纠正“肃托”铲除内患
1940年6月，黄河支队突然奉命开赴湖西地区，接替苏鲁豫支队的防务。这不是正常的接防，而是湖西地区发生了“肃托”的严重问题。因此，黄河支队立即从鲁西郓城出发，越过巨（野）菏（泽）公路，经曹马集进到湖西地区单县以东集结，在赵集同苏鲁豫支队会合。据《匡斌传》中记述，苏鲁豫支队领导向黄河支队领导介绍情况如下：
原来，苏鲁豫支队是以115师343旅685团为基础发展起来的。早在1938年12月，685团就奉八路军总部命令，以苏鲁豫支队名义率领两个营的部队从晋东南先行入鲁。支队长彭明治，政委吴法宪，副支队长梁兴初，参谋长田维扬，政治部主任王凤鸣。部队出发时，朱德总司令检阅了部队并明确指出，苏鲁豫支队是作为八路军的先头部队去的，应同那里的地方抗日武装密切配合，发展统一战线，策应南北两翼，打通八路军和新四军的联系，创建湖西抗日根据地。湖西地区，就是指山东微山湖、昭阳湖、独山湖、南阳湖以西，济宁菏泽公路以南，陇海线以北的地区。这个区域并不太大，面积一万平方公里，有十多个县，三百万人口o地处苏鲁豫皖四省交界处，东南紧扼津浦、陇海两条铁路干线的咽喉，逼进战略要地徐州。这里沟渠纵横，物产丰富，交通便利，自古以来就是兵家必争之地。抗战以来，这里更成为敌、我、顽激烈争夺的地带。这里是华中与华北两大战略区域的联系纽带，控制湖西就打通了八路军与新四军的联系，掌握了华中、山东抗日根据地和延安、太行山等抗日中心来往的交通要道；控制湖西就直接威胁日寇占据的徐州、济宁、菏泽、商丘等重要据点；控制湖西就能有力地阻止国民党顽固派对华北和山东抗日根据地的进攻。
苏鲁豫支队到达湖西后，首战告捷，歼伪军王献臣部八百余人，毙伤日伪军数十人，声威大震。随之，湖西人民武装起义组成的山东抗日义勇队第2总队编入苏鲁豫支队。支队在地方党配合下，迅速肃清当地伪军、维持会，扫除一些反动地主和土匪，连续打退日军的四次大“扫荡”，创建了湖西抗日根据地。
1939年5月，中共山东分局将苏鲁豫特委改为苏鲁豫区党委，下辖两个地委，三个中心县委，三个直属县委，共辖苏鲁豫皖四省边区的二十二个县，方圆四百公里，还建立了沛滕边联合办事处，铜北办事处，乃至鱼台县抗日民主政府等政权组织。苏鲁豫支队也在战斗中迅速发展，到湖西只两个月，就由一千七百多人发展到五千多人。到1939年7月，全支队总人数已达八千八百多人，有4个大队和游击7大队及独立大队共六个大队。
但是，就在这时发生了“肃托事件”，使湖西抗日根据地蓬勃发展的大好局面急转直下，遭到严重挫折。原来在3月间，遵照中共中央要求苏鲁豫支队向陇海路以南发展的指示，已有一部分部队跨过陇海路同新四军东进游击支队、谭友林支队等进行了沟通联系。四月又进至津浦路袭击日伪据点。5至6月间，在皖北先后粉碎日伪军的七路合围和五路合围07月，该支队分兵向更广阔的地区发展，支队长彭明治率支队部和第2、3大队及独立大队，政委吴法宪率第1大队和游击7大队一部，分头进到陇海线以南的津浦路两侧地区活动，第4大队由副支队长兼大队长梁兴初和支队政治部主任兼大队政委王凤鸣率领，留在湖西活动。王凤鸣又兼任湖西区军政委员会主席之职，如此大权独揽，埋下了在“肃托事件”中犯下严重罪行的祸根。
“肃托事件”的起因是：苏鲁豫区党委下属的湖边地委组织部长王须仁将湖西干部学校部分学员不服从分配一事与“肃托”联系起来，诬指湖西干校教员魏定远为“托匪”，滥施酷刑逼供，魏经受不了，被逼伪供一份名单。王凤鸣立即下令将名单内的人全部逮捕。王凤鸣、王须仁又挟持苏鲁豫区党委书记白子明同意他们的“肃托”行动。他们借此尚方宝剑，就更加猖狂地刑讯、逼供、诱供、串供，再依供抓人，如此恶性循环，无限扩大事态，结果湖边地委及所属各县负责人，几乎全部被拖人这一案件，甚至波及湖西区党委内部，许多领导干部被关押。区党委宣传部长马霄鹏、统战部长王文彬、军事部长张如、社会部长赵万庆等先后被杀。区党委书记白子明品质极端恶劣，为了个人幸免于难，竟然放任王凤鸣、王须仁这两个恶魔肆无忌惮地草菅人命，甚至猖狂之极地致电正在鲁西南活动的杨得志，胡说鲁西南地委书记以下的不少干部是“托派”，要求将他们抓起来交给湖西区处理，杨得志予以拒绝，并急电115师罗荣桓政委和山东分局，建议速予解决。苏鲁豫支队副支队长兼大队长梁兴初也不赞成“肃托”，王凤鸣这个恶魔竟然诬指梁兴初也是“托匪”，将其逮捕，甚至将四大队原是红军营连干部的大多数人也投入牢房。
罗荣桓、陈光得悉湖西“肃托”事态严重，立即电令王凤鸣停止捕人、杀人，随即由罗荣桓同山东分局书记郭洪涛、山东纵队总指挥张经武会合，率领警卫部队及所有师的保卫干部，马不停蹄、星夜兼程奔赴湖西，采取紧急措施，无条件释放所有被捕干部，回原岗位恢复工作；改组中共苏鲁豫区党委；将王须仁、王凤鸣拘留，交115师保卫部查处。
罗荣桓和郭洪涛当机立断，快刀斩乱麻制止了“肃托”，无条件释放了所有被关押的同志，还看望慰问梁兴初和区党委被迫害的负责同志李贞乾、郭影秋等，使区党委和各县陆续恢复了工作，从而挽救了湖西的危局。
湖西“肃托”，全区有五百多名党政军干部被捕、刑讯，约三百人被杀，真是骇人听闻。各级党组织一度瘫痪，各种群众组织几乎解体，军队大批干部受到牵连，致使上千人的第4大队逃散六七百人，地方武装大部丧失，群众的抗日积极性严重受挫。老百姓一见八路军就关门闭户。假借“肃托”残害革命干部造成的罪过是多么深重。
湖西“肃托”的罪魁祸首是王须仁和王凤鸣。据《罗荣桓传》记载：罗荣桓指示保卫部进行调查，原来王须仁是一个来历不明的人物，据说抗战前，他在北京读书时入过党，以后被捕自首。抗战后，他和北平流亡学生一起到了山东，先在韩复榘部队和第五战区第二游击司令部干了一段，后来加入了湖西人民武装抗日义勇队第二总队。政委王文彬感到他来历不明，没让他带兵，叫他在政治部当军法官。后任政委郭影秋见他搞刑讯、逼供，便不让他管审讯，分配到湖边地委当组织部长。 “肃托”中，郭影秋就差点被他杀了。种种迹象表明，王须仁显然是个潜进党内的敌特。罗荣桓决定拘押王须仁交保卫部审查，途中，王须仁畏罪自杀。
至于王凤鸣，由于他年轻，又经过长征，罗认为他是受人利用，在政治上犯了错误。罗对他进行了严肃批评后，将他调离湖西，分配到686团当团长。一九四一年二月中央决定判处王凤鸣徒刑。中央文件指示传到山东已是夏天。罗荣桓宣布开除王凤鸣党籍，调做管理工作，打算随后把王凤鸣送到延安，再宣布对其执行徒刑。王凤鸣自知罪恶深重，连夜逃跑投敌，当了汉奸。罗荣桓立即以他和陈光的名义电告中央“我们对王凤鸣有迁就姑息。这个错误我（罗荣桓）负责任，请求中央给予批评和处分。”在王凤呜逃走的第二天，罗荣桓在师政工会议上，就此作了自我批评。1940年鲁南地区，第三地委也曾列出了七十多名“托匪”嫌疑分子名单，并在费县抓了两人，幸亏罗荣桓当时正在鲁南，立即予以制止。
1941年滨海区，山东纵队第二旅奉命搞“肃托”，抓了几十人，也被罗荣桓发现后，立即予以制止。
山东的“肃托”，直到1942年4月，刘少奇来到山东检查工作后，才完全制止。
所谓“肃托”，即肃清托派。托派，原本是原苏联共产党内托洛茨基为首的一个派别。20世纪30年代在苏联曾开展大规模的反托斗争，许多人遭到杀害。
在中国，陈独秀等人在1931年5月成立托派进行反党活动。1932年10月，陈独秀被国民党逮捕，托派组织立即发生了分化。抗战期间，托派并无统一组织，在共产党内部更不曾潜伏着一个从上到下的系统完整的托派组织。可是1937年11月，王明和康生从苏联一回国，便照搬苏联模式，大肆鼓吹“肃托”。1938年1月，康生抛出了《铲除日本帝国主义的走狗——托洛茨基匪帮》的长文，毫无根据地指责陈独秀为接受日本特务机关津贴的汉奸，从而把肃托和清除汉奸相提并论。1938年8月，他担任中共情报部和中央社会部部长后，掌管了“肃托”大权，滥杀无辜，恶劣影响波及全党。
1940年6月，黄河支队进入湖西接防时，正是“肃托”造成了湖西的残破局面，原本红火的根据地已大为缩小，单县、金乡、鱼台、砀山、丰县等县城已被日寇占领，根据地中心距这些敌伪据点只二三十公里，不到一天路程，敌人很容易分进合围。同时，四周还有国民党杂牌部队数倍于我。西面顽军第七路军朱世勤部有五千余人，在单县、曹县地区。东面丰县警备大队长黄体润、沛县县长冯子固有七千余人，南边砀山蒋嘉宾有二千余人，此外还有反动会道门红枪会也人多势众，活动猖獗。 “肃托”罪行的影响并未完全消除，党的威信受到严重削弱，大多数群众对八路军的态度是冷淡观望，顽固势力加紧了反共活动。
转战湖西扭转局面
黄河支队面对如此艰难复杂的局面，怎样坚持斗争，打开局面，真是难上加难。黄河支队总共不过五六千人，本希望苏鲁豫支队能暂留一段，帮一帮清除周边顽军，可是苏鲁豫支队已经开拔，还将湖西地区的地方武装大部分带走了。
彭雄、张国华被“逼上梁山”，只好依靠自己的力量，对附近的顽军黄体润部，来个先发制人，一举歼敌八百余人，又俘敌常备军二百余人。
1940年7月，周边顽军三部两万余人全部出动，从东西两面逼进湖西根据地，妄图挤走黄河支队。
彭雄、张国华分析，敌人各怀鬼胎，难以协作，就避重就轻，各个击破，抓住战机，东西两翼出击。战斗月余，连战皆捷，共歼朱世勤、常振山部四千多人，将其残部赶至单县西南，还在金乡南部平息了鲍楼地区红枪会的暴乱。9月至11月敌伪顽相互呼应，对湖西我抗日根据地进行反覆“扫荡”，夜间包围，拂晓进攻。黄河支队在群众支持下灵活机动予以反击，打破了敌伪顽的联合进攻，击毙日军指挥官山崎三郎，毙伤日伪军二百多人后，趁黑夜突破包围，取得反扫荡的胜利。
8月，山东分局派潘复生接替白子明。11月山东分局苏鲁豫区党委改为湖西地委，领导单县、金乡、丰县、鱼台、沛北、单虞、沛滕、砀山8县，隶属中共鲁西区党委领导。黄河支队在湖西地委的密切配合下，一方面对日、伪、顽军进行艰苦斗争，一方面恢复发展党组织，发动群众开展统一战线工作和建设地方民主政权，在湖西站稳了脚跟，保卫了湖西抗日根据地。
到1940年10月，115师师部率领343旅两个团，进入山东，不到两年就已发展到主力部队四万余人，所属地方武装两万余人，共七万余人。115师和山东纵队编成5个旅、4个支队、3个军区和一个军分区，共五万余人。
1940年9月，桃峪会议后，115师在山东的部队统一整编为6个教导旅：苏鲁豫支队为第1旅；师独立支队第1团与鲁南支队、苏南支队编为第2旅；鲁西的运河支队与师独立旅的第2团编为第3旅；黄河支队为第4旅；鲁南郯马地区的东进支队为第5旅；冀鲁边的第6支队与鲁北支队为第6旅。1941年6月，鲁西南发展成立了教导第7旅。由此可见，革命的抗日武装发展得多迅猛。
随着战争形势的发展需要，115师的部队和129师及新四军的部队时合时分，滚雪球似的发展壮大。黄河支队正式改编为115师教导第4旅是1941年元月。就在此时，蒋介石制造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中共中央命令八路军和新四军在军事上坚决自卫反击，在政治上坚持又联合又斗争，以斗争求联合的政策。中共中央军委还发布重建新四军，将全军扩编为七个师和一个独立旅，共九万余人，继续坚持华中敌后抗日斗争。
在新四军的重建中，八路军一批部队和干部调归了新四军。八路军的第五纵队、第四纵队分别编为新四军的第3师、第4师，115师教1旅、教5旅分别改编为新四军第3师第7旅和新四军独立旅，教4旅旅长彭雄也调到由黄克诚任师长兼政委的第3师当参谋长。
彭雄调离后，黄河支队副支队长邓克明接任旅长，张国华仍任旅政委，杨尚儒任副旅长，匡斌任参谋长，欧阳文任政治部主任。原黄河支队1、2团分别整编为教4旅第10团、第11团。10团团长李金锋，政委戴润生。11团团长由匡斌兼任，政委刘仁贵，政治处主任李由。半年后（即1941年7月），欧阳文调任115师政治部秘书长010月团政委戴润生接任旅政治部主任，李由也由11团调任旅组织科长。
1940年春夏之交，我在黄河支队二团宣传队当队长时，出外活动，徐苓玩弄手枪不慎打伤了我手脚，我不得不在外养伤。当时任教育股长的周嘉达来信叫我回去，我让徐苓回去说明情况。过了1个月，他又来信，我未予置理，也无法回信。回去后，他大发雷霆，认为是鄙视其权威。他刚好又和徐苓吵架，误以为是我挑动的，于是到刘仁贵处加油添醋、无限上纲，说我抗拒组织，刘仁贵也有极左思想，又很官僚，不容我辩解，就给了我暂停组织关系的处分。我想找张国华去申诉，张国华又不在。就这样，我就不当宣传队长了，只当教员，也不愿在2团干，正好成立黄河支队，张国华升任支队政委，我就找他申请，他就把我和徐苓都调离2团到支队宣传队去了。支队到湖西后改为教4旅，李由调任旅组织科长时，了解了我受处分的情况，认为不公，经报张国华批准，给我恢复了组织关系（文化大革命审查我的历史时，中侨委的军代表派遣傅伯祥采访了李由，并查阅了中组部的相关档案，证实了我的这一段历史）。在湖西时，环境虽然恶劣，战斗频繁，斗争尖锐，但是我思想减去了压力，心情平和，工作也感到愉快。
教4旅在湖西地区的存在和发展使敌人如鲠在喉，坐卧不安。日寇为了切断湖西根据地同山东军区的联系，于1941年12月间连续对金（乡）鱼（台）丰（县）沛（县）交界处的十字河地区进行“讨伐”、“扫荡”，国民党地方顽固派也调动其保安部队对我突击，制造摩擦，妄图将八路军赶出这一地区。教4’旅两个团在教3旅第9团的配合下，对敌伪顽展开坚决的反击，两个月之间进行了五六次激烈的战斗，共毙伤日寇二百多人，伪军数百人，顽军二千人，我军也伤亡二百多人。11团第3营营长王吉鲁、副营长王传富和副教导员在对日军的激烈战斗中牺牲了。
3到5月间，鲁西南顽军朱世勤两个团及土匪朱启周部也先后向单县东南根据地发动3次进攻，被教4旅歼灭一千三百多人，残部慌忙回窜。
1941年的下半年，湖西抗日根据地获得短暂时间的平稳。在对敌伪顽的讨伐和反击的激烈战斗中，并没有让宣传队去参加冲杀，主要还是做政治宣传鼓动和发动群众支前等后勤工作，在反围剿反扫荡中经受锻炼。
文宣集训 排演名剧
1941年9月间，教4旅在单县东南终兴集天主教堂召开了第一次全旅连以上政治工作会议，到会代表二百多人，历时5天。会上传达了全师组织工作会议精神，总结了部队政治工作，特别是战时政治工作、改造俘虏、巩固部队的经验，提出今后政治工作的要求。旅政委张国华、旅长邓克明到会讲了话。会议期间，旅、团及军分区四个宣传队联合演出了曹禺的大型话剧《雷雨》及冼星海、光未然创作的黄河大合唱，在敌后战争频繁的情况下，要排演这样的大型节目是很不容易的。其实，排演大型节目并非我们的创意，而是上行下效，跟师部学的。当时，在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宣传队中流行着一股崇拜大、洋、古的不正之风。据《罗荣桓传》 239页记载：师部宣传队于1941年6月在莒县刘家河组织了一次八大剧团的联合演出，演出《雷雨》 《李秀成之死》等大剧。师政委罗荣桓并不赞成在敌后演大戏，怕引起敌人注意。为了防止意外，他部署加强对敌情的观察和警戒。果然不出所料，会演结束后第二天，敌人就来“扫荡”，幸亏事先有所准备，才避免造成损失。
1941年7月，旅政治部收到师的通讯报道，得悉师剧团演出大戏。旅宣传科长康健将师部附来的剧本和乐谱交给宣传队，要我们研究排演。徐苓和我看完剧本、乐谱后，对康健说，要演出这样大的节目，旅宣传队的力量是不够的。师部尚且要八大剧团来联合演出，我们要排演，也得调集湖西四个宣传队才行。康健请示张国华政委后，同意调四个宣传队集训排演。排练《黄河大合唱》较为好办，因为宣传队员有歌唱的基础。排练《雷雨》就费劲了，首先是遴选演员。《雷雨》中的主要角色，一般宣传队员缺乏类似的生活体验，难以理解和演好，最后商定，主要角色由教员出演。十团宣传队邢教员演周仆园，徐苓演鲁贵，我演周萍，十一团宣传队的田兵演周冲，繁漪、四凤、鲁妈、鲁大海由十团和专区宣传队的人员出演。从背台词到彩排花了一个月时间，9月如期给旅政工会议代表和军政干部演出两场，颇获好评。彩排期间张国华还饶有兴趣地来观看过两次。他喜爱文艺，还当过宣传队长，平易近人，有空时还找我们闲谈。
师部宣传队剧团在滨海区于6月间公演大戏后的第二天就遭到敌人“扫荡”的教训，张国华是了解的，因而让宣传队集训排演《雷雨》和《黄河大合Ⅱ勖，并于9月旅政工会议期间演出一事，他是经过慎重考虑，并充分掌握了周边的敌情形势后才决定的。所以在会议和演出后，根据地中心区仍平稳了三个月的时间。1941年11月、12月，湖西专区还在终兴集天主教堂召开了第一届第一次参议会。这是湖西地区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教4旅政委张国华和旅长郑克明还特地到会祝贺。会议选出了郭影秋为参议长，杨汉章为副参议长，讨论和颁布了施政纲领，制定了各项基本法令。这是发展和巩固抗日民主政权的必要措施。根据地的相对稳定是要经过战斗才能实现的。湖西根据地处于日、伪、顽四面夹攻，匪、会交错的复杂环境中，形势比较紧张。8月初，金乡、单县的会道门无极道（在金乡称为红枪会，在单县称为杆子会），在反动头目策划下，聚众五千多人举行暴乱，包围抗日政府，杀害工作人员，伪军还出动帮凶。旅部派出警卫连和干校学员，在旅参谋长匡斌指挥下给予反击，激战一个小时，打死敌人一百多，俘敌二百多人，伪军大部和会杆头目被歼。受裹胁欺骗的乌合之众一哄而散，暴乱很快平息。俘虏的头目交抗日政府处理。
1941年10月间，蒋介石派经过重新装备的于学忠部五千余人，由51军军长牟中珩率领，越过陇海铁路，绕道湖西区，从单县和曹县之间穿过，经青固集奔成武，想赶到鲁南，争夺我根据地。罗荣桓命令教4旅沿途截击。于是十团在匡斌和肖明率领下，在青固集展开一天一夜的追击战。结果仅仅以伤亡20多人的代价，取得了毙敌二百多，俘敌七百多，共歼敌近千人，缴枪五百多支、机枪三十五挺、子弹数十万发、战马数十匹的重大胜利，打得牟中珩缩头败退。
1941年的湖西形势是好的，是相对稳定的，根据地有所巩固和发展。这里补充一些我的经历：
在宣传队集训的前夕，湖西区专署文教科给旅政治部宣传科来函，提出地委专署创办的湖西中学想聘请我为该校客座音乐教师。说明该校是培养抗日干部的学校，采用延安抗日军政大学的教学方法，联系学生实际水平，灵活教学。不仅学文化，更重要的是学政治、学军事、搞军训，进行抗日宣传活动，战时还参加战斗。李贞乾专员曾任首任校长，现任校长是杨经元和刘尹斋，学生是以鱼台、丰县、金乡三个县的宣传队一百多人为基础，再扩大招收的。音乐课一星期只上一次。
我认为地委专署创办湖西中学这样培养革命干部的学校非常好，很有必要。一个人民文艺工作者也该为之做点贡献，因而就爽快地应聘了。每次上课，湖中还派学生魏以伦送来马匹，让我骑。尽管我兼课并未取报酬，只是尽义务，他们对我如此照顾，我还是感激的。上课时，我尽力讲得生动一些，不仅教歌，还讲乐理和声乐，讲歌词的时代意义，讲歌曲的旋律分析，还介绍作者的生动事迹，列举聂耳、冼星海、吕骥、贺绿汀、郑律成等的其他著名作品。同学们听得有兴趣，我心里也高兴。
与此同时，我在为宣传队的集训及排练演出《黄河大合唱》时，受到冼星海那震撼人心的雄伟壮丽旋律的影响和启发，触动了我的创作灵感，陆续谱写了二十来首歌曲。由于没有保存乐稿，有的就随着岁月的流逝而淡忘了，有的却在心田里经久不衰，多半个世纪后仍能记下来，如《祖国颂》《狂风暴雨中的灯塔》《铁匠呼声》等。尤其是《铁匠呼声》还受到湖中学生的喜爱，经常演唱。有些学生还誉之为“湖中校歌”。甚至60年后，也就是2002年的夏天，十几位已是离休老干部的湖中校友，在北京相聚欢宴时，还激情唱起《铁匠呼声》，真令我激动不已。
转赴苏北鲁艺进修
1942年5月，我从师部的通讯报道中得悉，苏北新四军军部所在地创办了鲁迅艺术学院分院，著名音乐家贺绿汀和何士德在该院音乐系执教，这真是我难得的进修机会。我经向旅政治部提出要求，顺利得到批准。8月间，我就携带随身的手枪和手榴弹，便衣轻装地跟随交通员，从单县中心区出发，夜晚经过丰县、沛县的敌占区，穿过两道封锁线，通宵达旦地奔走了七十公里，才到达湖边，找到了微山湖游击队。在芦苇丛中的船上美美地歇息了一天，傍晚就过了湖，由铁道游击队的联络员护送，经夏镇，穿过封锁线，从煤矿重镇枣庄南郊越过津浦铁路进入鲁南山区b第三天经抱犊崮到滨海区115师师部，转了介绍信，再随交通员南下，穿过两道封锁线，过陇海铁路，经新四军第三师所在地阜宁地区，再到达在盐城地区的新四军军部，转了介绍信，才到达鲁艺分院进修班学习。在战火纷飞的年代，在斗争极其残酷的敌后方，居然有机会哪怕是短时间也好，能向自己仰慕的老师学习，真是太幸运了。
贺绿汀的歌曲以旋律优美著称，如《游击队之歌》是那么豪迈乐观，流畅动听，令人百唱不厌。何士德的新四军军歌又是那么雄壮激昂，催人奋进，令人难忘。
他们作风很好，态度谦和，平等待人，教学认真，能深入浅出，令人易懂，很受学生欢迎。我心情十分舒畅，如饥似渴地努力学习。贺绿汀主要讲授作曲法与和声学。何士德讲授乐理、声乐和指挥。我尤其重视学习和声学，必须学会掌握和运用各种美妙的和弦，才能将主旋律衬托升华得更加丰富多彩，更能充分表达生动的思想感情。
可惜，战争环境不能让我们有更长时间的学习。1942年12月初，敌情突显紧张，日寇调集重兵要对苏北抗日根据地进行大规模的扫荡清剿，部队要分散转移，寻机反击，鲁艺分院也不得不分散，我的学习也只得提前结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