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2年春天，第三届中国艺术节在昆明召开，郭超同志被邀请来昆，我们见面话旧。艺术节结束，在他回京前，尽管当时他的身体有病行走不便，但他和赵森同志还是来到了我家，说他一定要再来见见老同学，我很受感动。谁料不到一年，他却永远离开了我们。噩耗传来时，我非常震惊和悲痛！他的逝世至今已经快两年了，我的心情一直不能平静，总在回想他的过去，特别是他和我相处的那些年代。
我和郭超是1932年相识，至今已经过了60年。那时我俩都在原山东省濮县（现属河南省范县）县立第一小学读书。他和孔繁阁、王登明、张建国是同班同学，他的原名叫郭海容，他们几个早我一年进校。1931年九一八事变，日寇侵占东北三省，1932年一二•八事变又进攻上海，1933年春当老师向全体同学讲日寇又侵占热河时，郭超和同学们义愤填膺，群情激昂，对国民党政府的不抵抗主义非常不满，爱国抗日的热情高涨。这时，濮县已经有了共产党的组织。濮县一小的数学教师范瑞轩、语文教师左一芳，都在河北省大名师范读过书，思想先进，他们教育郭超和我们抗日爱国，而且还向我们宣传灌输共产主义思想，介绍我们读一些进步书籍。当时，濮阳中心县委负责人刘晏春就在城南一带活动。共产党员管守律，在范县乡师读书，也曾到过我们的学校，进行组织活动宣传工作。这些，对郭超同志和我们政治上的进步都有很大影响。郭超不仅思想进步，而且学习成绩优秀，1933年夏，全县小学毕业生统考，他名列前茅。不久，他又考入济南省立第一乡村师范，积极参加学生的抗日宣传和进步活动，1935年在该校加入中国共产党。这时，濮县党组织较有基础。濮县党组织在刘晏春和河北省委代表黎玉同志的领导下，组织了夜聚日散的游击队，开展了“分粮吃天户”、镇压地头蛇的武装斗争。1936年春，濮县党组织遭受破坏，被捕者8人，其中就有孔繁阁、王登明。这年12月西安事变，全国形势迅速变化。1937年春，孑L繁阁等先后从济南监狱和反省院释放出来，孔回到家乡濮县，王登明去陕北参加了红军。七七事变抗日战争爆发，郭超、张建国和我，也先后从学校回到濮县。这年11月，县委书记孑L繁阁等数十个党员和进步青年调去做其他工作去了，濮县县委在刘晏春的直接领导下，又组成新的县委班子，原县委成员张建国任县委书记，郭超任宣传部长，我为组织部长。我那时年轻缺少工作经验，郭超帮我出主意，教我怎样工作。他和晏春同志一样，是我的兄长，他们亲热地叫我弟弟。县委有架油印机，郭超字写得好，自刻蜡版自印党的文件。当时县委的主要任务，是恢复发展党的组织，发动和组织群众，开展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建立县委直接领导的武装。因郭超同志的公开职务是山东省六专署政训处（后改为政治部）政训员，有合法职业掩护方便工作：县委的许多工作是靠他进行的，所以他的工作最忙任务最重。当然，以张舒礼为首的政训处驻濮县的其他成员也做了很多工作，如宣传党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成立县“抗敌后援会”和其他抗日救国组织。这时，濮县已有党员约300人，黄河以西建立了4个区委会，黄河以东，即现在山东省鄄城县，也建立了党的组织，郭超同志同他们联系。为组建武装，县委动员党员和进步群众千方百计弄枪支。高堤口乡民团约90条枪，共产党员马功臣担任该乡乡长，县委计划以此为基础建立自己的武装，为了解决该民团，县委曾议过多次，最后决定采取里应外合的办法解决。后来在刘晏春的直接领导下，胜利地完成任务，缴获枪支90条，成立了抗日义勇队，刘茂斋（党员）为队长。因这时濮县的政权还掌握在国民党手中，县委没有较为固定的地方，有次县委在城东冯堤口崔同轩（党员）家开会，夜晚刘晏春、郭超、张建国和我等6人挤在一张床上睡觉，头朝里脚在外，上面只盖一条被子，天亮又各自骑上自行车分赴各地。那时各自只有一套衣服，没有换洗的，只有到了村里党员家中，晚上睡觉后，这里的党员同志提着我们的衣裤，用火烤的办法去掉虱子，使我们穿上后舒服些。1938年春，郭超等县委成员大部时间住在城北的赵庄张建国的家里，有时还要办党员训练班，人来人往很多。建国的母亲，是待我们最亲热的大娘。建国的夫人岳子明也是共产党员，给我们做饭吃，非常辛苦劳累。赵庄党的支部有党员10余人，群众基础也好，当时有“赤色村庄”之称，在那里住很安全。1938年4月，刘晏春调为特委组织部长，不久，郭超也调特委为宣传部长。调离前，晏春和我们谈，根据郭超的情况和工作经验能力等等，他调特委合适，县委当然拥护同意。张建国调到冀鲁豫省委党校工作。郭超同志上调特委后，继续关心和领导濮县、范县党组织的工作，如以冀炳南为司令员的十三支队，是在鲁西特委关心和领导下成立的，该支队驻在濮县，从开始组建到发展壮大，郭超做了许多工作，这说明他对武装斗争的重视，也是执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的典范。十三支队干部战士多是濮县当地的抗日进步学生和青年农民，其中有的也是党员。冀炳南是濮县有名的开明人士，主持正义，坚决抗日，自觉接受党的领导。鲁西地区国民党反动头子王金祥对此怀恨在心，借故调动军队要消灭十三支队。因寡不敌众，在十分严峻的情况下，炳南等领导决定，为保存有生力量，采取疏散隐蔽的办法。共产党员、副司令王青云和共产党员、政治部主任汪毅，因人地生疏，不幸被敌人抓住杀害，炳南和张方团长转移到百多里外的直南特委驻地清丰县梁村。这时，炳南、张方都还不是共产党员，为什么冒着种种危险到直南特委？因为他们相信和依靠郭超同志，相信和依靠共产党。这年年底，八路军主力六八八团一部到清丰县一带，郭超告诉我，炳南和张方，他们将随同部队到濮县、范县，要我和地方党组织配合，把原十三支队疏散的人员集中起来，从此炳南、张方加入了八路军，以后又加入了共产党，并成为党的重要领导干部。
从1939年起，虽然我和郭超都在冀鲁豫边区工作，因为不在一个地区，加上战争环境，除区党委开会外，我们见面和接触的机会就很少了。
1949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已取得决定性胜利，郭超随大军渡江到赣东北，后到贵州省。我渡江后先在南京，后到重庆，在西南局组织部。
1951年中央召开全国第一次组织工作会议，郭超和我都参加了会议，当时他任贵州省委组织部长。因为都属西南大区，吃、住有时开会讨论都在一起，我们说话的机会也就多了。他对这次会议的感受很深，他说，这次会议太重要了，受到的教育极大。会上，听取了刘少奇关于共产党员标准的八项条件和为更高的共产党员的条件而斗争的报告，中央组织部从部领导到一般干部，对参加会议的同志，关心热情，服务周到，给大家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当时全国各省（市）地委以上各级党委组织部长都参加了会议，因此，这对全党的优良传统作风起到了示范和推动作用，那时党的风气很好。
1952年，我党准备从下一个年度起，在全国开始执行第一个五年计划，以工业化为经济建设的主要任务。中央要求各级党委，像战争年代选派大批干部到军队中去工作一样，下最大决心，从各方面抽调优秀干部分配到工业战线去，培养他们成为工业建设的领导骨干。在这种形势下，西南局决定，郭超转人工业战线，组织西南有色金属管理局，他任局长，驻昆明。为了组建局和个旧锡矿、东川铜矿等处的领导班子，郭超去西南局组织部不知多少次，陆风翔、岳肖峡、祁山、杨正南、陈桐源、郑子祥等领导干部的抽调安排，都是部务会议和于江震部长确定，报西南局批准。因为当时我是干部处长，具体的如何抽调多是郭超和我们商定，他对这次抽调配备干部抓得很紧，周到具体认真，直到问题完全得到解决为止。
1954年底，西南大区撤销，我调云南省委组织部工作，这时，郭超调中央冶金部，离开云南到了北京。1958年，我被错误处理下放到农场，他又调回云南省，任省委副书记、副省长，未能见面。多年后，我从亲属和战友那里知道，他为我的遭遇鸣不平。1971年，我因劳动过度得病回昆明治疗，他和赵森同志亲到我的住处看望，我和全家都非常感动。赵森由于工作先走了，郭超却和我坐了两个多小时，以后，他又派省人民医院的周一民主任医师来为我医病，并叫孩子到我家看望。那时，我是全省出了名的“反党集团”主要头目之一，“右派”分子，而他是省委的主要领导成员之一，他却能亲自到家看望还被“专政”的同学，而且态度非常真挚、热忱、友爱。他问到我的身体、生活、家庭情况，还问到我是否需要经济帮助。他也向我讲了当时的形势和其他一些战友的情况，因为那时我长期处在比较偏僻的农场，了解得很少，处处感到新鲜，对我来讲，这又是多么大的安慰和鼓舞！当时还是“文化大革命”期间，政治风云变幻莫测，郭超同志敢于冒着政治风险来看我，说明他了解我，有感情，同时也说明他是非界线清楚，是能主持正义的，表现了共产党员的党性原则和高贵品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