悼念王宇辉同志(文/2003年4月)

王称固 发表于2019-12-12 20:00:56

去年2月宇辉同志逝世。他走得突然,开始不敢相信,后来证实他的确是走了,我的心情长时间不能平静,总在回想他的过去以及我们相处时的情况。

 1950年初,贵州、四川解放不久,经中央组织部分配,宇辉从华北革命老区到重庆,中共中央西南局决定他去川南区党委(驻泸州)任团工委书记。当时我在西南局组织部干部处工作,我们就是在那时相识的,历时半个多世纪。1949年进军西南时,中共中央决定四川省划分为川东、川西、川南、川北4个区,连同重庆市,直接归西南局领导。川南区辖泸州、宜宾、乐山、内江4个地区和自贡市,李大章任区党委书记、行署主任和军区政委;彭涛任区党委副书记;郭影秋为常务为副主任。区党委组织部长许梦侠(后任四川省委书记处书记、省顾问委员会主任),两年前来昆明,还谈到他与宇辉在川南相处时的情况,并交代要与他见面,可惜当时宇辉没在昆明。

1952年夏,西南各省(区)清匪反霸、土地改革的任务基本完成,中央决定恢复四川省,4个区党委撤销,李大章任四川省省长,郭影秋调云南,后任省长。

宇辉这时到重庆,任西南大区团工委常务副书记,接替康乃尔的工作。团工委书记仍由西南局委员、组织部长于江震兼任。这时西南团工委领导云南、贵州、四川、西康、西藏、重庆6个省(区)市的青年团工作。1954年,西南大区撤销,中央、国务院直接领导各省、区、市,大批干部调北京,其余干部分配到各省。我和宇辉调云南,他任团省委书记,我到省委组织部。在省和西南大区时,党组织都向团委交代过培养和输送干部的任务,因团干部年轻、有文化、肯学习,接受新事物快,团组织的确是培养和输送干部的好场所。而且,西南大区和省(区)团委都设有团校,培训干部。

    20世纪50年代,宇辉同志曾随团中央组织的代表团去苏联和东欧几国参观,回昆后,他曾向我谈到出国后的体会。使我记忆最深的是他说“出国后更加热爱我们的国家”。当时,他送了我一把从东德买来的小水果刀,礼轻情义重,至今我仍在使用,见物思念人。1957年,中国和缅甸关系友好,为了回访,云南省政府和驻军组织代表团去仰光,代表团团长是代省长刘明辉同志,宇辉被指定为代表团成员,因他有出国的经验,是代表团的参谋和助手。当时除国家外交部门外,地方党政领导出国很少,难免缺乏这方面的经验。

    1957年“整风反右”,宇辉他在团省委领导岗位,伤害过同志,曾内疚过。我那时在省委组织部,并兼任省级党群系统整风反右领导小组副组长,伤害过的同志更多,教训深刻沉痛。1958年4月,随着运动的发展,我又受到批判,成为全省“反党集团”的主要头目之一,被开除党籍,下放农场。两年后,宇辉也被错处,降职到省农垦总局任副局长。粉碎“四人帮”后的1977年,我在农场已近20年,因劳动强度大,体弱多病,宇辉和当时任省农垦总局局长的江洪洲同志等商定,在他们的职权范围内,将我调回昆明,到农垦总局搞供销工作。这不仅对我身体有利,家庭可以团聚,而且还可去各地农场或北京。1978年春天,国家农垦部召开后勤工作会议,我去北京,除开会外,还见到许多过去的老战友和领导同志,他们鼓励我为自己的冤案写申诉。这时胡耀邦同志任中央组织部长,是申诉平反的好时机。我的申诉交到了中央组织部。当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云南的“郑、王反党集团”1979年4月平反,使我在蒙冤21年后又返回省委组织部。

    前面提到的江洪洲同志,他先宇辉几天去世了,我和他也早就相识。他和宇辉共事近20年,我们相处关系都很好,相互真诚、知心。在我坎坷的年代,他俩都关照过我。当然,由于当时的情况和处境,有的只能是做了不说,各自心里明白。我对他们自然也很敬重。现在他们两人都已离开我们走了,我又怎么会忘记,又怎能不怀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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