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2年，云南省总工会原主席侯良辅同志离开我们走了。我的心情不好过，强忍悲痛向他的遗体告别。
我与良辅虽然过去没在一起工作过，但是近二十几年来我们见面的机会很多，我住在省委一号院的时间比较长，他在省总工会工作，两人住家地靠近。省委办公厅食堂里，我和良辅、余丹夫妇又常在一个桌子上吃饭，有说有笑。2001年，我们两家都搬进了金牛小区二区，住房相距仅有几十米，见面说话的机会就更多了。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我在重庆西南局组织部做干部工作。1952年春天，我从重庆到昆明来，为贯彻执行1951年全国组织工作会议精神，主要精神是“整党”，即“坚持共产党员八项条件，为更高的共产党员标准而奋斗”。另外，我还调查了解了西南局管辖范围的地（厅）以上领导干部。这次在昆明我待了约两个月。在此期间，省委为进行“土地改革”召开全省县委书记以上干部会议，这个会我参加了。有一次，我参加了滇西工委（当时的工委书记是李成芳）管辖的大理、保山、丽江3个专区的地、县委书记会，这时良辅是十四军四十师政委兼任大理地委书记，虽然他的名字我早就知道，但这次是初次见面，自然相互都很热情。因为会议主题是如何贯彻执行“土改问题”，这对军队和本地领导干部都是新的问题。而我，过去在华北根据地老区，减租减息、土地改革，我经历过多次，几个月前，我还在四川省大巴山（川北）新区搞“土改”，因此，我在会上发了言。我的发言，与会的同志静静地听着，他们爱听，当时宋任穷在场也肯定。事后得知，云南“土改”虽然也受“左”的影响，但省委从“云南地处边疆、山多、民族多的实际出发，采取了多种政策办法，非常谨慎、稳妥地进行。”如，滇中、边疆就大不相同，边疆还有的推迟或不进行土改，或和平协商土改，或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等等。
会师问题，也是良辅首先遇到的问题。
1949年12月9日，卢汉将军率云南军政人员起义。国民党中央军进攻昆明。由于这时五兵团已经解放贵州，而且一部为支援昆明保卫战而入滇。进攻昆明的国民党中央军南逃。
云南地下党，滇桂黔边纵队，已经有主力武装3万多人，党领导的县政权数十个，开创了滇南、滇西等一批革命根据地，而陈赓、宋任穷率领的第四兵团3个军，加上直属和特种部队共10万余人，在这种情况下，外来与地方会师就是个首要问题。根据中央与西南局“在云南省委领导下，团结第一，工作第二”的方针和一系列指示，大家认为没有我党我军的大团结，就不会有各方面的胜利。因此，外来与地方，各方要充分肯定和学习对方的优点，而双方的缺点、错误‘，则采取谅解和诚恳地予以帮助的办法解决。如发生不团结现象，各方要多做自我批评。经过大家共同的努力，云南内部的会师是成功的。自然，这包括滇西工委在内，而1953年6月，良辅同志是军的政委、工委书记，整个滇西都在他的工作范围之内。良辅在滇西4年多，各项工作进展变化大，这与他的以身作则和表率作用有关。
1936年10月，薄一波经北方局书记刘少奇批示回到山西省，组织中共山西省委，第一件事是接管和组织牺盟会，良辅参加了这件事。第二件事是创办山西新军，即“决死队”，就是十四军的前身。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当时的主要任务是发展生产，搞经济建设。党中央指示，要像战争年代调最优秀的干部、党员到军队一样搞经济建设，其中工业又是重点。西南局决定从四川、贵州等地抽调大批领导干部到个旧云锡、东川铜矿和机械、国防等工业企业工作。个旧、东川设省辖市。以后得知，1958年5月，良辅从南京军事学院回到昆明，当时云南省委书记谢富治兼昆明军区政委，是良辅的老领导，将他调到地方搞工业，从此他离开了军队。
良辅同志近22年都在部队，南征北战，并立下了汗马功劳。战争年代，良辅的具体情况我虽不清楚，但我们同在华北晋冀鲁豫边区，大的军事活动我是清楚的。1940年的百团大战，1948年、1949年的淮海战役，他立过功，受过奖，渡江后南进，他率部配合第四野战军解放了广东、广西，尔后又进军西南，到了云南，大仗、小仗打了无数，行军走路里程无法计算。1958年急国家之所需转业到地方，又把军队雷厉风行的作风带了下来，为地方人民做了不少工作。
此外，还有我的老战友胡荣贵（昆明军区副政委，1940年我们一起在北方局党校学习，情谊很深。）郑刚、郭庆基等，我和他们都交往甚厚，结下了深厚的战斗友谊，现在他们都已先我而去。我由于年事已高，也不再一一撰写怀念文章了，在此一并表达怀念之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