了面,了解了情况。回昆稍事休整后,我又陆续跑了临沧地区、西双版纳州、思茅地区、迪庆州、昭通地区等,云南的128个县市区,我跑了100多个,对全省干部的结构、素质、水平等有了初步的了解。每到一地,我着重了解3个方面的问题,一是年轻干部,二是少数民族干部,三是知识分子干部。掌握了这些情况,对组织部做好考察、选拔干部很有帮助。为使用干部提供了基本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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