挺进敌后星火燎原
为了更有效地痛击日本侵略者，毛主席和中央军委命令八路军分路挺进敌后，独立自主地广泛开展游击战争，到晋冀鲁豫和苏鲁豫地区，不仅在山区，也要在大平原建立抗日根据地。根据中央军委的部署，1938年4月129师津浦支队由冀南进入鲁西北，与范筑先先生所率领的抗日队伍会合，开辟了鲁西北抗日根据地。六月，陈赓旅长率领129师386旅主力进入豫北地区，胜利地开辟了豫北抗日根据地。还有129师津浦支队和115师第五支队进入了冀鲁边区，与地方武装会合。115师343旅的685团也于12月底到达微山湖西边地区，开辟了湖西抗日根据地，点燃了平原地区的抗日烽火。
遵照军委部署，115师师部和686团在师政委罗荣桓和代师长陈光率领下，于12月20日从晋西灵石县双池镇出发东进。部队冒着纷纷大雪，越过被敌人封锁的汾河，跨过同浦铁路，翻过白雪皑皑的绵山。上山前，部队做了紧张的准备，进行了深入地教育和动员。每个人都发了一点儿凡士林油，让搽在脸上，特别是鼻子和耳朵。翻过山顶时，要一路跑步前进，不得停留、休息，以免冻伤、冻死。听起来怪吓人的，有些人还以为是言过其实。接近山顶时，果然狂风大作，气温骤然下降，阵阵狂风夹杂着雪沙冰凌，呼啸着向人们扑来，像冰刺似的直入肌骨。身上汗水像结了冰，冻得人们不住地打哆嗦。各个领队边喘边喊：“不能停，快下山！”就这样紧跑慢跑翻过了绵山，部队还是冻伤了一百几十号人。有的冻坏了手脚，有的冻坏了耳朵，也有的冻坏了鼻子。尽管事前再三警告，冻肿不能用热水洗脸洗脚，但有些人还是不听，结果被冻伤，后悔也晚了。
部队稍事休整，又继续前进。1939年元旦前夕，到达了晋东南八路军总部驻地屯留附近的常村镇。朱德总司令特地到115师驻地看望大家，给干部战士作了形势任务报告。
就在这时，国民党为了限制八路军和新四军的发展，决定在敌后成立苏鲁和冀察两个司令部，无理地要115师归还第二战区建制，八路军在山东的地方部队统一由苏鲁战区总司令（兼5l军军长）于学忠指挥。对蒋介石的无理命令，当然只有置之不理。派115师到山东乃是“先斩后奏”，这时就需要有一个代号。恰好彭德怀要去冀南找国民党的冀察战区司令鹿钟麟，就国民党顽固派袭击八路军一个支队并强令取消抗日政权——冀南行署的事件进行谈判0115师正好以东进支队的名义护送彭德怀，翻过太行山，跨过平汉铁路，然后直插山东。
师部所带的686团是115师的主力团，也是平型关大捷的主攻团。朱总司令称赞其为模范团、干部团。686团的前身——红四师隶属于红三军团，是彭德怀在平江起义时带出来的队伍。干部战士听说要护送老首长，无不乐于从命。
我随东进支队由山西黎城出发，出东阳关，经涉县、林县到达鹤壁。鹤壁是一个有二千多户人家的大镇，离平汉铁路只有十多公里，是东进的最后一个关口。五千多人的东进支队都隐蔽住在镇里，并严密封锁消息02月26日黄昏，部队成四路纵队悄悄出发，一夜急行军五十余公里，从汤阴、安阳之间越过平汉铁路，经五陵，到达卫河以南的内黄、濮阳，与129师会合，完成护送彭德怀任务后，直奔山东。
开辟鲁西樊坝奠基
从晋西到山东，行程三千华里，历时两个多月。东进支队下太行，经河北、河南交界，越过干涸的黄河，进入了山东境内。
极目眺望，广阔无边的八百里大平原展现在眼前，星罗棋布的小村庄犹如漂浮在海面的无数岛屿。远方地平线上，地气光线折射，映现出飘动的水影，多么令人赏心悦目。同志们兴高采烈地快速行进。
• 1939年3月1日，东进支队到达鲁西郓城北边轩楼、张楼一带。郓城——这座《水浒传》中的名城，宋江的家乡，梁山好汉揭竿起义的地方，想不到在抗日战争的硝烟中，我们也成了新时代的梁山好汉，到此来替天行道。
这一带虽有中共地下党郓城中心县委在活动，可是党员少，只有一百多人，还没有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和根据地。日、伪、顽、匪，各霸一方，烧杀掳掠，无恶不作，人民生活于水深火热之中，他们热切盼望八路军赶快来解救。
听到八路军到来，郓城县委书记梁仞千立即率一些干部来迎接，并向师团领导详细汇报当地情况。郓城群众和士绅也派代表远程至师部欢迎，恳切要求八路军为民除害，消灭盘踞在郓城西北樊坝作恶多端的伪军刘玉胜团。罗荣桓和陈光认为可以此作为对山东父老乡亲的见面礼。他们将此任务交给686团。
3月3日晚上，团长兼政委杨勇率部冒雨急进，攻打樊坝。经过激烈战斗，部队勇猛冲进敌人围寨，全歼守敌，生擒刘玉胜（他的侄儿就是郓城伪县长刘本功）o在樊坝西南团柳村还有刘玉胜一个营。杨勇叫刘玉胜写信，要他们投降。该营慑于八路军的威力，立即携带五挺机枪及所有武器缴械投降。樊坝战斗毙、伤、俘伪军五百余人，缴获轻机枪十三挺，步枪三百，余支，首战告捷，打出了八路军的威风，震慑了敌人，大大鼓舞了当地群众的抗日热情，扩大了共产党八路军的影响，成为开辟鲁西抗日根据地的奠基礼。
鲁西地区的战略位置非常重要，它是联系山东（运河津浦铁路西）抗日根据地、太行山抗日根据地与延安陕甘宁边区的枢纽、走廊，成为势在必争之地。当时，鲁西环境非常复杂，日伪已占领了济宁和郓城，气焰嚣张；国民党不战而退，散兵土匪到处都是，地方顽固派也乘机扩充势力。
当时，地处三省交界的边区，国民党地方反共顽固派各自扩充武装势力，抢占地盘，各霸一方自成体系，自封司令，真是“司令”多如牛毛。还有顽伪勾结，顽伪兼任。加上各县区还有保安团、保安队等。他们沆瀣一气，不断挑起事端，进行反共反人民的罪恶勾当。
面对如此复杂艰险的环境，怎样才能尽快建立抗日根据地？罗荣桓经过深思熟虑，决定让杨勇率686团直属队大部、第三营和张国华、匡斌领导的师直属队政治处、特务连、担架连留在鲁西地区，配合地方党发动群众，扩充部队，创建鲁西抗日根据地。
115师师政治部有一个大的宣传队，师直属队政治处也有一个略小的宣传队（又名战士剧社分社），组织上将我和徐苓调到该宣传队，跟随张国华留在鲁西开展工作。
罗荣桓、陈光于3月10日率领师部和686团的一、二两个营的部队和特务营的两个连继续东进。临行的头天晚上还召集留下的部队，做政治形势报告，进行动员和鼓励。
留下的部队在杨勇的统一领导下，面对复杂艰难的局面，毫不畏惧，积极开展工作，坚持斗争。为了迅速打开局面，各连分散活动，深入发动群众。杨勇身体力行，亲自带一个连到寿张地区活动。
运西地区日寇的力量不大，较难对付的是些“牛毛司令”的队伍和“响马”武装。这些队伍成员复杂，有些是死心塌地给日本人当汉奸的败类和铁杆反共分子，他们自成体系，抢占地盘，各霸一方。更多的是叫嚷“杀富济贫”的“响马”和无业游民，他们反复无常，既与反动会道门有密切往来，又和群众有千丝万缕的联系。
面对复杂的环境，张国华和匡斌率领宣传队和连队以鲁西工作团的名义，在郓城、鄄城、菏泽等县活动，挨村挨户发动群众，组织群众。我们宣传队到处宣传，配合文艺演出，有效吸引群众，动员教育群众组织基干民兵、自卫队，建立各村的农会、青救会、妇救会。部队带动民兵开展游击战争，搞得日伪军不得安宁。在充分发动群众的基础上，相继建立了村、区、县抗日民主政权，形成相对巩固的抗日根据地。有了抗日政权，就能推行政令，实行新税制，废除苛捐杂税，减轻了人民的负担，保证了军队和党政机关的供给，密切了军政、军民、党群关系，推动了抗日根据地的经济、文化、教育等各项事业的发展。与此同时，部队和地方党政部门大抓扩军工作，宣传队全力投入，通过演出、讲演、写标语、贴传单等方式到处宣传抗日保家救国，动员群众参加八路军，扩军工作顺利开展。短短两个月，在郓城、鄄城地区就扩充了六百多人。连原有的两个区，已扩大到一千多人了。7月7日，抗战两周年纪念日，杨勇在梁山附近召开大会，正式宣告成立115师独立旅，杨勇任旅长兼政委，何德全任参谋长；一团团长周海滨，政委戴润生；二团政委兼团长张国华，副团长匡斌。我和徐苓所在的宣传队属于二团，不再叫战士剧社分社，而改称为烽火剧社。一团也有一个宣传队，叫火焰剧社。独立旅旅部也有一个宣传队，叫火线剧社。我们互相观摩，积极配合开展宣传工作。
战火中凝聚起来的友谊是最珍贵、且印象最深刻的。当时，我们宣传队相当精干。队长刘文清，副队长刘乾益，原有的教师叫任贤璋。全队共33人，有两个分队，一分队长崔克勤，一分队副韩光明；二分队长王新亭，二分队副王鸿烈。悠久的岁月冲淡了记忆，目前尚有印象的宣传队员有：李东海(20世纪80年代任南京海军学院党委书记）、李鉴（师部宣传队音乐教师李淦的弟弟，曾任中直机关团委书记）、李圭（李淦的小弟弟，曾任肖华秘书，80年代任国防大学教授）、王汉增(80年代任太原电子工业公司经理)、李果善（在1939年在鄄城战斗中牺牲）、张崇福(1940年在单县郝垓战斗中牺牲)、赵全志（1942年在单县牛河战斗中牺牲），还有徐伯生、尤瑞雪、王化南等。宣传队长刘文清、教师任贤璋于1939年底调师部，由我兼任宣传队长。抗大分校来了一批学生充实了宣传队，其中表现突出的田兵、李光磊当了分队长。解放后李光磊调公安部工作。田兵80年代在新疆军区任宣传部副部长，曾来京和我相会，90年代初逝世。回忆往事，总会深情地缅怀这些早年的老战友，在此，谨以这样的回忆作为纪念。
1939年4月，我在宣传队经徐苓和邱子明介绍，高兴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候补期3个月，按时顺利转正。
回忆个人的经历，不能不联系当时所处的环境和形势。对地区形势发展起关键作用的几个重大战斗，个人虽未直接参加，但也间接参与，并受到直接影响。为了有助于真实反映历史概貌，在此扼要地介绍。
陆房反击梁山歼敌
1939年3月，师部带东进支队的大部分队伍进入泰西地区，带动当地对方党组织和第六支队多次打击日伪军，拔除了宁阳、东平等地的一些伪军据点，消灭伪军一千余人，还在东平、郑海一带打退日军进攻，毙日军小队长一名。第六支队的一团团长陈伯衡在战斗中牺牲。我主力进入泰西山区后连续打击日伪军，直接威胁着济南、兖州及津浦铁路中段的交通，引起敌人极大恐慌。日寇于五月初从济南、兖州等地调集重兵八千余人，包括汽车坦克100辆，火炮100余门，分九路围攻我东进支队，将我师部及686团和鲁西区党委干部共三千余人压缩在陆房周围狭小地区内。686团是平型关大捷的主力部队，英勇顽强，利用有利地形，发挥近战威力，打得非常激烈。击退敌人九次冲锋，使敌人遗尸遍野。天黑后，我部队终于冲出敌人包围圈。是役，毙伤日军大佐联队长以下一千三百人，我军也伤亡二百余人。战后，区党委将平原纵队三百余人编入686团，充实主力部队。
陆房战斗在强势敌人的包围下，大量杀伤敌人，冲出重围，保存了革命力量，是一次胜利的突围，对坚持敌后游击战争具有重要意义。
在八路军主力的支持下，鲁西抗日根据地日益巩固扩大，并与泰西抗日根据地连成一片，控制津浦铁路以西，济宁、菏泽公路以北，黄河以南的三角地区，更加引得敌人坐卧不安。
1939年7月底，日军从津浦线抽调的32师团（坂垣师团）的一个精锐大队四百余人，外加伪军三百余人，携大炮三门，战马五六十匹，在少佐大队长长田敏佐率领下，从济南出发，经兖州、汶上县，向梁山方向进犯。日军仗着装备精良，气焰十分嚣张，进行武装示威。
当时115师师部从泰西转到梁山附近，住在梁山前集。面对前来进犯之敌，罗荣桓、陈光决心予以就地歼灭。他们先派特务营侦察分队进行袭击，诱敌深入梁山西侧的独山庄。8月1日夜，命令独立一团第三营担任主攻，特务营二连配合包围。十余挺轻重机枪和掷弹筒猛烈射出了复仇的火焰，战士们勇猛冲锋，用刺刀和大刀消灭了大批敌人。少数敌人滚回村里几个院子内，退守在几间房子里。战士扒开屋顶，扔进集束手榴弹，敌人抗不住冲击跑到豆地里，师骑兵连赶上去，挥起闪闪发亮的大刀片，如秋风扫落叶般向敌人大砍，群众也纷纷出来，活捉四散逃跑的敌人。8月2日上午10点左右，战斗胜利结束。共击毙日寇长田敏佐少佐部下四百余人，伪军二百余人，俘虏日伪军二十四人。缴获野炮两门，九二步兵炮一门，步枪数百支，轻重机枪二十余挺，掷弹筒四个。创造了我军与敌兵力相等，而武器装备处于劣势的条件下，全歼日军一个大队的模范战例。．这一辉煌胜利给鲁西军民以极大鼓舞，更提高了广大指战员坚持平原游击战的信心和勇气。
在梁山战斗中，八路军俘虏的二十四名敌人中，只有六名日军士兵。在东平湖，由于保卫部门看管不严，竞让他们逃跑了。虽很快抓回了三人，淹死了一人，但也失踪两人。失踪者一旦跑回据点，敌人必将下湖“扫荡”，在湖里的部队马上撤离了。
梁山战斗的胜利也大大鼓舞了鲁西群众的抗日热情，仅仅半个多月，梁山和东平湖地区就有三千多名青年参加八路军。
梁山战斗的捷报迅速传遍了冀鲁豫、苏北，直到延安，中央军委发来了贺电。
八路军在敌强我弱的态势下，在山区丛林同敌人展开游击战，是我军的拿手好戏。现在却要在强敌后方辽阔的鲁西大平原同敌人周旋，这就不易了。而在我装备落后，兵力相等的情况下勇猛地攻击强敌，并将之全部彻底消灭，这不仅鼓舞了全军，也鼓舞了全国人民，增强了抗日杀敌的信心。这个光辉战绩，受到党中央和毛主席的表扬。
梁山战后，日军华北师团尾高龟藏气急败坏，纠集了五千重兵，调动了一百多辆汽车、四十多辆装甲车开进梁山地区，直到东平、寿张、郓城、鄄城等地，对鲁西根据地开始了大规模、报复性的轮番大“扫荡”。
八路军化整为零，依靠群众，利用遍布四野的青纱帐，神出鬼没，与敌人周旋十来天。当时我们宣传队也没日没夜的奔波于青纱帐中。
在反扫荡中，独立旅的部队开展灵活机动的游击战，瞅准时机聚合部分队伍先后在梁山、大小安山、大小凤凰山地区，一次又一次地给鬼子以沉重打击，逼得日军不得不败兵而归。
在敌人出动前，一团缴获的两门野炮已拆散开，掩埋起来。但在扫荡后期，这两门野炮被日军挖走了。这次的反扫荡斗争，为八路军在辽阔的大平原地区开展游击战积累了十分宝贵的经验。
在这里，我之所以简要列举樊坝、陆房、梁山三个战斗事例，是因其在开辟鲁西抗日根据地第一年的数十次大小战斗中具有突出的典型意义。
战争不是轻歌妙舞，而是严酷的血的洗礼，是对死神的冲击。为夺取胜利，消灭敌人，许多指战员好同志献出了生命。他们中有一些是我所熟知的同志，有的还是团、营、连的干部，就连二团宣传队的队员中也有三个牺牲了。这些为民族解放事业英勇献身的同志，至今我们仍在心里缅怀他们。
改造地形讨伐顽逆
1939年8月下旬，罗荣桓在东平湖内小安山召开领导层会议，研究如何根据反扫荡斗争的经验，在鲁西大平原创建抗日根据地的必要性和可能性，强调指出：平原虽无山地作屏障，但有成千上万的民众，成为抵御日本侵略者的人山人海，形成一道道坚不可摧的铜墙铁壁，只要坚决发动群众，依靠群众，认真改造地形，创建和坚持平原抗日根据地是可能的，也是可行的。会议做出创建平原抗日根据地的决定。杨勇向独立团传达贯彻这一决定，于是，我们旅部的一、二团的宣传队同部队一起抽调人员组成小分队，分头出动，广泛发动群众进行破路和改造地形。为配合这一任务，我即兴创作了一首《挖路歌》 （附后）到处教给群众，边挖路，边演唱，成了挖路的动员令。到12月底，郓城、鄄城、寿张、东平、巨野、曹县，后来还扩展到湖西区的几个县，除敌人据点外，能走汽车和大车的道路，大都挖成2.6米宽、1.3米深的抗日沟。这样既可阻断敌人的汽车通行，又便于我军在沟中隐蔽、转移，开展游击战。这对于向敌人进行反“扫荡”，坚守平原抗日根据地起了重要作用。
在抗日战争中要面对的敌人，不仅是日寇和伪军，还有国民党顽固派。蒋介石非常敌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各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发展以及人民武装的日益壮大。他密令其在敌后的部队实行消极抗战，积极反共，集中全力对我进行政治和军事“摩擦”。在1939年12月到1940年3月，蒋介石发动了抗战开始后的第一次反共高潮。他笼络当过汉奸的石友三，怂恿他与八路军争地盘，公然委任他为冀察战区总司令长官兼39集团军总司令，下辖69军、高树勋新8军及孙良诚部队，共三万余人。1940年1月，石友三悍然发动进攻，袭击我冀南地区的小部队和地方武装。八路军总部决定予以反击，在平汉路以东，集中冀南、冀中、冀鲁豫和鲁西军区部队共十七个团，组成左、中、右三路纵队进行卫东战役。总指挥是宋任穷、程子华，中路纵队指挥是陈再道、刘志坚，右路纵队归杨得志指挥，左路纵队是鲁西军区的独立旅和第五支队，归杨勇指挥。我所在的独立旅二团也参加了这一战役。这一战役从1940年3月4日开始，至5月17日结束，．共歼顽军一万余人，其中石友三部五千余人，歼灭高树勋部新六师一团一部及其第13旅四百余人，还有李树春之保安部队大部，攻占清丰、南乐、濮阳等城及顽军所占地部分地区。石友三只得率残部逃窜到菏泽、东明一带。
扩大基地壮大主力
痛击顽军的胜利给了群众很大的鼓舞，对开辟冀鲁豫抗日根据地有重大影响。
到1939年底，鲁西地区已建立十一个县政权，拥有一万七千人的武装。
1940年3月，115师独立旅与冀鲁边挺进纵队合编，恢复115师343旅番号，并成立鲁西军区，下辖黄河、运河两个支队，杨勇任旅长兼军区副司令员，肖华任军区司令员兼政委。鲁西抗日根据地得到进一步巩固与发展。
黄河支队由原独立旅改名，原独立旅的第一、二团分别改为黄河支队的第一、二团，独立旅的补充团、特务团一部和第八支队合编为第三团。副旅长彭雄任支队长，张国华任政委，欧阳文任政治部主任；一团副团长李金锋，政委戴润生；二团团长仍由匡斌担任，并兼任旅参谋长，二团政委刘仁贵；三团团长卢迪，政委刘星。
运河支队辖两个团，原山东纵队第六支队改编为第四团，五支队为第五团。运河支队由曾国华任支队长，曾思玉任政委，参谋长何德全（他是原独立旅参谋长），政治部主任刘贤权。
仅仅一年，1939年春，罗荣桓率领115师师部直属队和343旅的686团，以东进支队的名义挺进山东，于3月1日到达鲁西郓城县，在樊坝打了一个胜仗后，带领大部分部队继续东进，越过津浦铁路到泰西地区。在鲁西地区只留下杨勇率领的686团的第3营和张国华、匡斌率领的师直属队的两个连和一些干部及宣传队。就是这支部队，只经历4个多月，到1939年的7月7日，就变成了一个旅。再过半年多，也就是一年的时间，独立旅又变成了两个支队、六个团，也就是两个旅了。部队作为革命的种子，撒在敌后，就能遍地开花，滚雪球般地迅速发展壮大，充满勃勃生机。
1940年3月黄河支队（等同于旅）成立，我和徐苓离开二团，调到黄河支队队部宣传队（又名火线剧社）任教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