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6年6月省党代表大会期间，省监委收到两封匿名信，中心意思是认为大会主席团没有发扬民主，没有按照党中央的精神去做。党长期以来主张有意见说到当面，光明正大，写匿名信在党内被认为是非法的。省委在当时就找写这封信的所谓“嫌疑人”谈了话，进行了批评。由于我当时是党代会的副秘书长，有时列席主席团会议，故对这个情况较清楚。
一年多近两年后的1958年4月14日，在批判“郑、王反党集团”的会上，省监委的一位领导干部，揭发说王镜如在省党代会写了匿名信，说是公安厅经过认真的技术鉴定，笔迹是王的，是用左手写的，是主席团的知情人写的。这一发言当场引起扩大会议的轰动，这对我又是一声晴天霹雳。接着省委书记处书记马继孔宣布集中批王镜如，对郑敦的批判暂缓。批了我整整两天，当时我只能听和写笔记，几乎没有发言的机会。但匿名信不是我写的，我要声明。会场上其他的批判，是非界线不清，难以说清，而匿名信的问题，有就是有，没有就是没有，易于辨别，可以查清，但不让我申辩。
同年5月，谢富治在党中央的八大二次会议上，发言说：“王镜如在省党代会期间……堕落到采用国民党的卑鄙特务手段写匿名信，攻击省党代会主席团和省委。”之后，对“郑、王反党集团”的处分决定和谢富治的发言发到县委，并利用报纸、广播广为宣传，在全省进行批判。
1962年初，谢富治来云南，他曾说过定“郑、王反党集团”有问题，划王镜如“右派”好像有点不实在，我脑子里是个问题。省委原想改正一下，最终因“匿名信”问题改为摘帽，“右派”性质没有变，直到1978年12月为我的问题平反的中央55号文件下发为止。
省委组织部、省纪委根据中央55号文件精神，为复查落实“反党集团”问题找我征求意见时，我见原拟稿中关于匿名信问题的提法“因原件和公安部门技术鉴定材料均不见了，匿名信即使是王镜如写的也不是问题”对这个说法我有意见，因为我根本没写过匿名信，．怎能推测说“即使是王镜如写的”！后正式决定将其改为“不管是谁写的，也构不成反党性质”。
匿名信问题，从1958年4月批判我起，20多年一直是我的“重大的政治问题”，给我的精神压力实在太大了。我当时右臂虽已受伤，但右手仍然可以写字，竟然不顾此实情，仍用谎言编造说我用左手写匿名信。何况，根据当时我的处境，经常和省委领导见面，有话直说，有什么必要非这样做呢？“郑、王反党集团”政策落实后，这个问题虽不愿再想，但有时又难免纳闷：匿名信原件和公安厅的技术鉴定材料为什么不在了？百思不得其解。
落实政策10年后的1989年1月，省委领导孙雨亭又问起我匿名信问题究竟是怎么回事。因此，我才又向省委提出申诉，要求把匿名信问题查清。为此省委组织部再次复查，又经向省档案馆、省公安厅认真查证，均无匿名信原件及文字技术鉴定材料，也无证人证明匿名信是王镜如所写的事实依据，并再次通过与当时省委书记处书记的于一川、马继孔、孙雨亭同志查证和征求意见，三位省委领导均认为原定“匿名信是王镜如所写”没有依据，可以去掉。至此，省委组织部向省委上报了复查报告，经省委常委于1989年11月28日讨论决定，将1979年1月《复查报告》中对“匿名信”问题“不能予以认定”改为“依据不实，应予以否定”，并将此决定于1989年12月4日发省顾委、省纪委、省人大、省政府、省政协党组，以澄清事实，消除影响。这个“莫须有”的问题最终划上了句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