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求真理抗日救亡
真正的爱国同胞都丧失了对国民党的幻想，只有寄希望于中国共产党的崛起和领导。我们同学中有位叫肖健的，思想进步，觉悟较高。他鼓励我和他一起奔赴延安进抗日军政大学。在港期间，我已了解共产党抗日救国的主张。看到许多青年学生奔赴延安，参加抗日斗争的情况，我们被共产党的感召力所吸引，被抗日救国的责任感所激励，决心寻找门路，到延安进抗大学习。
1937年底， “生活书店”的朋友悄悄地给我们看了延安抗日军政大学的招生广告。这意外的消息宛如一阵春雷给我们带来了希望和欣喜。经过认真的考虑和准备，我和刘兆伦、肖健及孙铭四位同学决心结伴投奔延安。
“生活书店”的朋友帮助我们，找中共香港地下党的同志开了介绍信。到广州后，又找关系，转了介绍信，继续乘火车北上。临近长沙时，还遭遇日寇飞机的轰炸，幸喜有惊无险。拂晓前抵达武汉，朦胧的天空竟然飘下了小雪，我们这些生长于热带的孩子，高兴得欢蹦乱跳，伸开双手，仰头张嘴，让雪花飘进口里，感到非常清凉、舒心。
天亮后，找到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又转了一次介绍信。听说当时办事处主任就是当过红军参谋长的叶剑英，还是广东人。
到了西安，听八路军办事处的同志说，延安抗大三期未结束，四期未开始，让我们先到咸阳县远郊云阳镇安吴堡的青训班去学习。那里也是中国共产党办的培养抗战干部的训练班，在那儿学一段后再到延安去。
安吴堡是地主的大庄园，瓦房连片。红军来后，地主都跑了，空房很多，适于办学校。青训班创办于1937年10月，1938年1月初我们就到了青训班。当时学生已有七八百人，住得很拥挤，睡稻草地铺，一人紧挨一人，像沙丁鱼般。夜晚睡觉时，鼾声此起彼伏，开始很不习惯，难以入睡。后来学习紧张，很疲劳，也就照睡不误了。
青训班由朱德总司令担任名誉主任，具体办学的班主任（校长）是冯文彬（解放后为团中央书记），副主任是胡乔木（著名理论家）。为了适应抗日战争的紧急需要，青训班采取短期、快速的革命教学法。据说两年半的时间，共培训了一万两千多名学员。
青训班的学习内容主要是讲解分析国家面临的生死存亡的危急形势，进行抗日理论基础教育，灌输革命思想，激励做好坚持长期斗争的思想准备，坚定信心，鼓舞斗志。
当时生活虽艰苦，但我对学习还是很感兴趣。可是只学了一个月，就突然患了腮腺炎。由于医疗护理条件很差，人多，住得又拥挤，害怕传染别人，我告假到西安治疗。在旅社巧遇刚从广东来的一些学生，有位同学曾患过此病，有经验，热情地买了青黛给我，让我敷在腮颊上，再服点儿消炎药，腮腺炎几天就好了。
治病期间，正碰上山西民族革命大学在西安招生，一伙学生在酝酿，认为青训班缺乏军事训练，也没有大学的正规课程。目前不能上延安，不如先上民族革命大学。我听了议论，颇有同感，就报名上民族革命大学四分校。同伴中有三位广东同学，两位湖南同学。到潼关住旅馆时，我心血来潮，改名朱毅，以示抗日救国的刚毅之志。
从风陵渡过黄河，乘上山西特有的小轨火车到曲沃，四分校在城外七星盘军营。校长是中共党员、曾留学日本的杨宪吾。到校后，仅一个星期，前线形势告急，日寇进攻临汾，学校通知学生南撤。伤兵占用火车，学生无奈，趁黑夜爬上车顶。我在车顶上顶着凛冽刺骨的寒风，冻了一夜才到了运城，赶快跑去民族革命大学三分校，到那里一看，也是一片混乱，忙着逃亡。有向南的，有向东的，但大多数人都会想到，日寇沿铁路线进攻的可能性最大，故向西流窜的人最多。跑了几天，才到黄河边。吴王渡停着七八艘大船，可都被蒋帮军队占用了，只装载伤兵和战马，不准学生和难民上船。无数难民在坡上、岸边唉声叹气，呼天天不应，喊地地不灵。我观察形势，灵机一动，约了几个同学，溜达到偏远的一艘装载战马的船边不远处，躺在沙滩上聊天，瞅准船快开动时，手提箱一丢，来个冲刺远跳，蹦到船上，钻到马肚皮下。怕马惊跳，赶快给马拍腿，抓痒，护船卫兵扬起皮鞭，破口大骂，可也不敢抽打，怕马惊跳，闹翻了船。船刚抵岸，尚未搭板，我们赶快跳下浅水滩逃跑了。上了路，才自我吹嘘智渡黄河的胜利。
第二天跑到邰阳县，我们打听到民族革命大学四分校的校长杨宪吾在邰阳中学落脚，正在组织民大战时工作团，要求参加的人很多。可是挡架的人说，工作团已满员，不再招人。许多人垂头丧气地走了。我不死心，坐在门口台阶上，等到天快黑了，一个负责人模样的人出来了，问我为什么还不走？我说，我无路可走啊。我万里迢迢，从南洋回来，想参加抗日救亡报效祖国，现在却报国无门，口袋也空了，无法回去，也无家可归。他耐心地问清了我的来历，还问我有何特长？我说唱歌跳舞都会，做什么都愿意，也可以学。他欣然地点了点头，把我留下。后来我才知道，战时工作团的团长是杨宪吾校长，同我谈话的是副团长马夫，其名字的含意是马克思和列宁的别名（乌里扬诺夫）前后两个字组合，意即信仰马列主义。听说他还参加领导过“一二•九”学生运动，也是地下党员。
民大战时工作团只有60多人，这样才能适应穷困地区的住宿条件。工作团员要在西安东部、东北及北部几个县巡演，对群众和驻军宣传抗日救国，表演抗日街头剧（比如做下你的鞭子》等），演唱革命歌曲。历时约一个月，于1938年3月上旬到达延安。
圣城冶炼奔赴前线
延安虽然只是一个小山城，雄伟的宝塔和清凉山上许许多多的窑洞成了它的特征，由于中共中央就在这里，它成了中国革命的圣地，是我们梦寐以求的地方。我感到一切都很新鲜，却又仿佛回到了家园。尽管当时物质生活还很艰苦，但总还能吃饱穿暖，比起流浪中的苦难，要幸福得多，尤其是精神上感到很舒畅。住进西北旅社后，中央组织部的同志来看望我们。说杨宪吾同志将到抗日军政大学任政治经济学教授，马夫同志将到中央党校。工作团在来延安途中，经历了考验锻炼，表现很好，可以免于考试，按照自愿进入抗大或陕北公学学习。
抗大前一、二、三期主要是轮训红军干部和一些地下党的干部，第四期才开始招收大批青年学生。1938年抗大四期共招收学员5562人，先后编为八个大队。
我报名到抗大，先进了抗大四期五大队（政治大队）学习。大队长何长工，早年和周总理同是留法学生，当过红军军长，解放后当过国务院工业部部长。当时，他任抗大五大队大队长时，还兼任黄河河防司令。五大队校址不在延安市内，而是在北郊十五里铺，中央党校对面的山沟，沿山坡开挖了许多新窑洞，全大队有近千人。为了适应抗日战争紧急形势的需要，政治大队采取集中要点，突出中心，高效速成的教学方法，鼓励坚定抗日斗争的意志，树立参加革命的思想，发扬为国献身的精神。政治大队只三个月就毕业了，学生按照自愿，少数自谋出路，多数愿意转学。我想参军抗日，就又转到刚成立的四大队（军事大队）学习。
军事大队学员充足，共1200人。抗大校部在延安城里，军事大队就在城根前的清凉山下和坡上。山下房子不够，沿山坡开了许多窑洞才住下。我们还参加劳动，在山下盖了个大礼堂作为大课堂。八个大队中只有军事大队是在延安城跟前，由校总部直接领导，显然是嫡系大队。通过军事大队的学习，我才对抗大有了较多的了解。
1936年，在抗日战争全面爆发的前夕，中国共产党为了造就大批能适应民族解放战争所需要的干部，而创办了抗日军政大学。毛泽东主席亲自担任抗大教育委员会主席，亲自制定教育方针和校训，并直接过问抗大的各项建设，审定教学大纲和教学计划。
抗大实行“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的教育方针；以“团结、紧张、严肃、活泼”为校风；采取“少而精”、“理论联系实际”、“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等教学原则；创造了“启发式”、“研究式”和“试验式”等教学方法。这些教育方针、原则和方法是将马列主义的教育理论同中国革命的实际相结合的宝贵产物。在具体实施中，学校将思想政治教育作为重中之重，着力培养学员具有坚定的政治立场和政治信念，使之成为军政兼优的抗日骨干。抗大校长名义上是林彪，实际只是挂名。1938年3月初，林彪被晋军开枪误伤，1938年底到苏联治病养伤。具体教务由常务副校长罗瑞卿和参谋长滕代远负责。
1938年抗大校部将四期的军事大队放在延安是有着特别的考虑，以便于中央领导同志直接讲授和教育。毛泽东主席在日理万机的繁忙中，还常挑灯夜战，到清凉山下的抗大礼堂来，给学员讲解军事理论和哲学课程，这对我们学员是难得和极其宝贵的机遇。毛主席谈笑风生的伟人风采给我们留下了永不磨灭的深刻印象。许多中央领导人：朱德、周恩来、刘少奇、任弼时、陈云及陆定一、凯丰等，都曾多次来讲课和做报告。这样多的特等师资在高等教育史上可能是独一无二的了。他们的身教也胜于言教，在长期的艰苦卓绝的革命历程中，他们创造出来的英雄史诗般的动人故事，流传在抗大学员中间，更加深了教育的影响力。抗大像具有超级磁力的革命大熔炉，吸引了许许多多爱国的热血青年，以超速高效的方法，用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改造他们的人生观和世界观，将他们培养冶炼成忠于党、忠于人民的革命干部，斗志昂扬地奔向抗日前线，穿插于敌人后方，英勇杀敌，为革命、为民族解放而献身。
抗大（总校及各个分校）办学十年间培养出来的干部10万多人，其中许多人已成为党和军队中的高、中级干部。抗大的历史功绩已彪炳史册，光照神州。在抗大的学习是我人生中的重大转折，留下了永不磨灭的美好记忆，而在军事大队的这段经历印象尤深。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物质生活的确是相当艰苦，但是精神生活却很丰富。学习极其紧张，军事课程和军事训练占了一多半的时间，马列主义理论基础和政治、经济、哲学等课程也接连不断。最苦的是天天的军事训练，摸爬滚打，攀高跳跃，累得腰酸腿疼。尤其是赶上军事演习，冲锋陷阵，爬山越岭，穿插沟壑，常常被荆棘刮破衣服，刺伤手脚，有时还摔得伤筋动骨。但经过磨炼，有了经验，也就逐渐适应了。
在课余和休息间隙，开展丰富多彩的文娱活动是缓解紧张疲劳的好方法。歌咏活动集体性强，又简便易行，自然成为文娱活动的主要形式。由于我在中学时就喜欢音乐，还专门学习过乐理和指挥，歌喉也嘹亮，又敢于即兴高歌，到了军事大队很快就被队长发现，指派为中队和大队的教歌，并常担任大队音乐指挥。当时在总校担任音乐指导的是著名的年轻音乐家郑律成，他创作的延安颂和解放军进行曲成了不朽之作，广为流传。我同他联系中，在他的指导下获益匪浅。毕业前夕，灵感激动下，我创作了一首《赴战曲》，送郑律成请教，得到他的首肯，并予以发表在延安文艺刊物上，还让在大队教唱。
1937年10月在抗大发生了一件意想不到的大事，第六队的队长黄克功对女友逼婚未遂，竟然开枪击毙女方，这件命案轰动全校。毛泽东大怒，亲自批准将黄克功立即处决。毛泽东在写给审判长雷经天的公开信中说： “正因为黄克功是多年的共产党员和红军，所以不能不执行比一般平民更加严格的纪律。当此国家危急、革命紧张之时，如果将之赦免，便无以教育党，无以教育红军，无以教育革命者，并无以教育做一个普通的人。”
这一恶性事件的迅速正确处理，使共产党大公无私、纪律严明的光辉形象更加伟大。
1938年11月下旬，日寇飞机突然轰炸了延安。时值星期天，街上人多，造成了一些伤亡，其中也有几个抗大学生，更加引起了同学们的同仇敌忾，坚定了杀敌的决心。
12月12日军事大队的学习结束，同学们斗志昂扬，高歌猛进，分三批奔赴前线，参加八路军。一批到120师、一批到129师，最多的一批到115师。115师是平型关大捷的主力，又准备挺进山东，需要更多的干部。
我被分配到115师。当时为了保卫延安，阻挡敌寇进犯，115师的部分部队转战于吕梁地区，师部在晋西灵石县附近双池镇，距离延安不太远。我们东渡黄河后，只走了几天，就到达师部。报到后，我被分配到师部的宣传队，担任音乐教员，这真令我感到意外地惊喜。我原以为会分配下连队，或在机关当一般干事，而实际上却让我以文艺为武器，用激昂的乐曲和雄壮的歌声去激励、鼓舞战士和群众，为保家卫国冲锋杀敌，何乐而不为呢。到宣传队一看，哈，真热闹！也真高兴。宣传队长也姓朱，叫朱明，还有从延安鲁迅艺术学院毕业分配来的戏曲教员苏理、徐苓，音乐教员李淦，搞文艺创作的王抗、那沙，搞美术的崔狄、龙实等同志。宣传队七八十人，我和大家相处融洽，心情舒畅。
八路军的师、旅、团都有宣传队。师宣传队归政治部领导，又名战士剧社。另外，师直属部队也有一个略小的宣传队，归师直政治处领导，又名战士分社。我和徐苓后来调去分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