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难忘的万隆会议(上)

澄海de 发表于2019-12-13 16:35:30

  亚非会议召开的背景

  20世纪40年代是人类历史上翻天覆地、改朝换代的伟大年代。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和抗日战争胜利的巨大影响下,世界上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争取独立和人民解放的斗争风起云涌。中国人民解放战争以排山倒海之势推翻了国民党的反动统治,社会主义新中国以巨人般的姿态屹立在世界东方。亚非拉地区许多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人民通过浴血斗争赢得了民族的解放和国家的独立。新独立的国家又都面临许多复杂的难题,需要召开地区性的国际会议来共同协商、研究解决。

    1954年6月,周恩来总理访问印度时,尼赫鲁总理透露正酝酿召开亚非国际会议,周总理十分赞同,并予以大力支持。随后,周总理指示我国外事部门及有关驻外使领馆认真研究并支持亚非会议的召开。1954年12月29日,印度尼西亚、印度、缅甸、巴基斯坦和锡兰五国总理在雅加达北部的茂物聚会,会后发表了公告,宣布由五国联合发起召开亚非会议,时间定于1955年4月最后一周,在印度尼西亚风景秀丽的山城万隆市举行。

    早在1954年12月1日,缅甸总理吴努访华时,就曾同毛泽东主席谈到准备召开亚非会议,毛主席当即表示支持,并说明中国希望参加。这是国际关系史上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会议,是第一次没有西方殖民国家参加,而由亚非众多国家自己举行的国际会议。会上将讨论共同关心的问题,促进亚非国家间的友好互助合作关系,反对殖民主义,维护民族独立,巩固国家主权的问题。召开这样的会议充分体现了亚非人民力争掌握自己命运的决心和信心。

    1955年1月15日,印度尼西亚总理阿里•沙斯特洛阿米佐约代表五国总理给中国政府发来了邀请电,周恩来总理欣然应邀参加。

    亚洲、非洲几十个新独立的国家召开如此重要的洲际国际会议,居然敢不邀请自诩为民主国家首脑的美国参加,而邀请敢于抗美援朝、打败美帝国主义的社会主义新中国参加会议,这无疑是打了美国一记响亮的耳光,怎能不让其暴跳如雷?美国立即召集他们驻东南亚和南亚的外交官,在仰光开了两天秘密会议,要他们设法把万隆会议变成谴责共产主义的论坛,同时也要其特务机构策划部署对会议的破坏,并对中国代表团尤其是周恩来总理进行暗杀活动。于是,围绕亚非会议展开了一场破坏与反破坏、暗杀与反暗杀的空前激烈的大搏斗。

    记述亚非会议上的斗争,不能不回顾我国当时的国际处境。要搞好同东南亚国家的睦邻友好关系,就得设法解决我国同这些国家之间历史遗留下来的两个问题,1、即边界问题和华侨问题。边界问题需待时机成熟才能协商解决,华侨问题却是一个突出的问题,症结在于:要维护华侨的正当权益就涉及到华侨的双重国籍问题,这是历史上遗留下来的复杂问题。

    由于东南亚国家的国籍法是采用原宗主国对外侨所实行的出生地主义的国籍原则,而中国对海外华侨仍沿用血统主义的国际原则,这样就使在当地出生的华侨产生了双重国籍问题。

    20世纪50年代,国外华侨90%集中在东南亚,仅泰国、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越南、新加坡等国就有华裔、华侨约一千万人,而其中同中国建交的只有印度尼西亚、印度和缅甸。如能争取先解决印度尼西亚的华侨双重国籍问题,就有利于消除华侨所在国对我国的疑虑,增进友好关系,扩大我国外交空间。为此,中国政府早于1954年夏秋就积极研究,并争取同印度尼西亚政府商谈。11月2日至23日,两国政府就华侨双重国籍问题在北京举行正式会谈。印度尼西亚的代表是其驻华大使莫诺努都和其外交部的主管司长。中国政府的代表是外交部副部长章汉夫和中央人民政府华侨事务委员会(简称“中侨委”)副主任廖承志。三个星期会谈了几次。作为第一轮会谈,终于达成了初步协议,拟出了解决双重国籍的条约(草案),但还需要于1955年4月上旬由中国驻印度尼西亚大使黄镇在雅加达同印度尼西亚外交部举行第二轮会谈后再敲定。

    当时,我作为中侨委国外司专员正与外交部亚洲司专员林兆南一起参与起草双重国籍条约(草案)。因此,领导上准备派我们到印度尼西亚去协助黄镇大使研究第二轮会谈问题。

  先遣组和安全保卫工作

  1955年3月2日,我正忙于研究双重国籍问题的材料,廖承志告诉我,晚上周总理召集赴亚非会议的第一批先遣组人员开会,你参加先遣组,任务是协助发动组织华侨爱国人士做好对总理和代表团的安全保卫工作。

    晚上赶到中南海西花厅开会,到会的除先遣人员外,领导同志还有章汉夫、廖承志、杨奇清(公安部副部长)。会议先由杨奇清汇报,先遣组组长姚力(总理秘书)汇报前站工作设想,廖承志强调:前站工作安全第一,集中力量确保代表团的安全,特别要确保周总理的安全,责任重大啊!周总理指示说:印尼是我们的友好国家,他们是会议的东道主,我们代表团的安全首先要依靠当地政府、治安机关和军警,要和他们密切联系。其次,还要和印尼人民群众搞好关系,给他们留下良好印象。前站工作由黄镇大使领导,先遣人员要在会期之前一个月出发。

    临出发之前,章汉夫、廖承志在外交部又召集先遣组人员开会,商谈前站工作的具体部署。

    三月中旬,北风凛冽,天气尚寒。我们都身着冬装,赶到西郊机场,乘坐设有十一个客位的军用机,迎着气浪,颠簸晃荡地飞经武汉加油后,再飞抵广州。第二天,改乘火车到香港。当晚我们就和新华社香港分社社长黄作梅深入研究敌情,传达部里的指示,要他们向港英通报敌情,请加强对我国代表团经港的保卫措施。

    在香港,我们经仔细考虑,认为美国该不会去炸自己的飞机吧,决定乘坐泛美国际航班。

    下午四时,飞机抵达新加坡,我们下榻于莱佛士酒店。新加坡媒体记者得悉我们到来,就赶来采访,我们未予接见。他们翻翻登记册,结果却摆了一个大乌龙。报道说,中国派出亚非会议的先遣组,是老成资深的外交人员,年龄有五六十岁,他们误将我们居住的房号当成年龄,真是可笑之至。

    第二天,我们飞抵雅加达。姚力以周恩来总理秘书的身份,先后拜会印度尼西亚警察总监和国家安全局长,请他们注意美蒋特务的暗杀阴谋,保护中国代表团的安全。他们热情接待,并欣然答应将尽力而为。事实上,苏加诺总统非常欢迎周恩来总理亲率代表团来参加亚非会议,并已指示外交部和安全部门务必尽力保护好中国代表团。秉承其旨意,3月间,印尼外交部秘书长阿卜杜加尼就找了雅加达中华侨团总会主席、  蜥报》社长洪渊源并明确表示,为了接待好中国代表团,确保代表团的安全,政府需要侨团总会的合作和帮助。于是,根据印尼政府的授意,雅加达和万隆两地的侨团总会就组成了华侨支援委员会,委员会的负责人由侨团总会的负责人兼任。

    我们到雅加达的第三天,经大家商量,黄镇大使、先遣组的林兆南和吴济生留在雅加达协助工作,姚力和我及赵仲时总领事、毛欣禹领事等人即奔赴万隆去了解情况并安排部署。

    有着80万人口,华裔华侨占十分之一的万隆是印度尼西亚著名的山城,地势较高,海拔千余米,山峦环抱,郊外还有长期沉睡的火山,山顶有直径二十多米的火山口,碗形坑底的泥浆还微微波动,终年冒着热气,散发出淡淡的硫磺味,火山口边设有监测站,成为罕见的旅游胜地。万隆气候凉爽宜人,雨水均匀,三五月间,时常夜间一场雨,将城市洗刷得干干净净,群花争艳,绿树成阴,建筑错落有序,美观别致,呈现出一派和平宁静的景象。在此召开亚非会议,当别有一番深意。

    鉴于美蒋的罪恶黑手已伸到了印尼,伸进了万隆,我们面临极其艰巨复杂的任务,毫无闲情逸致去观赏、秀丽的风光。一到万隆,我们立即同侨总支援委员会的侨领联系。侨总主席是洪戴德,副主席是房延龄、杨朝春、林仁木、关煜及赵文华(女)。他们爱国热情很高,积极主动地协助我们工作。

    要搞好安全保卫,首先必须熟悉环境,了解情况,在可靠向导的协助下,我们反复巡察周总理以及代表团的住处和会议期间来往活动必经的各条街道周边的详细情况,深入研究万一可能发生突然事件的应对办法。考虑来考虑去,采取了两方面的部署:

    一方面是会议期间,代表团在来往路途中及进出会场时的安全保卫。这是敌人可能下手的时机,要特别高度警惕。为此,就得精心编织外围的警戒网,同时还得构筑近卫的防护屏。

    所谓外围警戒网,就是发动组织爱国华侨群众,在外围留心观察审视有无可疑对象,注意周边建筑物上那些可被敌人利用隐藏、袭击的窗口、凉台。至于那些对车队危险性较大的位置,需要特别警戒。如发现特别可疑情况,可与就近的印尼军警通报联系。尤其要特别注意的是,当周总理和代表团进出会场时,门口人群涌动,敌人可能混入其间,要对付这一情况,就得构筑近卫的防护屏。会议期间,蜂拥采访的记者多达四五百人,上下车时刻,大群记者更是前拥后挤。我们就安排数十名华裔华侨记者挤在代表团近前,形成屏障。还请他们在记者中穿插来往,观察有无可疑对象。同时,为了及时地掌握紧急情况,还得安排快速的讯息联络。

    另一方面是居住地的安全保卫部署。印尼政府要接待28个国家的代表团,当然就得一视同仁地安排住大饭店。考虑到中国代表团的特殊情况,一般代表团成员可住大饭店,但是,周恩来总理和陈毅副总理来后,要展开频繁的外交活动,在大饭店活动不开,安全也难保证,必须另外安排妥当的住处。这一信息一传出,好几家有高级别墅的华裔华侨爱国人士都热情地表示,愿意将别墅借给总理使用。经我们同侨领考察、商量,最后选中郭贵盛先生的别墅。它位于市中心区,离会场较近。又是建在一个独立的小高坡上,周围有数十米空间地带,还有围栏,便于警卫。房屋结构新颖,客厅宽敞,餐厅也大,两边各有一间现代化卫生设备的大卧室(夫妇各住一间)。餐厅后面还有室内游泳池,又有为服务人员使用的多间住房,设备齐全。这里很适宜开展外交活动。

    郭贵盛先生对其别墅能被选中感到不胜荣幸。他是侨生华裔,虽然不会讲中国普通话,但却不忘自己是炎黄子孙,热爱新中国。他拥有12间椰油厂,资产雄厚。为了欢迎周恩来总理和陈毅副总理,特意将被褥床单等全部更换,郭先生夫妇住到高级饭店去。对他的如此真诚盛情,我们再三表示感谢。

    为了开展多边外交活动,接待客人较多,客厅、餐厅的沙发、座椅等家具还需要补充。华侨家具店的老板闻讯,都争相提供,难免发生争执。最后由毛领事出面调解,各家的家具都选用一些,让大家满意。这些家具经总理使用,他们就将其作为有历史意义的纪念品。

    餐饮食品的安全也是个重要方面,由侨领派可靠的专人成立食品组,分散采购,认真选择,检查质量,稳妥运送,要保证绝对安全。例如牛奶供应,就找了可靠的奶牛户郭耀都,他答应挑选好奶牛,挤出牛奶,认真化验后,保密运送,避免中途出问题。

    还有交通车辆的安排,竟然有一百六十多位华侨自愿提供自己的车辆供中国代表团使用,他们中有经理、医生、教师等。他们还表示,愿自己驾驶,以保证安全。此外,还安排了翻译人员。

    “克什米尔公主”号爆炸

    会前准备的接待部署刚落实就绪,我们就接到使馆的通知,要我们于4月11日黄昏前到万隆机场接待国内来的代表团工作人员。可是等到天黑,还不见踪影,也杳无音信。深夜,刚回到住处,使馆就传来了惊人噩耗,说飞机中途爆炸,坠落在南海,详情待查。

悲痛与愤怒使我们彻夜未眠。第二天-4月12日,从广播中才听到中国政府发表了郑重声明,声明强调指出:“克什米尔公主”号爆炸“这一不幸事件,绝非一般的飞机失事,而是美国和蒋介石特务机关蓄意制造的一起谋杀”。英国和香港政府对这一不幸事件负有重大责任。声明要求英国方面彻底查处罪犯,将特务逮捕法办。

    据事后查明的事实材料记述,我国政府事前已得悉美蒋阴谋,再三提醒,要求港英当局加强防范。惨案发生后,中国政府派出熊向晖作为周恩来总理的代表和印度政府尼赫鲁总理的代表高先生共赴香港,协助港英当局调查此案。从5月18日至6月1日共审讯88人,其中19人被拘留。以后又逮捕了8名同国民党有联系的人。经反复调查、审讯、核实,  “克什米尔公主”号事件终于真相大白。

    这一万恶的谋杀活动,系由国民党保密局所属香港情报站策划,目的是暗杀周恩来总理。

    由于缅甸吴努总理四月初就邀请周恩来总理于4月15日前先访问缅甸,故未走此线。当飞机到达香港之前两天,国民党特务才得悉周恩来不乘坐这架飞机。蒋介石却仍穷凶极恶地下令说,不管谁坐,都把它炸毁。由此充分证明蒋介石是此案的罪魁祸首。

    炸毁“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的阴谋主使人是蒋帮保密局驻港情报站的头目周斌成、指挥者金健夫、参与策划者沈齐平。炸弹是由“四川”号轮船海员张祖恒从基隆秘密运至香港,交给特务李益民,再经另一特务转交给香港航空公司清洁工周驹施爆。周驹是负债累累的赌棍和好色之徒,在60万元港币酬金的诱惑下,接受了谋害任务,并到台湾接受了爆破训练。4月11日上午,周驹将炸弹伪装成一包西药带进机场。在“克什米尔公主”号抵达机场后,他趁打扫卫生之机,将炸弹安放在飞机右翼轮舱附近,便匆忙由铁丝网下爬出机场,登上特务接应的汽车逃离香港,并于5月18日潜往台湾。港英当局随即要求台湾当局把周驹送回香港受审。台方以双方不存在引渡条约为由予以拒绝。同时港英当局还不顾我国抗议,将全部拘留的人犯包括证据确凿的要犯,予以无罪释放,驱逐到台湾了事,蓄意将此震惊世界的大案不了了之。“克什米尔公主”号爆炸后,原以为无一幸存者,但是出乎意料,在7名机务、乘务员中,竟然有3名奇迹般地死里逃生,脱险获救。他们是副驾驶员狄克希特、领航员塞克和维修工程师卡尼克。

    卡尼克将这一暗杀阴谋造成的惨案真相非常详实,生动地记录下来,书名《克什米尔公主号》。书中写.道:

    “我仍然感到飞机失事时的情景历历在目,机上的每个人在我的记忆中栩栩如生。我仿佛看到格拉莉亚面带坚毅的表情出现在滚滚浓烟之中,手里拿着一叠救生衣,以坚定的步伐朝机舱走去;我仿佛看到杰塔机长全力以赴地掌握着方向盘,以沉着的声调发布命令;顿哈目不转睛地注视着一大堆仪表盘,控制着飞机的发动机,在死神面前,还不折不扣地执行着机长的命令;毕门塔、杰苏查和乘客们在一起;格拉莉亚在给他们穿救生衣。

    “还有那些乘客——八位中国人、一位越南人、一位波兰人和一位奥地利人。我从来没有想到,普通人能以那么坚强的意志和大无畏的精神面对死亡。就是敢死队员在战场上执行必死的任务,也难免有人微露惧色,但是这些人却具有钢铁般的意志。没有一个人乱动一下,没有一张面孔流露出丝毫恐惧。他们全都正襟危坐,似乎没有注意右边的熊熊烈火和客舱里呛人的浓烟。我从来没有见过有人对死神如此地蔑视,也从未见过人类的勇气可以达到如此崇高的程度……”“16位忠诚的、爱好和平的人被杀害了,他们是随‘克什米尔公主’号一道被那该死的特务放在轮舱里的定时炸弹谋杀的。愿他们的灵魂安息吧!他们是真正的烈士,为最崇高的事业——和平事业献出了自己的生命。”

    烈士们的崇高品德和大无畏的英勇牺牲精神多么令人敬佩,令人赞扬!

  周恩来总理对飞机失事的善后工作十分关心,回国时,他把烈士的骨灰盒带回北京,在八宝山革命烈士公墓举行公葬(含三位国际友人烈士)o周恩来在墓碑上亲笔题词:  “为和平独立和自由的事业而光荣牺牲的烈士永垂不朽!”墓碑上镌刻着烈士们的名字,他们是:中国政府代表团工作人员石志昂、李肇基、钟步云;记者沈建图、’黄作梅、杜宏、李平、郝风格;越南代表团工作人员王明芳、波兰记者斯塔列茨、奥地利记者严裴德。

    在北京中山公园还举行了追悼大会,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宋庆龄为追悼委员会的领衔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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