惊悉肖峡同志不幸逝世，甚感悲痛。
我和肖峡早在抗日战争初期就互相认识了，因我们当时都在鲁西地区工作。1942年后，他到冀鲁豫边区党委组织部工作，我在鲁西南地委组织部工作，我俩就有了见面的机会。解放战争时期（1946年至1947年），我去晋冀鲁豫中央局党校学习，肖峡在中央局组织部干部科工作，部长是宋任穷同志，兼任党校副校长，住在党校。中央局当时驻冀北的武安县（现属河北省），党校距中央局仅几公里。那时我在党校学习半年以上，肖峡常常来党校，我也去他的住地看望，我们见面交谈的机会很多，彼此坦诚、热情、亲切。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进军大西南，肖峡从华北中央局组织部抽调到云南省工作。在进军西南途中，他随宋任穷到重庆西南局时，我当时在西南局组织部做干部工作，由于他过去长时间在组织部门工作，不少问题我曾当面向他请教，交谈的时间较长。肖峡到云南后任玉溪地委书记。
云南虽地处边疆，是多民族地区，但原地方党组织基础好，并建立了武装政权（滇桂黔边区党委、“边纵”），各地、市、县党政军的组织也齐全，陈赓、宋任穷领导的解放军四兵团和外来干部进滇后，怎样与地方党组织及“边纵”会师，是当时最重要的问题之一。根据中央“团结第一，工作第二”的指示，肖峡同志妥善处理了“会师”这一问题，地方干部反映很好，外来干部和省委、西南局都很满意。
1950年，玉溪地委宣传部长杨一堂同志去西南局开会，经肖峡介绍我和一堂见了面，相互都很高兴，我知道杨一堂在“边纵”地下党时就担任这一职务，“会师”后未变，肖峡对一堂非常器重，而一堂对肖峡又很尊敬，两人像兄弟一样，关系很好。这次在重庆我与一堂相见，增进了我和一堂以及肖峡之间的情谊。
1950年底，国家工作的重点转入经济建设和执行第一个五年计划，党中央决定，像战争年代选派大批干部到军队中去工作那样，下最大决心，从各方面抽调最优秀干部到工业战线去，培养他们成为工业建设的领导骨干。当时，锡、铜等有色金属的冶炼是云南也是全国的重点，在这种情况下，肖峡被抽调到东川任矿务局党委书记、局长。此时，我还在西南局组织部干部处工作，负责干部抽调的具体工作，要抽人时，先与省委商定，经西南局组织部研究，然后报中央局批准。此时，宋任穷已从云南调往重庆，任西南局常务副书记，主持日常工作。
1954年西南大区撤销，同年年底我调云南省委组织部工作，此时肖峡已从东川调到西南有色金属管理局（后改为云南省有色金属管理局）。
1957年“整风反右”，1958年年初省委常委、组织部长郑敦被批判，在批判过程中，认为我不揭发郑敦，最终以“郑、王反党集团”定论，将我划为右派，开除党籍，下放弥勒东风农场。在正、副部长4人中，就有3个被定为“集团骨干”。此后，省委常委孙雨亭为组织部长，崔子明、岳肖峡同志先后任常务副部长。
1962年，全国党的七千人大会后，我的“右派”帽子被摘掉。有一天，肖峡和崔子明两位同志到了我在昆明还不到10平方米的家里，当做一件喜事，向我的爱人麻秀容通报说：“镜如‘右派’帽子摘掉了。”并询问秀容以及孩子等的情况。不久，省委又通知我从农场回到昆明，肖峡、子明又再次到我家询问我的身体状况，并一再嘱咐要我在家安心休养，恢复身体。从1958年起，我已经4年未回过昆明与党组织和家人相见，肖峡、子明两次到家里来，给我、给家人都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我们深受感动。现在看来，他们的做法完全是一个共产党人应该做的，但在当时政治气候不正常的情况下，的确是难能可贵的。我和肖峡长期相处，和子明也是多年相处，他们都真诚待人，关爱他人，思想品德受人尊重。以后得知，1962年，中央组织部副部长乔明甫同志来云南，曾向省委某领导提出要见我，被拒绝。党的八届十中全会召开，提出阶级斗争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形势骤变，省委原计划把我调离农场另行安排工作的决定也改变了，我又回到弥勒东风农场，直到1979年4月，我的冤案平反。
1978年，肖峡从云南调到河南，1979年4月我的冤案得到平反，去北京等地开会，几次路经郑州，每次肖峡和我都要见面，肖峡常来云南，我们也总要相见。有次，我到了郑州，想看望于一川同志，肖峡告诉了他，他非常高兴，那时他正住院，肖峡陪同我去医院看望。当时他正躺在病床上，见面后，两手拱起，激动地说：“镜如同志，我欠了你的账，对不起……”我和肖峡都急忙劝阻，不让他再说下去。挫折往往会使人醒悟。我遭受过挫折，几年后，曾任过云南省委书记处书记、省长的他也未能幸免，教训极深。
肖峡几十年来，从基层逐级到县、地、省做领导，涉及行政、党务、农业、工业以及军队等多方面工作。他阅历丰富，知识面广，既接触高层领导，又经常深入基层联系群众。因而他思想开朗，看待问题、处理工作，比较客观和公正，失误较少；他长期做组织工作，党性强、作风正，关爱干部并善于团结和使用干部，深得广大干部和上级领导的好评。
现在肖峡离我们而去了，我们将永远回忆、怀念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