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担任云南省顾问委员会常委
（略）
1992年10月，党的十四大通过了关于中央顾问委员会工作报告的决议，大会认为：中央顾问委员会成立10年来，协助党中央为维护党的团结和社会稳定，推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在新的历史时期为党、国家和人民建立了历史性功绩。大会高度赞扬老同志为废除实际存在的领导职务终身制，实现新老干部的交替和合作，保证党的事业继往开来、后继有人所作出的重大贡献。大会经充分讨论，决定不再设立党的中央顾问委员会和各省、市、自治区顾问委员会。1993年4月22日，中共云南省委五届四次会议通过决议，决定不再设立云南省顾问委员会。
云南省委顾问委员会在成立的11年中，协助省委维护党的团结和社会稳定，推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协助省委开展整党、核查工作，落实干部政策，考查选拔干部，查处违纪案件，加强党的建设，加强精神文明建设，教育青少年等方面，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为党、国家和人民建立了新的历史功勋。在历史转折关头，为保证云南的长治久安，也作出了贡献。
二、调查学习
在担任省顾委常委期间，我认真履行省委赋予省顾委常委的职责，深入各地搞调查研究，当时我们还提了一句口号叫“一线退二线，二线上前线”。云南的129个县市，除迪庆、昭通的几个县我没有去以外，其他的县我都跑了一遍。迪庆州我本来也是下决心带着氧气也要去的，但到丽江后，大家都劝阻我，说那里海拔太高，我毕竟已是70多岁的人了，最后我们到了丽江与迪庆交界的地方——丽江石鼓镇。石鼓，是长江上游古今驰名的一个小镇，在这里，从“世界屋脊”青藏高原奔腾而下的滚滚长江，被海罗山崖阻挡，不得不突然来了一个百多度的急转弯，形成罕见的“V”字形大弯，人们称此为“长江第一湾”。镇上因有一个用汉白玉雕刻的鼓状石碑而得名。石碑直径1.5米，厚0.7米，有碑亭保护。石碑上刻有《大功大胜克捷记》《破虏歌》《太平歌》，记载的是明嘉庆年间丽江知府木氏率兵击退南下犯民土蕃这一史迹。1936年4月，红军二、六军团长征也由此渡江北上。站在江边，望着那汹涌波涛如暴风骤雨倾泻而下的金沙江水，仿佛能感受到当年红军铁流25000里长征时那种千难万险无阻挡的气魄。能到此一看，也算是了了我的一个心愿。
我到下面考察，一开始也像在职时一样，每到一地，认真听取汇报，找当地干部谈话，详细了解了当地干部的年龄结构、学历水平等，为以后考察任用干部做些前期工作。但后来有次我跟刘明辉同志出去考察，受到了很大启发。
刘明辉同志是参加过长征的老红军，长期从事党的保卫工作，因此对公安战线情有独钟。他退下后担任中顾委委员，80年代中期，他曾约我一起到边防一线考察，考察的主要内容是边防一线公安干警的生活和工作情况。因为当时有反映说，由于边防一线的派出所条件差，许多人不安心。我们这次对边防一线的临沧等地进行考察后，回来向省委作出专题报告，省政府拨出专款解决了边防一线100多个派出所公安干警的吃饭难、居住条件差等问题，也使大家工作更加安心。在这次考察中，明辉同志每到一地，总是对前来汇报的书记说，你们不用向我汇报工作，我已经退居二线了，不听汇报。你们有什么困难直接说就行了，能反映的我尽量帮你们反映解决。这样书记们轻松，我们也轻松。以后我到下面考察，也改进了工作方法，不用当地领导来汇报工作，尽量帮助他们解决一些实际困难。
在我们下去考察中，我印象深刻的有两次，一次是1987年10月中旬，我和赵达、王道传、石亚夫、岳世华、葛维新、刘国华、刘贵成等省顾委成员，到昆明近郊的二八九厂、三五六厂、云南磷肥厂、三聚磷酸纳厂、昆明钢铁厂进行了4天的学习参观考察，分别听取了企业领导的情况介绍，参观了部分生产车间，因而对这几个企业在改革、开放以来的概况有了一个初步的了解。总的印象是改革开放给企业带来了新生。如昆明钢铁厂在“文化大革命”中连续10年亏损，亏损金额达2.4亿多元。“六五”期间省里调整有关政策后，给企业一定程度的自主权，1986年实现利税1.3亿，我们去时，厂长表示，如果电力不受影响，1987年可达1.5亿。云南化工厂在连续亏损20年后，于1982年扔掉了亏损帽子，1986年盈利185万元，预计1987年可突破400万元。二九八和三五六两个军工厂，多年来一直执行国家指令性计划，20世纪80年代后，由于国防工业的生产压缩和变化，落实“多科研，少生产”的方针，减少了传统定型军工产品的生产，给企业的经济效益带来一定影响，以至劳动生产率低，人均年收入仅500元左右。两个厂在改革中在军品转民品上下工夫。二九八厂把发展目标对准世界同行业先进水平，引进一套微光管像生产线，投产后将对国防现代化作出重要贡献。三五六厂利用技术优势，生产“春花”牌自行车连续几年在全国行业评比中名列前茅，并已形成年产30万辆的生产规模，成为军转民的拳头产品。两个新建的企业云南磷肥厂和三聚磷酸纳厂也渡过了投产初期的低谷阶段，进入了持续稳定的发展时期。其中云南磷肥厂在经济效益和综合利用程度上均属同行业之首，产品远销日本、斯里兰卡、苏联、缅甸及泰国。三聚磷酸纳厂生产的洗衣粉主要原料——五纳，产量占全国的80%，结束了我国进口五纳的历史。在与企业领导的接触中大家还感到：经过几年的调整，企业领导班子的结构得到进一步完善，素质有了明显提高，这几个班子的共同特点是年纪轻，文化程度高，懂专业知识，大多数都有技术职称，工作负责，有进取心和魄力，并有较强的效益意识和灵活的经营思想。这也是我们在干部制度改革上的一个重要成绩，看到这些我们都感到很高兴。但是，除看到了好的一面外，我们也看到了一些潜在的问题，回来后向省委报告了我们的忧虑。首先是云南磷肥厂的发展问题。我们认为粮食是关系国计民生的大问题，当时云南的粮食还不能自给，要使云南农业跃上新台阶，除科学种田、兴修水利和调整有关政策外，一个关键因素就是要大力发展化肥生产，尤其是要充分利用我省得天独厚的磷矿资源和云南磷肥厂的技术优势，扩大生产规模，大幅度提高磷肥及复合肥的产量。据介绍，新疆购进云南磷肥厂生产的重钙，一亩地施10多斤，产量成倍增长；复合肥用于烤烟，甲级烟叶提高20%；用于茶叶，一亩可增产3倍多；用于甘蔗，则可提高糖份含量。但是，当时云南磷肥厂虽然具备了扩大生产规模的条件，但在资金上有困难，新疆、河北、吉林、黑龙江等省都希望来云磷投资，这对加强省与省之间的经济合作，促进边疆经济贸易发展有很多好处。但生产的化肥如果大量外调后，又可能影响我省的农业发展。怎样合理恰当地使用省外投资，在将来的产品分配上能使省外、省内都受益，我们希望省里有关部门认真研究，作为一项重要的战略决策，与厂里加强联系，反复论证后下决心。同时，我们建议在发展磷肥上要走技术密集型的路子，集中资金，在较短时间内取得好的经济和社会效益。二是军工企业转民用生产的资金问题。两个军工企业多年来研制和生产了许多国防工业产品，分别在光学和兵器行业中享有盛名。当时，随着形势的发展，军转民已是必然趋势。由于种种原因，产品的开发还受到一些限制，主要是企业自身改造资金不足，加之原材料涨价等问题，使企业的活力不够。三五六厂的“春花”牌自行车虽然深受消费者的喜爱，但由于不是国家轻工部计划内产品，原材料的供应等环节上未纳入正常渠道，加之生产批量小，成本高，效益差，生产一辆自行车仅有微利。如改建年产50万辆的生产线，又困于资金不足。二九八厂虽有雄厚的技术优势，但民用产品的开发还不够多样。我们认为，能否从省里的角度与其合资，帮助沟通和加强企业间的横向联系，利用这两个厂剩余的技术设备优势，开发一些高水平的民用产品或医疗器械设备，使这两个企业的优势为振兴云南经济出点力。三是企业的负担问题。当时的企业都是自己办教育、商业，但地方还照样收缴诸如绿化税、教育税、商业网点配套税等各种税收，甚至市里为迎接外宾捞水葫芦，也硬性向这些与此毫无关系的单位摊工派款，有的企业仅此一项一年就被摊派2万余元。平日地方组织的各类检查、评比，百十来人走到哪个厂就吃到哪个厂。有些部门还随意向企业派车、派工，企业有意见也不能明讲。这种状况应引起注意。四是动力用电不足的问题，这是企业叫得最多的一件事。据反映目前实际供电量只占需要的三分之二，其他均无着落，望专业管理部门考虑轻重缓急，统筹安排。五是副食品供应问题。这些企业都反映，他们为国家作出了一定贡献，但却不能和城市职工居民一样享受副食供应，蔬菜和肉食都是凭个体摊贩漫天要价，故生活消费远远高于城市企业职工。厂里长年派人到外地采购，既加重了企业负担，职工还不尽满意。这种状况从客观上造成技术人员和工人找门路流向城市，是职工思想不安定的一个原因。同时还由于企业的子弟学校分配不到合格的教师，教学质量不高，毕业的学生高考合格率很低，也使职工尤其是知识分子职工不安心。这个报告得到了省委的重视，有一次，朝柱同志在总结省顾委的工作时还专门表扬了这件事。另一次是1989年12月，我和刘贵成到德宏州的5县1市进行了考察。一方面看到州里的变化很大，1989年，德宏州工农业总产值达7.9亿元，边贸9：5亿元，粮食连续10年增产，产量可达8亿斤，创历史最高纪录。但是我们也对那里的吸毒、贩毒问题的严重感到震惊。回来后我们专门向省顾委主任李兴旺作了汇报，我们汇报说：德宏州吸食毒品现象严重，由于历史的原因，新中国成立后，德宏州的吸毒者一直没有绝迹，但近几年吸毒人员猛增，据不完全统计，1989年，全州吸食毒品者有15714人，其中吸食海洛因的有3032人，比1985年上升了10倍。据反映，实际上比这个数字要高得多。吸食海洛因的人中，有80%是青少年，最小的才11岁。此外，吸食者已开始向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学校等部门蔓延。还有就是吸食海洛因的方式，从过去的吸食发展到注射，为艾滋病的传播创造了条件。艾滋病病毒携带率增高，在当地干部群众中引起很大震动。二是贩毒活动猖獗，德宏州有500多公里的国境线，境外大量种植、制造毒品。1988年，云南省查获的毒品总数占全国总数的91.3010，而德宏占全省总数的40%。1985年全州查获海洛因l 806克，1989年查获339979克，是1985年的187倍。贩毒、吸毒已经成为德宏州一个特殊而又严重的社会和经济问题。因此我们向省里反映3个最急需解决的问题，一是请省里给德宏州一部检查艾滋病的验血设备，为州里培训一部分技术人员；二是州里拟在陇川县龙江建一个戒断海洛因的基地，计划一次性收容400人左右。但是州里财政困难，请省里解决150万元的经费和一个武警中队的编制；三是州里曾判处过一批贩毒犯死刑，但是起不到震慑作用，原因是当时的死刑要最高人民法院批准，审案时间长，控制得过严，因此建议中央有关部门修改现行法律中的一些条款，使省里有权判处贩毒分子的死刑。在当时，艾滋病是一种新出现的病种，其危害非常严重，如不采取措施制止其蔓延，必将毁我民族，损害我国国际声誉，也不利于边疆地区的发展和稳定，后果极为严重。因此我们建议：一是省里进一步加强对德宏州打击贩毒、吸毒工作的领导，派出有权威性的工作组，长期蹲点，争取用三五年或更长一点的时间，把禁毒工作一抓到底，切实抓出成效；二是要下决心把艾滋病病毒携带者全部集中起来，进行治疗和学习，省里也在财力、人力、物力上给予大力支持；三是充分发动群众，动员社会力量严加监督和管理，在这方面，瑞丽县和畹町市有好经验，对危害不大的零星贩毒者，按规定未达到起诉标准的人，要办学习班。零星毒贩制止不了，吸食者就不能杜绝。此外，我们还对德宏州商品粮急需外调的、外销的情况作了汇报。现在看来，其中有的建议不一定可行，但在当时，李兴旺听后非常重视，指示我们写个报告给省里领导，建议省委和省政府专门讨论一次。我们在报告中提到的对贩毒分子的制裁要严厉，最好省里有权力判死刑，后经省高院、省公安厅的积极争取，最高人民法院授予了云南这项权力。
还有一次是到弥勒东风农场进行调研。我在东风农场20多年，虽是被管制对象，但对农场有很深的感情，因此，离休后，当我听说东风农场遇到一些困难，干部职工有意见时，我就想回农场去作点调查研究。我的这一想法才提出来，就遭到许多人的反对。有位和我关系较好的同志就对我说，你在那里被管制了20多年还没有待够？我说，虽然是被管制，但农场生活对我还是有益的。他说：有益个屁，你喂猪喂了20多年有什么益。话虽这样说，但我还是挂念农场的干部职工，因此20世纪80年代初我还是回农场了。当时的农场场长姓董。我们去时，气氛很不好。农场条件仍跟我在时差不多，没有多大变化，特别是许多人心理不平衡。因为当初到农场的许多干部是从机关、学校抽调来的，有的是复转军人，他们当初到农场是管理下放劳改的人。但是现在，被管制的人都已平反走掉了，他们仍留在那里，户口还是农村户口，子女的上学、就业等都受影响，心中没有气才怪。我在那里待了几天，听了几十个干部群众的反映，心中也不是滋味。回来后我多次到省农垦局找局领导和省委领导反映，希望能帮他们解决吃商品粮、落城市户口等问题。我说这些人本来就是干部，现在我们都落实政策了，他们却仍是农村户口，这不符合党的政策。农垦局长彭明川说，这确实是个问题。这个问题不是东风农场一家存在，全国农垦系统都存在，我们一定向上面反映。后来在各方的努力下，中央下文，解决了农垦系统的户口问题，按城市的标准供应商品粮，这在当时是一件了不起的大事。问题解决后，我又去了一次东风农场。这次情况跟前次大不一样了，人们不再阴沉着脸，脸上有了笑容，吃饭的伙食标准也比上次高了许多。我经过询问后知道，除了解决了户口和吃商品粮问题后，农场的田地也承包到户了。农场办起了酒厂（这个厂就是后来“云南红”酒厂的前身），农户的葡萄有了销路，生活比过去好多了。大家有了盼头，生产积极性也高了。看到这样的情景，我也感到很欣慰。
三、做冀鲁豫党史工作
省顾委成立之初，就提出了省顾委成员要做好党史工作。党中央明确指出，党史资料是精神文明的重要宝库。本着“以史为鉴”、“以史育人”、“以史资政”的精神，1982年，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在太原召开会议，要求征集、整理、编写冀鲁豫的党史资料。
冀鲁豫边区是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时期创建的敌后抗日根据地之一，在解放战争时期，冀鲁豫边区又是全国的主要战场之一。这里出兵最多，出干部也多，对革命作出过重要贡献。因此，编写党史，中央党史部门首先就对编写冀鲁豫党史资料提出了要求。1983年初，赵健民同志给我写信，提出在云南成立冀鲁豫党史工作组。同年5月，我去济南参加了冀鲁豫党史工作组召开的第一次会议。会上确定工作组由赵健民同志任组长，杨得志、段君毅任顾问。在原冀鲁豫工作过的老同志较多的省，成立工作联络组，在山东济南成立办事机构。我回来后向省委有关领导作了汇报，当时主持省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日常工作的朱家璧同志听后非常支持这项工作，指示省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办公室派专人帮助我们做筹备工作。在党史办的帮助指导下，1985年，成立了冀鲁豫边区党史云南联络组，原副省长林超同志任组长、昆明军区原副参谋长骈引丁同志和我任副组长。当时在云南工作的原冀鲁豫边区的老同志约1000余人，县团级以上干部约有300多人。为便于工作，我们按各自当年在冀鲁豫战斗和工作的地区划分为湖西（即微山湖以西的地区）、泰西（即以山东中南部的肥城、泰西两县为中心的泰肥山区）、运西、鲁西南、沙区（即滑县北、浚县东，濮县西、清丰县西、南乐县西南、内黄县东南六县结合部的沙漠枣林地带）等5个小组。湖西片组长黄天明，副组长吴清卓、王文田；泰西片组长刘子重、宋键，副组长彭名川；运西片组长郭少川，副组长吴鸿宾；鲁西南片组长杨朴，副组长张治刚；沙区片组长陈桐源，副组长顾汉臣。具体办事的有吴清卓、李铎、汪德荣、陆廷荣等。原昆明军区的老领导还有参谋长张景华、政治部副主任王传安、后勤部副部长孙大坤，他们都是原战斗在冀鲁豫边区的老同志，对党史资料的征集也很关心、支持，领导小组开会都请他们参加。原副省长朱奎、云南省军区政委赵坤，他们都很关心、支持冀鲁豫党史云南联络组的工作。
联络组刚成立时，一无正常经费，二无专职人员，三无办公地点，但大家发扬战争年代的革命精神，艰苦奋斗，终于打开了工作局面。刚开始时，我们面临的第一项工作就是动员老同志写党史。当时党史工作刚刚起步，许多人不理解，有的老同志年事已高，身体不好，不愿动笔；有的是文化程度不高，认为自己写不了，写不好，就不写；有的认为自己职位不高，写回忆是领导们的事，不愿写。为了打消大家的顾虑，我和其他几位召集人一家一家走访，做他们的工作，动员大家撰写党史回忆文章和整理党史资料。
第二是没有办公地点。人员发动起来后，有时大家需要在一起研究讨论稿件，澄清一些史实，定期开个会什么的，但没有地点很难办，后来省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办公室解决了一间房子作为我们的联络点，吴清卓同志和省委老干活动中心的同志商量，在一号院活动中心借了一间房子作办公室，这样终于算是稳定下来了。
第三是经费问题。刚开始没有任何经费，林超同志带着办公室的同志去财政厅要钱。大家工作都是尽义务，写稿、编辑、校对、发行、跑印刷厂，从没有拿过一分钱。办事需要用车时，先是用林超同志的车，林超同志去世后，配给我的专车几乎成了联络组的办公用车。但是时间长了，总不是办法，特别是出书需要经费。这样我们给省委打报告，省委也很重视，让财政厅每年拨给一点专项经费。这样，人员、地点、经费逐渐落实后，我们的工作开始走上正轨。
1991年6月12日，为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70周年，冀鲁豫边区革命史工作组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召开了《冀鲁豫边区革命史》出版座谈会，我作为云南的代表到北京出席了这次会议。会议非常隆重，万里、薄一波、段君毅、胡绳等原党和国家的领导人和山东、河北、河南、贵州的省委领导都出席了会议。会议由赵健民同志主持，薄一波、万里、杨得志、陈锡联、胡绳、姜春云（山东省委书记）等在会上讲了话，段君毅同志作了总结发言。会议充分肯定了各地几年来为编写冀鲁豫革命史所做的工作，使我们深受鼓舞，回来后干劲更足了，工作也越做越好。
20多年来，我们先后编印出版《冀鲁豫党史资料选编》12集，共刊出云南及全国各地老同志写的文稿546篇，合计约360.5万余字，共发行1.2万余册，内容涉及冀鲁豫革全根据地不同历史时期的军事、政治、文化、教育以及人物等各个领域。许多老同志为此付出了许多心血，写出了一批宝贵资料。我自己也在其中写了10余篇文章。这些资料真实生动，出版后得到全国各地曾在冀鲁豫战斗过的老同志的喜爱，纷纷写信来索要。濮阳市原文化局长孙德萱曾以此为素材向当地的学校、厂矿、机关团体及人民群众作报告数十场，听众达数万人，使党史工作发挥了资政育人的作用。由于我们工作做得好，多次得到冀鲁豫党史工作组的表扬。
在这里我要专门说一下吴清卓和李铎同志。吴清卓离休前是省委统战部副部长，冀鲁豫党史资料征集云南联络组成立后，为便于工作，我们成立了个办公室，吴清卓任办公室主任，成员有陆廷荣（后曾任省委党史研究室编辑室主任）、李明善（林超的秘书）、连瑞民（我的秘书）。吴清卓曾任十三军政治部副主任，1957年在“反右”中遭受错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落实政策后任省委统战部副部长，工作能力很强。为了保证党史工作顺利开展，吴清卓忙前忙后，找办公地点，协调人员等做了不少工作。李铎很有文采，曾在《冀鲁豫日报》工作过，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曾任贵州兴义地委委员、宣传部长，后调到贵州省委办公厅当秘书。1955年郭超调任云南省委副书记时，他随郭超一起到云南，长期在云南工业战线工作，离休前是云南建工集团的副总经理。他从1982年到济南参加编写冀鲁豫党史大事记开始直到2005年去世前夕，在20多年的离休岁月里，把全部精力都投入到了党史工作中，不仅负责编审了这套党史资料，还亲自撰写了许多重要史料，而且与散居全国各地的战友进行多方联系，征集稿件，负责收发信件，审阅、修改以及全书的设计等一系列的工作，他的家成了编辑部办公室、书籍仓库，每出一本书他都要往返数十次到省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办公室进行联系研究和协调。书出版后，他还要和陆廷荣一份一份地包扎好，核对人名、地名，然后分寄到全国各地。现在，李铎同志已经逝世了2年，但他留下的这些珍贵的党史资料，是给子孙们最好的精神财富，也是一个历史的见证。
在做党史工作的20多年中，我除了自己写了10多篇回忆文章外，还接待过省外来找我查证党史资料的同志10多起，由我谈，他们记录整理成文又交人修改，这类文章也有10多篇。此外，像赵健民、秦和珍等到云南收集党史资料时，我也受省委委托陪同他们到各处走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