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辟五村攻克顽堡
耄耋之年，回顾60多年前的往事，宛如过眼烟云。幸好，相濡以沫的老伴蕴冰精心地保存着当年我给她的书信和一些日记。由于她也是从事群运工作，我们爱情的火花正是在群运中迸发的，因而我在书信中也就详尽地介绍了当时紧张有趣的工作经历。引用摘录这些书信和日记，能更详实生动地再现当时轰轰烈烈的群众运动丰富多彩的情景。
第一封信
1944年5月30日，我们这支群众巨流的推土机，便突然地转动它的马达，向进攻的目标——巨南（山东省巨野县南部）挺进了。
为了行动的便利，我们70多个干部编为一个中队。中队长是李夫同志——一个刚从鲁西调来，到抗联分会工作，富有下层工作经验的同志。而中队副的重担却意外地落到我这个群运行列中的新兵的身上，这也就更促使我在今后的工作中不得不越发努力。因此，到达巨南虽已有七八天了，但因成天都忙着开会、讨论、布置工作，弄得头昏眼花，连午觉都很少睡过，也正如你所感觉的一样，紧张的工作啊！亦正是愉快的生活。
工作的中心地区已确定在金巨（即：金乡巨野），这在巨南来说也是较强的一个县呢，可是比起我们过去所认为工作落后的湖西来，却还要落后得多呢。工作的组织形式还未做出最后的决定，暂时编成9个组，分布在两个区，以进行一个礼拜的调查研究工作，待上级党委将组织形式决定后，再另行更动。这里的环境真是大大地迥异于湖西，在群运的工作方式与策略上也真有点令人发笑，单纯地为减租而减租，为斗争而斗争的短小狭隘的观点仍存在于多数下层工作同志的头脑中。如前天我们与县委分委同志开会布置工作时，有一个区的同志说“只要半个月就可以把全区的租都减完了”， “过去我们还曾经三天就减完了两个庄的租呢”。他们的方式有时简直太简单了——不减？不减就把地主扣押起来。地主怕押，很快就减了。但这对群众的发动上有何作用呢？也只有“天晓得”了。同时，这里的阶级关系不如湖西的悬殊明显，农会数目很少，质量更不谘谈了。
因此在工作的进行上，比起湖西来是要困难得多。可是“天下无难事，只怕有心人”，胜利终将是属于我们的，我这样地坚信着。
1944年6月10日 于金巨县昌邑区小程楼
第二封信
记得在金巨时，曾经给你去了一封信，欢欣地同意你提出来的意见——在下半年中，我们来个群运工作与整风学习的革命竞赛，同时也说明了我们工作的中心县已选定金巨了。可是当七八天的调查研究工作结束后，正准备进入组织斗争的阶段时，工委忽然又决定从工作队中分出一支二十多人较精锐的力量来配合开辟巨西的群运工作，并委托我来负责，这使我一方面感到惭愧，因为有许多同志在群运工作的历史和经验上都比自己要丰富，而自己却反被认为是中心干部，这令我在工作领导上更注意虚心民主，一方面也感到工作紧张的愉快，工作范围加大，责任加重，使自己不得不更加努力地学习与工作，对自己的锻炼与经验的吸收上要更有利得多。
…我们工作的突击目标已选定了五大村——这是闻名于巨西，而有政治意义的领袖村。听说在1941年秋，国民党军孙连诚率领他成万的队伍，像疯狂的野兽，凶猛地围攻了六七个月，结果仍丢下了许多死尸，懊丧地败退而去。五大村的群众以他们惊人的顽强性创造了群众守卫战的范例，它的名字也随着胜利的捷报传遍了人们的耳中。在幻想中，人们同它成了熟知的朋友。因此，开展五大村的工作对巨西群运工作确有它决定性的影响意义。
从表面看起来五大村的工作似乎还不错，农青妇的组织形式也有，但实质上它仍是一个黑暗顽固的封建堡垒。形式的群众团体不但不是斗争中组织起来的，而且包含了很多的投机分子，借此霸势，起着相反的作用。尤其是李楼，更是复杂难搞，存在着很多奇形怪状的特点，我想你一定乐于听闻的。
这是一个拥有450多户，2000多人口，60多顷地的大庄子。这样大的庄子在湖西是很罕见的。这个庄的阶级关系不是很悬殊，斗争对象不是很集中，而统治反倒很强。鳏寡孤独的佃户也不少，同时，庄子东西两头的群众之间又存在着世袭的无谓的矛盾。这个庄有所谓“三多”，即土匪多，会门多， “破鞋”多。土匪最多时，曾有80多，至一九四二年时，仍很猖獗。据说三旅骑兵连路过住东门时，问西门要粮食，西头老百姓就说“你还不知道我们这也住着人吗？”现在已平服得多了，但本性是难移的。会门有11种之多； “破鞋”可成一个连。更骇人听闻的是武装强奸小组的组织，据说，五大村旁的庄也有这种组织，两年以前更是恐怖，白天劫路，打黑枪，暗杀个人简直如杀只鸡般地平常。
这里地主剥削的残酷性真是出人意外，租佃形式五花八门，无奇不有。这里土地的产量不如湖西，而中等地的租额有高到一百四五十斤的，一般也是一百一二十斤。租地的形式最多的是大种地（即分收地）与小种地（即三七分地）；小种地又有什么三七三勾、三勾搂、大种小分啦，什么长二八、外二八（十二分之二分给佃户）、外一九（十一分之一）啦，真是花样百出，这些奇形怪状的租佃形式的详细内容，你如想知道的话，可告知，我下次再写。此外还有一种从未听见过的特殊的借贷形式，即是当老婆，把老婆暂借别人，每月两斗（这里所谓两斗就等于60斤粮食）。简直是无法无天，残酷野蛮到极点。
这里工作的进行比起我们过去所做过的要困难得多。然而越是困难，越能锻炼人，越能获得更多的经验。我是抱着百倍的胜利信心。
1944年6月29日 于李楼
第三封信
可以告慰你的，我带着的这一支巨西的远征军已属初步的告捷了，尤其是李楼，客观的条件确实是异常复杂困难，县委同志都没有信心的。但这一次的减租斗争，我们仍实现了原定的计划，采用了轰轰烈烈的游行示威式地进行倒粮，逼迫着地主们亲自送到场上，数百群众示威时，还激昂地高呼“拥护减租”，“穷人要翻身啦”……令人兴奋的口号。真的啊！当时我的眼眶里也溢出兴奋的泪。同时在我们略微细致深入、克服了包办代替的工作方式上，也受到了巨西同志们的赞扬。但请放心，我是警惕着自满的。
现在，第二个斗争——反贪污、反不合理的出差的斗争又快酝酿成熟了。这两天又来了个紧急任务一发动群众性的打蝗运动。60岁以下、10岁以上的男男女女、老老少少在炎热的阳光下， “哦哦哦”地呼赶、扑打。那种情景，真是罕见啊，军民地同志差不多都下手了。
1944年7月26日 于五大村李楼
第四封信
事情未免有点不凑巧，刚发出第三封信的当天下午，便意外地收到了你的来信了，当时原想即时回信说明，但因全部的精力都放在布置一个有决定意义的斗争上面去了——这就是李楼的反贪污、反恶霸斗争。事先我曾下了最大的决心，尽力地组织成一个示范的反贪污斗争，所以整个脑子全为这个斗争所盘旋着，没有一点空隙来思索回信，这一点你是可以谅解的。7月30日晚上，李楼空前的反贪污的大斗争展开了。在明亮的月夜里，笼罩着黝暗柳影的广场上，六七百男女老少群众像潮水般聚集起来，外庄援助配合斗争的农救会也像我们似地喊着“一二一”的口令走进会场，儿童团兴奋地唱着歌曲。当主席宣布开会，并说明会议内容后，群众开始连珠炮般地提出意见，久埋在内心的无数的炸弹惊人地爆炸了。斗争似由松到紧，紧得如急雨倒泻，由次要对象转到主要对象。尤其是妇女发表意见之激烈更是出人意料（我们中心村无一妇女同志，妇女工作通过积极分子向自己家里去做）。当斗争对象的家里人起来叫骂时，许多妇女便猛然地给以反驳、责问、镇压，那场面真是从未有过的紧张有趣。六七百个喉咙激愤地不断地怒吼着，连儿童团也尖着嗓子跟着咋呼，最紧张的关头是当斗争的对象说不出理，企图抵赖逃跑时，全场群众愤然站立挡住，吓得斗争对象双腿打颤着退回，群众那种伟大无比的力量，连我们都感到了惊喜交集。当斗争对象抵赖不过，只好写保证书时，群众兴奋地喊着胜利的口号…
这一斗争自始至终完全克服了包办代替的坏现象，没有一个工作队的同志在现场出面，全在暗影里观望而已。发言的群众达三十多个，简短、生动、有力。整个斗争全由群众主持，尤其结束前的动乱场面更显出是群众的自发性的斗争，许多外庄参加配合斗争的群众回去后大加赞美，并提高了斗争的情绪，说：“像这样的斗争会才真好看，就是跑上五十里地也得去看看。”是的，群众看到了自己伟大的力量，看到了统治者垮台时，那该是多么兴奋啊！
巨西的工作同志对这一次的斗争异常好评，没有参加的同志第二天还跑来探问。全工作队的同志也更加提高了对群众工作的情绪，老做群众工作的同志还说： “这样的斗争，我做三四年群众工作都未经历过，在巨南是空前的，在湖西也没有看见过啊！”但我们深刻地检讨出了许多缺点，并没有自满。
在这样的情景下最容易让英雄主义的色彩暴露出来的，你知道，我是多么地注意和警惕，但仔细地反省起来，还是不知不觉地让它跑出来一些。从这里又得出了一点教训，就是对上级和陌生的同志能时刻注意着不要自傲，但对下级、同级或熟悉的同志，常容易忽略。反省时，很后悔为什么不注意到。
这一斗争的略算成功，全是群众力量、群众天才的伟大。我们酝酿的方式是一切通过支部，一切通过群众，步步为营地发展积极分子，由多数积极分子去扩大影响，那样比我们做要漂亮得多，要隐蔽踏实得多，因为他们熟悉情况，了解哪一个人可靠，哪一个人受过斗争对象的压榨……同时在组织布置斗争方式时，也由积极分子去研究，我们只是分析归纳他们的意见，起着启发指导的作用而已。有一点我们开始忽略掉，后来才注意到的，就是我们的意见、计划、斗争的方式等，最好不要由我们口里提出来，而是先告诉给支部同志或将来能培养成村干部的积极分子，再由他们提出来。因为如果是从我们干部口里提出来的意见，群众多少容易盲从，不假思索地认为对。要是从支部同志或积极分子口里提出来的话，他们感觉到都是半斤八两，有一点不同意的地方也会提出来研究争论，这样我们也更能倾听出自己的意见是否正确。同时，如果斗争胜利后，群众便容易看出是自己商量出的好办法，比归功于某些支部同志或积极分子想出的好些，提高了支部和积极分子的威信，以便掌握领导权。
从这一次斗争中，我深深地体会到群众斗争和艺术理论很多地方是联系着的，因为艺术本身就是现实斗争的反映啊。对这次斗争的布置方式，工作队同志都感到奇怪，说是没有见过这样麻烦思考布置的，比如事先对每一个积极分子群众的话语以及其心理变化的分析，对斗争高潮的选择（研究：什么材料、什么场面能显出是高潮来）。在戏曲与音乐的创作上， “高潮”一般都是在末尾或全部作品四分之三的地方。反贪污斗争也可运用这一理论，如斗争中准备叫斗争对象写保证书的话， “高潮”就应该放在全部斗争过程四分之三的地方，也就是写保证书的前面。写保证书时（要在当场写，时间尽量短）是群众换气喘息的机会。宣读保证书，主席简短有力地说明胜利原因（群众自己力量得来的，有组织、有团结才有力量）后，兴奋激昂地高呼口号，这只是高潮的重现，也只是次高潮。我们这一斗争的最高潮正是对账后斗争对象企图逃跑的动乱场面。如果账目太大，无人敢保，需要送政府羁押时，也就是说用不着写保证书时，斗争的“最高潮”就应该搁在最后。
另外，斗争时的地点、时间、光线……也得注意选择，这和戏剧理论又可以联系起来。说到这里，你也许奇怪或好笑，但这都是实在的。这次斗争的收获在这点上可真不小，本来同志们都急躁着快点展开，但我都尽量拖到月夜里来斗，这是很有意义的，因为在月夜里外庄来配合斗争的会多，本庄的群众也容易到得多，尤其是妇女。但如在月光下斗又不太好了，这又联系着心理作用。因月光下看得清亮，发言的人容易有所顾忌，另外，把斗争对象提出到群众面前时，斗争对象在群众威力面前容易显出可怜相耷拉着头，这样容易使群众——特别是老人、妇女产生狭隘的人道主义，可怜他，减低斗争情绪（马楼的反贪污斗争就是这样），故此，地点、光线也得注意。我们这次选择在三面柳树、一面墙的小广场上是很合适的，这样显得紧凑，同时在‘阴暗的柳树影下，看不清脸，发言大胆，也不会产生狭隘的人道主义。坐的形式在单纯一面也不好，最好是圆形的包围圈，主持斗争的庄子的群众坐正前面，这样四面人山，容易给斗争对象精神的威胁。还有许多小地方都可与艺术的创作理论联系起来。
斗争胜利后，工作队的同志们才信服这样的麻烦是应该的。
李楼反贪污斗争结束后，我又赶到蒋垓去帮忙，布置一个贪污款项大得惊人的大斗争。但由于那组同志工作方式的粗枝大叶（任何材料没记录），没有注意到收集能把其社会地位、人格、信仰打落粪坑的细小材料，加之对象又有点发觉，逃跑可能性极大，不得不迅速组织力量（仅两天）突击进入战斗。时间的短促、组织力量不够成熟，因此斗争场面有点单调，不够生动，但基本上还是胜利了。斗争时得到了八九个村的配合，八百多群众到场。胜利果实达四五十万元左右（还没拿出）。那个斗争的高潮是在最后，因款项太大，没有人敢保，群众便一哄而上，推往公安局羁押。
…．根据这几个月来的工作经验，我觉得不怕麻烦地搜集许多琐碎的材料是非常必要的，甚至是群众有意义的只言片语都应该随时记录下来，从这些话语中能分析出群众心理的变化，并且从群众的话语中所提炼出来的口号是最有力、最生动的，能打回群众心里去的口号。总之，在工作中应该不怕麻烦的多劳动，用自己的手与笔来帮助记忆力。
领导的工作方式要精密细致，被领导的同志在工作上也就不敢粗枝大叶，工作中分工的具体明确，要求汇报的详细就能促使每个同志不得不深入。
写到这里，我又想起了一点值得介绍给你的经验。一般在民主斗争中是中农走在前头的，这是因为他们得到的利益多，基本群众得到的利益少，因此不十分积极。看了黄敬同志《对发动群众运动的几点意见》与《冀鲁豫日报》上的一篇《如何处理果实》后，在这两次民主斗争中，我想出了一个新的酝酿方式。要提高群众斗争的积极性，首先要给他们以经济利益，群众的要求是先私后公，根据这两点，我们便在酝酿着进行斗争果实大家摊分，并以农会会员为骨干，联合会外群众到分阶层小组，进行果实分配。对基本群众，贫农小组就说： “共产党是照顾穷人利益的，斗争时，咱应跑在前头，斗来的粮食咱就能多分一点，因为是咱领头斗出来的，咱多分一点，有地的户也不能说闲话了。”对中农、富农小组就说： “斗出来的粮食归回大伙分，贪污的还是咱拿得多，这次斗好了，就没有人敢再贪污了，咱每年可以少拿些，也不再受气了。”这样酝酿的结果是一定能提高基本群众的积极性，在斗争中居于领导地位，也能保持中农的积极性。这么一来，民主斗争中，中间力量掌握领导权的不利现象便容易克服了。
最后，就是在每个工作告一段落时，应该详细作总结，丝毫不应马虎，不能光写几个表面的经验教训而已，这样才能积累经验，提升理论。现在我们这里的同志一想起在湖西工作时的那种粗枝大叶的、包办代替的幼稚无知的工作方式与作风，都有点可笑。但我很清楚，将来我们又会可笑着现在的幼稚与无知。
群众中就存在着智慧的海洋，无边无际！
1944年8月13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