欢乐童年
海波碧绿，海云悠长。港湾曲折，江河交错。终年盛夏，天高气爽。风调雨顺，物产丰富。胶树绵延，林深地广。椰林婆娑，榴莲飘香。这就是我出生的地方，我的第二故乡——西婆罗州海滨一个县级小市，当地名称叫格大邦，华侨以潮语音译叫道房。
婆罗州是除五大洲外，世界上适宜人类居住的最大岛屿之一。在20世纪40年代中，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独立之前，这个大岛四分之三的东西南方为荷属殖民地，约四分之一的北方为英属殖民地。印度尼西亚独立后，将所属的地方改名为加里曼丹，东西南划分为三个省。道房属于西加里曼丹。为防海水倒灌，市区建在离海口五六公里之外。道房市区是沿着一条江面颇宽的深水港而发展起来的，千吨轮船都能通航，水运发达。道房以北六七十公里是西加首府奔颠阿纳；这是个中等城市，华侨称之为坤甸市。市郊矗立着的赤道碑，正是赤道的正中，纬度00。我的父亲、祖父、曾祖父就出生于坤甸市，算来我是第五代侨生了。我父亲朱来文，母亲林金枝，养育了五男三女。我的正名忠诚，在男孩中排第三。大哥忠勇，二哥忠铭，四弟忠良，五弟忠信，家谱排到“忠”字辈。我有三个姐姐，大姐秋琴，二姐贞琴，三姐凤琴。
母亲出生在道房与坤甸之间的一个海滨小镇，叫布卢术。从那里陆路可通道房，但由于海湾江河交错，无路通坤甸，只能靠水上交通。道房，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只是个数万人口的小县，华侨大约只有千余人，主要从事工商业，土著人是马来人和达耶克人。华侨和当地人友好相处，关系融洽。
我父亲年轻时离开坤甸，单身到道房闯荡，先贩鱼，后开杂货店，再发展兼营土产，’主要是收购橡胶、椰干、藤条、板材，转运新加坡出售Q生意做大后又开办橡胶加工厂，将厚厚的大片橡胶压成薄片，风干，成捆贩运，增加利润。
我大哥读过荷文中学，也会中文，聪明能干，善于经营，还会造船，摆弄机器，造有小轮船、货船和多艘摩托艇。
父亲和大哥还善于同当地人交朋友，上至苏丹，下至胶农、椰农，都注意同他们搞好公关友谊。胶农、椰农经济困难时，可让他们到商店赊购日用品，生产收获时，再用产品偿还。有了呆账，也能通融，不予逼债，这样客户不断增加，生意也就发展了。30年代末，又开办了电影院和制冰厂。大哥还收购鳄鱼皮，处理加工后，贩运到新加坡或欧洲出售。在那一带独家经营，利润颇丰。
正在一帆风顺之际，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寇南侵，遭到毁灭。大哥因拒绝受日寇奴役而遭杀害，随后大嫂也病故。二哥在新加坡，四弟、五弟也力不从心，家境逐渐衰落。
1945年8月15日，日寇战败投降，印尼恢复独立后，家境略为好转和稳定。但是到了60年代，印尼出现反华排华。由于四弟忠良曾担任过当地爱国侨团中华公会的主席，而被当地政府以莫须有的罪名，将工厂、影院予以冻结，并将四弟关押一年多。后来虽释放，并归还工厂、影院，但仍不断敲诈勒索，元气大伤，难以维持。四弟、五弟只好各自奋斗，争取生存。五弟自营海轮运输，四弟开咖啡店。所幸子女长大能自立，生活尚能维持。
我从小生性好动，淘气，常到处闯荡。一会儿下海游泳，一会儿爬树摘果，一会儿摸鱼捉虾，一会儿钻林捉鸟，闹腾得妈妈气得要命，经常叫喊追打，给我起了个小名叫阿曼（蛮，乃淘气包之意），可我倒感到是呢称。
我同兄弟姐姐的感情都很好。我很敬佩大哥，他对家业的扩展立了大功。他爱打猎，置备有几支猎枪、汽枪，还有防身自卫的六轮手枪。我常跟他学摆弄机器，学打猎玩枪，从小爱冒险。这对我刚成年就毅然决然投身抗日救亡斗争，参加革命有重要的影响。二哥在新加坡求学，华侨中学初中毕业后，转读英校。大学毕业后，到沙捞越古晋和椰城及苏门答腊岛巨港市华文中学教过英文，后转回新加坡经商。大姐秋琴嫁到新加坡，姐夫赖公任于厦门大学毕业后在新加坡经商。先经营绸布服装，后改营书画文具公司，兼营房地产。有七个子女。大姐1982年去世，终年72岁，大姐夫1994年去世，终年90岁。四弟、五弟固守家业，以孝敬和照顾年老的双亲。我的父母亲可算得健康长寿，都活到93岁才无疾而终。1974年父亲先走，1976年母亲再去，在冥冥世界又相会。
二姐贞琴2004年在坤甸女儿家去世，享年91岁。三姐凤琴嫁到坤甸与道房之间的小镇。姐夫陈锦泉比她小四岁，但两人恩爱相随，养育了四个子女，成长得都好。可惜三姐1964年5月患病，不幸英年早逝。
四弟忠良患膀胱癌于1999年12月病故。
翻阅相册，眷恋回眸，常深深地缅怀已逝的亲人。寻根朔源亲情绵绵
树有根，水有源。寻根朔源，我家的根源在神州东南潮汕地区海滨的一个城市，过去叫澄海县，20世纪90年代已改为市，新世纪始，改为汕头市的澄海区。
1996年北京澄海乡亲春节聚会时，我向同乡杜健红查询，据称：澄海姓朱的历来聚居于澄海北边数里的朱厝巷。印尼、星（新加坡）马（马来西亚）姓朱的潮州华侨都是早年从这里出去谋生的。改革开放后，那里已大变样，成立了莲上镇，建立了槐铎工业区。据他推测，我的老家可能就是澄海市的朱厝巷。
从我祖父的曾祖父开始就漂洋过海到南洋谋生，数代侨居印尼。父亲、祖父一直都没有回过祖国，家乡已没有亲属。
在印尼的家族亲属情况，虽经查询，也不甚清楚，仅从弟弟口中得悉：曾祖父叫朱运清，曾祖母周春英，祖父朱胜贤，祖母的姓名不清楚。
父亲朱来文，有兄弟五人，姐妹三人。父亲在兄弟中最小，上有姐姐，下有妹妹。
父亲的四个哥哥，也就是我的四个伯父中，我仅知道大伯父叫朱来胜，他有八个儿子，还有几个女儿，真是子女成群D他的长子叫朱两客、次子朱两光、三子朱两豪、四子朱两宝、五子朱两全、六子朱两隆、七子朱两立、八子朱两利。
我接触过的只有朱两客、朱两立和朱两利。
朱两客，1956年曾回国观光。1955年我回家探亲，路经坤甸，曾到他家拜访，是个木材商。
朱两立，又名朱成。他和我父亲交往较多，感情较好。他的儿子朱晖是国际乐坛著名指挥家，也是“亚洲三大指挥家”之一，曾应聘到过四十多个国家的六十多个乐团指挥演出。尤其值得一提的是1995年纪念广岛原子弹爆炸50周年时，到日本广岛指挥八千人大合唱，演唱贝多芬第九交响曲中的欢乐颂。1996年，新加坡政府为表彰他的杰出贡献，授予他文化勋章和新加坡国立大学荣誉文学博士称号。1997年，法国政府又授予他艺术与骑士勋章。多年来，他还经常回国，到北京、天津、广州、深圳、厦门、青岛等地讲学，与交响乐团合作演出，为祖国音乐事业的发展付出了很多心血，深受赞扬。
母亲方面的亲属我了解得更少，只见过外婆，未见过外公。母亲是长女，下有六七个弟妹，有几位来我家住过，我只记得三舅、六舅。三舅经商，六舅林荣坤在荷文中学读过书，颇能干，后来在靠近英属沙捞越的孟加映小镇当镇长（荷语：甲必丹）。他也是当地的爱国侨领，日寇南侵时，1943年惨遭杀害。新中国成立后，其子女有四五人回国升学就业，还颇有成就。我从小就好动，爱热闹，嫌小地方的生活单调，不甘心拘束在道房。
大哥结婚后，大嫂的娘家在坤甸，我就借机向爸妈再三要求到坤甸读书，得到大嫂的支持，就顺利地转到坤甸的振强小学读四年级。当时我才9岁，寄住在大嫂的娘家。大嫂的爸妈待我如同亲生，照顾得无微不至。大嫂的弟弟待我也很亲切，虽然只有两个学期的生活，却已给我留下温馨的回忆。
新港求学报国情深
坤甸虽然比道房大，但还只是个中等城市。新加坡比坤甸热闹得多，是真正的大城市。我二哥朱忠铭在新加坡读书，因此我经力争，又转到新加坡读书。由于我年纪还小，才10岁，需要人照顾，爸爸就让我住在姑妈家。
姑妈是爸爸的妹妹，约48岁，生有两子一女，大女儿MERY（玛丽）16岁，二女儿CHERRY（切丽）14岁，小儿子JOHN（约翰）12岁。姑夫已去世。姑夫的好友及生意合伙人是个鳏夫，无子女，他和姑妈相爱同居，照顾姑妈全家生活，对待姑妈的子女如同自己的亲生子女，待我也很亲切，我们都非常喜欢他。我在新加坡启发小学上了两年高小，都是住在姑妈家，读华侨中学时就在学校寄宿了。
新加坡华侨众多，约占50万人口的四分之三。华侨经济力量强大，华文教育很发达。较好的学校大多是乡亲社团主办的。我是潮州人，本想进潮州公会办的端蒙小学，可是离家太远，不方便。所以姑妈和二哥让我在离家较近的客属公会办的启发小学就读。启发小学的教学质量很好，不少著名人士的孩子在此就读。例如以虎豹万金油起家的大实业家胡文虎、胡文豹的孩子胡山、胡海就是我高小时的同学01936年豪华的虎豹别墅落成后，他们曾邀我去游玩。
1932年我在启发高小毕业后，就进入新加坡华侨中学。这所享誉南洋教育界的中学是最著名的爱国侨领、毕生热心倾资兴办教育的杰出实业家陈嘉庚带头创办的公立学校。由于资金充足，设备完善，师资良好，教育质量较高，成为众多华侨学生向往的学府。教师大多是从国内聘请的，其中不少具有进步思想，曾在国内参加革命抗日活动。他们常在课余向学生传输进步和抗日救国思想，我的老师卢衡就是突出的—位。我喜欢读书，勤奋好学，记忆力又较强，同学说我天资聪慧，考试成绩常名列前茅。我的兴趣广泛，喜欢游泳等运动，因而感到学习和生活都很轻松愉快。我还喜欢阅读报刊杂志，特别喜欢读邹韬奋主编的《生活周刊》其内容丰富，切中时弊，既痛斥日寇的侵华罪行，也揭露蒋帮国民党妥协投降，丧权辱国的丑恶面目，呼吁全国人民抗日救亡。，其文章和评论的爱国立场鲜明，笔锋锐利，论述详实，分析透彻，观点明确，说服力强，能深入人心。正是通过阅读《生活周刊》激发、提高了我和一些同学的爱国热情。聂耳、田汉的义勇军进行曲》犹如一声春雷，更像催人奋进的进军号。我们常伴随留声机，心潮澎湃、热血沸腾地演唱这一创世纪的歌曲。从未有过一首曲子能对数亿人民的心灵产生如此巨大的冲击力，激励他们保家卫国去抗击强敌。这真是音乐史上的奇迹。生长在海外的华侨，最能深切体会殖民统治下的屈辱与痛苦。有血性的炎黄子孙，怎能让祖国任由日寇侵略与宰割。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看到祖国面临生死存亡的严峻形势，更坚定了我回国参加抗日救亡的决心。
由于数代在国外侨居，国内无亲属，也不了解国内的情况。经过稳妥考虑，我决定还是先转道香港求学，观察形势，寻找机会，再回国参加抗日斗争。1937年初，刚过春节不久，我就找受父亲委托代销橡胶土产的代理商二一一位熟悉我也喜欢我的老板，要求他给我预支到香港的转学费用。当然他开始有些顾虑，不敢给，经二哥表态认可，他才给了我五百元坡币。其实这已够我一年半的费用而有余了。我高高兴兴地同五位同学结伴，搭乘一艘五千吨的远洋轮，离新赴港。
启程那天，风和日丽，象征吉祥如意。大姐和二哥送我到码头。看到为亲友送行的有一二百人，+心情稍觉宽敞。当轮船解缆徐徐离开码头时，我在船上二层船边栏杆上向亲人频频挥手告别。当我看到大姐拿手巾擦泪时，不由得心酸、茫然，不知前途如何。为了缓解、抒发情怀，我和同伴们深沉地唱起聂耳、田汉的一首反映华侨心声的名曲《告别南洋》：
再会吧，南洋！你海波绿，海云长，你是我们第二个故乡。我们民族的血汗，洒遍了这几百个荒凉的岛上。
再会吧，南洋！你椰子肥，豆蔻香，你受着自然丰富的供养，但在帝国主义的剥削下，千百万被压迫者却闹着饥荒。
再会吧，南洋！你不见尸横着长白山，血流着黑龙江？这是中华民族的存亡！
再会吧，南洋！再会吧，南洋！我们要去争取一线光明的希望。这首歌曲最为确切生动地表述了我们当时的思想
感情，强烈地引起了我们内心的共鸣。
在甲板上凭栏远眺，海天相连，心潮也随之澎湃。远忧近虑，心里无底，忐忑不安。
经四天航程，船抵达香港，举目无亲，只能在小旅店暂住几天。幸亏先来的校友帮助，很快找到了定居处。房东是广东人，中年妇女，丈夫在澳门警署当差，有一对儿女，全家住一楼，楼上有两间客房，租给学生。先期来的一位高班校友同他的南洋女中的未婚妻住一间，我住另一间，我们相处融洽。我在爱国进步的华南中学插班上高二。由于底子好，功课轻松，课余常去“生活书店”，翻阅书刊，关心国内抗日形势的发展变化，还同店员交上了朋友。
7月7日的卢沟桥事变，如同原子弹炸响了中华大地，震惊了四亿炎黄子孙，日寇亡华的罪恶野心毕露无遗。“九一八”的国耻未雪，旧恨再添新仇，抗日救亡的浪潮席卷全国。
为了解国内的情况和动向，我联络几位知心的校友，利用暑假到上海、南京看看。先到南京住了三天，看不出明显的备战气氛。虽然经过了“西安事变”，蒋介石对内反共、对日妥协政策依然如故。国家命运面临极其危险的境地，从南京返回上海，我们住在暨南大学的学生宿舍，那里华侨学生很多，暑假期间空房不少，能省钱白住，何乐而不为！在上海逛了几天，十里洋场突然变得人心惶惶，秩序混乱。日寇和政府守军都在调兵遣将，战争有一触即发之势。我们不敢久留，赶快逃离上海，乘船返回香港。回港后不几天，就爆发了“八一三”事件，政府守军虽曾坚决抵抗日寇的进攻，终因未能得到南京政府的有力支援，致使上海沦陷于．日寇的铁蹄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