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念段君毅同志(文/2005年9月)

王称固 发表于2019-12-12 18:13:51

   段君毅是我的领导、同乡和战友。战争年代,段君毅是冀鲁豫边区的党政领导,我在地、县工作时,都是在他直接领导下工作。其间,我从来都是以“君毅同志”称呼他,几十年来我从没称呼过他“书记、主任、司令、政委”等,这样称呼更亲切,而他从来都是喊我“镜如”,这是党内的老传统。

    君毅是原山东省濮县白衣阁人,他家距我家仅40华里。濮县建党早,党的组织数量多,基础好。那时濮县白衣阁就有共产党员。相距几百米的陈楼,当时称为红色堡垒,归“直南特委”领导。1935年就有夜聚日散的武装组织,有一天直南特委书记黎玉和刘晏春率领数十人到40华里的木靳庄一地主恶霸家,里应外合,收粮食背走,以解决贫困党员和群众的吃饭问题。临走时,还留下便条说“是共产党干的”,自己暴露了秘密。几个月后的1936年春,濮县党组织遭到破坏,被捕8人,包括县委书记和县委成员。这时白衣阁也有共产党员,附近相距仅几百米的两个村被捕的就占3人。现住北京,长期在《人民日报》当记者的陈勇进就是陈楼人,他与君毅夫妇交往较多。

    1947年,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离白衣阁仅几华里的李桥是渡黄河的主要渡口,刘、邓就是从这里渡河的,后人在此修了纪念碑。另一个重要渡口是寿张的孙口,就是君毅夫人陈亚琦长期担任县委副书记、书记的地方。

    第一,关心重视学习与教育。

    要我去延安中央党校学习是君毅首先提出的。1939年秋天,君毅和我第一次见面。当时他是鲁西区党委委员、“泰西行政委员会主任”(为鲁西行署的成立作准备)。那时区党委委员、组织部长赵镈,他是薄一波为首的“六十一”个人之一,我曾在向赵汇报工作时只谈了工作中的具体事实,就此他认为我理论知识太低,决定调动我的工作,去当他的科长,而我原担任的二地委组织部长职务则由刚从鲁西党校学习回来的高黎光接替。我认为黎光的文化程度比我低,又是我介绍入党的,而且还是我的亲戚,当时仅22岁的我还想不通。事后我逐渐理解,赵为具体教育帮助我才安排在他直接领导下工作。君毅是区党委委员,可能知道了此事。所以君毅提出让我到延安中央党校学习。那时,正值党中央准备召开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鲁西区的七大代表区党委委员、民运部长徐运北同志要去延安,区党委决定我和三地委宣传部长颜竹林、四地委组织部长刘玉琳、二地委委员王伯瑾、馆陶县县委书记静书润5人随同前往。从泰西地区出发,路途经过几十天,到达了太行山的武乡县。该县是八路军、十八集团军“前总”和北方局驻地。山东省分局书记郭洪涛、八路军山东纵队司令张经武和山东各地区的七大代表已先我们到达,都住在北方局招待所。不料,这时正遇上阎锡山反动的“十二月政变”,去延安的路被堵,延安去不成了。原计划去中央党校学习的我们5位同志留在了北方局党校学习。

    北方局党校学员绝大部分是经过长征的红军团以上干部,少部分是七七事变前入党的县以上干部。这期有陈再道、李成芳等军队干部。陈再道和决死队的团领导胡荣贵在一个组,文化程度较高的胡荣贵当组长;我在另一个组当组长。我们两个小组同在一个农家院内住了4个多月。窑洞冬暖夏凉,多人挤在一起。胡荣贵在云南工作了50多年,曾任过昆明军区副政委。我们在北方局党校学习的内容是“联共党史”、“党建”、“政治经济学”等。课程基本上和中央党校的相同。主管党校的是杨献珍、张××。讲过课的领导干部还有彭德怀、杨尚昆、傅钟(任过前总政治部主任)、罗瑞卿等。在此之前,我们还听过一二九师政委邓小平传达中央指示的报告。这次学习,不仅学习了马、恩、列、斯著作和党中央的路线、政策,且由于这次学习接触面宽、见识广、思想开朗,对我人生观、世界观的改造起了明显的促进作用。同年,“百团大战”后我回到鲁西地区。区党委决定我到区党委党校任总支书记。党校校长是区党委书记张霖之兼。我和方志西、颜竹林等具体管理。党校随区党委机关活动,有时随军大和筑先学院(院长是君毅),在阳谷、东阿两县交界的地方行动。

    君毅对教育十分重视,除前面谈到过的筑先学院外,各专署还建立了抗日中学,在几个村的地域内,建立抗日小学,各县建抗日完小,成年人则办识字班或读书组。运西抗日中学由寿张县的抗日县长郭少川任校长,筑先学院以及抗日中学培训了干部。后来的许多县以上的领导干部包括省部级的领导干部中,不少就是从这些学院和学校走出来的。如任过国务院领导人的田纪云就是鲁西南抗日第三中学的学生。

    第二,反“九二七”铁壁合围。

    1941年到1942年,是华北抗日根据地最艰苦最困难的时期,尤其是平原地区。这时,我任范县县委书记,日、伪军大“扫荡”连续不断,朝城(现属山东省莘县)苏村战斗,君毅受伤。内黄、濮阳交界的沙区,日、伪又采取了“三光”政策,即人杀光、东西抢光和房子烧光。1942年9月27日,日、伪军分八路向我以范县、濮县为中心的边区包围,妄图一举消灭我党、政、军领导机关,被称“九二七”铁壁合围。军区司令员杨得志事先得到情报,指挥军区、区党委机关转移到外线,君毅率行署机关也转移出去了。这时县委、县政府住在一区葛口村,听到敌人从西边来,我们急于向东走。县长成润到了草固堆一带随军区政治部主任曾思玉向东突围,经过黄河故道到了昆山(梁山附近),我遇到了县独立营,随他们向东北方向突围。在范县、寿张交界的莲花池附近遇到了冀中区党委书记黄敬率领的南下支队,以后我和独立营就随他们行动。在敌人的整个“扫荡”过程中我没离开过范县县境,“扫荡”结束,我立即做了善后工作。

    在反“扫荡”中,我军击毙、击伤和俘虏日伪军300余人,我方伤亡和被俘、失散人数更多。

    日、伪军合围我们的前几天,刘少奇从华中到延安路经观城(现属山东省莘县)的红庙,听了边区党、政、军领导的汇报后,既肯定了成绩,又严厉地批评和指出存在的问题。中心问题是:没有很好地发动群众,开展群众性游击战争;没有开展群众性的民主民生运动……这个批评对我的震动很大,边区的党、政、军干部层层做了检讨,当然我也不例外。君毅早在一二•九学生运动中就是领导者之一,在刘少奇任北方局书记时两人就相识。君毅在军区(驻天津)党委领导人之间团结方面起过积极作用,影响和引导了各自主动进行自我检讨。随后区党委组织政民工作队,由区党委成员信锡华率领,先从濮、范两县开始发动。

    1941年至1942年,是华北各抗日根据地最艰苦困难的时候,我根据地缩小,口粮、军源等都减少,这时党中央提出“精兵简政”、“一元化领导”,区党委带头,君毅和军区领导曾思玉到运西地委,君毅为地委书记兼军分区政委,原地委书记万里为副书记,曾思玉为分区司令员,原司令员为副职。这时,我是运西地委委员,参加了君毅主持召开的第一次地委会议。区党委副书记张玺到由直南、豫北合并成的一个地委任书记,原两个地委的书记郭超、赵紫阳为副书记。原区党委委员宣传部长张承先到鲁西南地委任书记,原书记×××为副书记。地委委员、部长到县任县委书记、县大队政委,县长兼任大队长等。县、区都照此规定办理。以后实践证明,中央这一指示是正确的,是度过艰苦困难的重要措施。

    1942年,范县全县几乎所有村里许多家庭都驻有行署、学校、工厂、医院等单位的人员,军、民住在一起。如,军区医院伤病员300多人,分散住在30多个村庄的老百姓家里,“九二七”日伪军铁壁合围时,这些伤病员始终和群众在一起,无一人失散伤亡。毛主席常讲,抗日战争的三大法宝,党的领导、武装斗争、统一战线,而人民群众又是根本,我们是鱼,群众是水,我们和群众是鱼水关系。1943年区党委书记黄敬讲过刘少奇的话:我们要始终关心和依靠群众,不管在什么情况下都要站在群众之中,决不能站在群众之上。如果我们做了几件好事,群众把自己抬起来或者抬到自己的头上,怎么办?往下跳,和群众在一起。近20年来,这些话一直铭刻在我心中。

    的确,军队拥政爱民,地方拥军优抗,军民就是一家人。没有人民就没有胜利。

    第三,在大别山区的艰苦斗争。

    1947年7月,根据中央指示精神,刘邓大军渡黄河南下,从此实行外线出击,接着又千里跃进大别山,我方由内线到外线,由防御到进攻,是战略反攻的开始。这时,我还在晋冀鲁豫中央局党校学习(党校驻豫北武安县,现属河北省)。学习结束,我回鲁西南地委。在黄河以北时,边区党委书记张玺,十二纵队李先念也去鲁西南,我与他们同往,一齐渡河。这是我首次见到先念同志。我回到地委后,为了配合刘邓大军的反攻牵制敌人,地委决定我和军分区副司令员率近千群众破坏陇海商丘民权段铁路。由于在过去战争中有破坏铁路的经验,我们采取分若干队,数十或数百人一队,先从一头掀起,铁轨倒地后再往前跑,速度既快,又可把铁轨弄弯不能再用。

    同年底,区党委决定我随地方干部第二批去大别山,有千余人,带队的是李剑波、王光中,我和鞠华为副职。由于整党,出发时间延至1948年1月初。过陇海铁路时,从单县出发,随同十一纵队经虞城(商丘以东)过了铁路。那时,十一纵队的司令员是王秉璋,政委是张霖之,参谋长是刘星,他们都是我过去的老领导。我们干部队伍到了豫皖交界的沈丘和界首。沈丘、界首是豫皖苏边区党委和华东野战军司令部所在地。区党委书记吴芝圃接见我们,说大别山情况有变化,要就地分配工作。具体分配我们工作的是华东野战军政治部副主任刘瑞龙,剑波、光中、鞠华和黄天明(地委委员)各分一地,我分到三地委,三分区所辖徐州至商丘陇海铁路以南,徐州至蚌埠平津铁路以西的所辖各县,即永城、夏邑、肖县、碣山、宿县以西和滑阳(北部)、蒙城等,也是以后“淮海战役”的主战场。战役结束后,中央决定豫皖苏边区党委撤销,各县归原省管辖。

    1949年3月,三地委书记兼分区政委寿松涛和我率数百干部南下准备渡江。经过蚌埠时,君毅同志和我相遇,他有一句话使我长久难忘,就是:在大别山比红军长征还艰难得多,因为这时我联想到一年多来的经历,体会很深。为什么说大别山比红军长征时还苦?这是因为:(1)红军长征二万五千里路虽远,但经过某一地则是短时的,而在大别山却坚持斗争18个月,所经历的艰苦可想而知。(2)对新区,不应去了就立即土改,更不应“走马点火,分浮财”,表面看地主的粮食、浮财都分了,夜晚又被送回,贫农、雇农基本群众并没有得到实惠。(3)大别山的军队、地方干部工作人员要吃饭,怎么办?只好向群众要,加重了农民负担,这使我们大大脱离了群众。(4)新区急于搞土地改革、减租减息政策,致使脱离群众,造成严重困难。幸而错误政策推行时间不长便被果断停止,而且公开张贴布告,道歉退赔。君毅是鄂豫区党委书记、军区政委,是这一事件的亲身经历者,而且改正错误的措施是他主持决定的。这些,随后都得到了毛主席、邓小平的肯定,《毛泽东选集》和《邓小平文选》中都有记载。

    第四,从南京到重庆。

    1949年1月淮海战役结束,我刘邓、陈粟大军就准备渡江作战。3月底4月上旬,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召开,中央委员张鼎承、刘晓在合肥传达全会精神,刘邓、陈粟和南下干部等都听取了报告。30万大军渡江后,4月23日南京解放,南下干部队伍从合肥出发,急行军到南京接管。

    按计划徐运北、万里率领的冀鲁豫边区南下干部是要到赣东北,但到合肥后就改变了计划。万里率400余人到了南京,其中君毅是二野后勤部司令、政委,他带领去的人员,接管了财政、经济、资源10多个部门。我也到了南京,由于在老区曾任过地委社会部长,便率领公安大队接管公安系统。不久,又被调到市委组织部干部科工作。

    南京解放后,邓小平兼任华东局第一书记,刘伯承任军管会主任兼市委书记、市长,宋任穷为军管会副主任兼市委常务副书记,柯庆施、张霖之为副市长,君毅为军管会委员兼财经接管委员会主任,万里为副主任。

    七届二中全会中共中央已决定刘邓大军进军大西南,解放云、贵、川、西康、西藏。部队好办,数量众多的地方干部怎么办?这是党中央和刘邓关心的重大问题。在此情况下,决定成立西南服务团,总团部主任为宋任穷,一分团在上海,分团长是曹荻秋,副团长是魏思文。二分团在南京,分团长是彭涛。

    新成立的西南服务团干部由4个方面解决:一从老区抽调;二依靠西南各省的地下党;三在南京、上海、苏南等地招收学生知识分子、高中以上学生和技术工人;四从军队干部中抽调。

    原冀南、太行地区南下干部因到湖南、福建的有关地区,不能去西南。党中央又从华北、东北、山东等老区抽调,在这年的六七八九月前后3个多月的时间里,抽调的干部都集中到了南京。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西南服务团的多数都是在南京度过的。在此更前一个月,邓小平从上海回到南京,商讨决定西南各省、区、市谁去的问题。这次会议决定,宋任穷到云南,任四兵团政委兼任省委书记,陈赓、周保中任省政府正副主席。四川省分东南西北4个区和重庆市,三兵团陈锡联、谢富治分去重庆、川东,陈锡联、张霖之、曹荻秋任重庆市委一、二、三书记,谢富治、阎红彦、魏思文任川东区党委正副书记,阎红彦兼行署主任。李大章、彭涛去川南(驻泸州)为正副书记,李大章兼行署主任,郭影秋为常务副主任。西南服务团重新划分,成立云南、川东、川南以及公安等支队。原统计西南服务团2万多近3万人,由于各支队在沿途所经地区又招收人员加入,人数会更多。川西、川北和西康省干部,由华北十八兵团李井泉和原晋绥中央分局南下干部接管,他们是从西安出发南下的,有部分干部坐火车到武汉又乘船到了重庆西南局。

    1950年初,为决定各省、区和大区军政委员会的地、厅、处(厅)级以上主要领导干部,在邓小平的住处开了多次会,因为干部来自四面八方,只有听取多方面意见。决定干部时,除强调德、才、资(历)外,还要注意团结,还要一个个省、区商定。这次会议,除邓小平、刘伯承、贺龙和张际春、于江震等有关人员参加外,我因做干部工作的关系,也列席了会议。段君毅任财经委员会(邓兼主任)副主任,兼工业部长,万里为副部长。为干部问题,有时也为个人问题,我常去君毅、万里那里。他们两家住一幢小楼。君毅的父亲段子敬老人有时也在,我们见面后非常亲切。早在十几年前,七七事变后不久,老人是濮县有名的抗日进步开明人士,我经常去白衣阁他家里,帮助组织党领导的武装,团结其他开明、民主人士。党领导的政权建立后,他曾任县参议副主任以及边区参议,为革命作出了很大贡献。

    现在回想起来,有件事邓小平做得好,意义重大。当时,西南局邓、刘、贺为一、二、三书记,西南军政委员会则是刘、贺、邓为正副主席,而西南军区则是贺龙为司令员,邓小平为政委。那时我并不理解这个安排和全国其他大区有何不同。1953年,我随于江震部长参加第二次全国组织工作会议。这时的中央组织部长是饶漱石。会议中间,会议内容突转,邓小平和其他中央领导到会讲话,强调党内团结。这时已发现“反党事件”的阴影,次年,即1954年,“高饶反党事件”发生。这时,我才醒悟到西南大区的安排有其重大意义,而东北、华东高岗、饶漱石党政军全是一人兼。

    1950年,刘伯承有几句话给我留下了深刻的记忆。他说:“在战争年代所谓‘九战九胜’要正确对待。开头胜利是很大的,指战员由于胜利骄傲自满了,第二次虽然也胜了,但我方伤亡了不少,付出了很大代价。这几乎成了规律。我们任何时候都应谦虚谨慎,不应骄傲自满。”

    我和君毅家乡的村子都在黄河岸边,距黄河大堤仅几华里。我孩童时就听到民间传说的黄河决堤的惨状。所以,所有村民盖房时都必须填高,如果能填几公尺高更保险。我村附近耕地里就有个凹坑,盖房时就从那里挖土填高。民间传说,洪水来了有两个人爬到树上,一个人带口粮,一个带元宝(金银),哪个贵重?说明粮食的重要。黄河决堤我亲身经历过几次,情况是残酷的。

    1938年春,日军为了侵占徐州,经过濮县,我躲避过。这年6月,蒋介石为防日军进攻,“以水代兵”,把郑州以东、开封以西的“花园口”大堤炸破,淹没豫、皖、苏3省的44个县,后人称“黄泛区”,从此黄河故道无水。抗日战争期间,黄河故道、堤防遭到严重破坏,部分河床开垦为农田,部分大堤被挖断,有的大堤成了日伪修碉堡、炮楼的石料来源地(从大堤中挖石料)。抗战胜利后,蒋介石又决定堵塞花园口决堤口,让黄河回归故道,相当于40万国民党军队“以水代兵”进攻我们解放区,这引起我党的重视。党中央急派军委副主席周恩来与国民党当局交涉。我党为了豫皖苏黄泛区人民避免灾难,同意黄河回归故道,但决不同意国民党政府在下游未复堤即先堵口的行动。我党一方面与国民党政府谈判,一方面成立冀鲁豫区、渤海区等黄河故道治理委员会,成立黄河河务局等机构,由王笑一、赵明甫负责。

    1946年1月,鲁西南辖区,从兰考起,经东垣、东明、南华与运西地区的临泽县,约有200里的黄河大堤,地委、专署组织近万军民修堤,当时,我是地委领导成员,也和专署其他负责同志参加修堤。群众热火朝天,从东明县城来的群众说,我们刚刚从日寇汉奸的统治下解放出来,虽然受了磨难,但是为了大家,也是为了自己,一定修好大堤,请党和政府放心。

    国民党、共产党、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简称国、共、联总)专门负责中国区的美籍工程顾问塔德和国民党黄河水利委员会主任赵守钰及我方行署主任段君毅等坐着5辆插有“黄河”字样小旗的美式吉普车,在蜿蜒曲折的黄河大堤上勘察。勘察团经过兰考、东明、菏泽、东平、长清、济南,直到黄河人海口的利津。

    鲁西南(五地委)辖9县,即菏泽、定陶、东明、民权、考城(兰考)和齐滨(曹县西北)、朱程(曹县东南)、东垣、南华。各县区都有领导干部带领群众修大堤。当插有“黄河”字样的吉普车经过工地时就停了下来,君毅和王笑一同志和我们交谈,后来他们又到了冀鲁豫边区领导机关菏泽县城。黄河故道勘察团到了鄄城、郓城,只见河道干涸,大坝面目全非,砌石被日、伪军扒去修碉堡,堤土被挖走垒工事,防护柳树被砍伐得精光。东平县是黄河、运河经过的地方,而东平县人民的贫穷是出了名的,民言:“东平州,十年九不收。”从花园口到黄河的人海口利津县,黄河大堤两千几百华里,其中,有五六十处是险处,如果不先修复就匆忙堵口、放水,其后果不堪设想。经过几天的实际勘察,勘察团的人员思想有所触动,国民党黄委会的赵守钰向乡亲们讲:我赵守钰也是中国人,我担任黄河治理的官员,不能为你们造福,也决不能让黄河祸害同胞,我保证,下游的大堤修不好,故道、滩区的乡亲搬不走,花园口决不合拢,决不把黄河水放过去。最终三方达成协议,决定先修后堵口,黄河滩数十万群众搬迁,对搬迁群众给予适当补助和救济。

    同年下半年,区党委决定我到晋冀鲁豫中央局党校学习。学习了10个多月,第二年7月刘邓大军渡黄河挺进大别山,我才回到冀鲁豫边区党委,仍到鲁西南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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