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氏家族唯他尊
秦克厚
宗宜大叔离开我们已经20多年了，他比我大20几岁，每逢提起他为家族和乡亲们不辞劳苦办事的桩桩件件，总让我记忆犹新。
在我们农村，千百年来，莫不以姓氏为族，以族为亲。族内以每家每户为单位生活，免不了会有矛盾，这时候就需要有个德高望重的热心人出面调解。遇有族内婚丧嫁娶等大事，往往也需要同族相帮，需要有个知书达理的人挑头为大家服务。同一个村中，族与族之间，有时也会产生一些矛盾，大多涉及各方利益，处理不好就可能酿成族群之间的冲突，这时候就需要相关族群推出自己的代表，协商解决。族长就是在这样的社会生活中自然产生的。族长不需要选举，也不需要任命，但需要族内公认。在农村，没有一个能干的族长，这个族就可能成为一盘散沙。
在我们南沙井村秦氏家族中，宗宜大叔无论是人品，还是威望，都是族长的不二人选。虽然他活着时，从没有人这样称呼，但他就是秦氏家族中公认的族长。
家庭和谐是社会和谐的基础。家庭内部，一个锅里摸勺子，磕磕碰碰的事是常有的。在我们南沙井村秦氏家族内部，不论哪家有个兄弟纠纷、爷俩不合，只要大叔听说了或者有人请他出面，他总是有求必应、一请就到，每次他都苦口婆心，好言相劝，讲事理、明是非，事事以团结为重。所以，只要他出面，基本上没有不给他面子的。
在南沙井村，秦姓占第三位，三百多口人，每年婚丧嫁娶总要有十几桩。按风俗，这类丧亡喜事，也是以族为单位，各自操办。大叔豁达睿智，懂事多，办事利落，特别是他对传统的婚丧嫁娶礼仪烂熟于心，秦氏家族哪家有婚丧嫁娶，都自然会想到请大叔出面，而大叔也总是第一个跑前跑后，操心帮忙，不计辛劳。大家都说大叔是我们秦氏家族的好族长，全村都说秦氏家族办事公道、礼节周到。
在农村，传统的影响很深，讲究、忌讳特别多，办丧事更是如此，这大概也是一种民间丧俗文化吧。
通常，哪家的老人去世了，总要扎上个灵棚，两边写上挽联，吊丧的客人来了上前叩拜，要先击鼓为号，以通知在棚下行孝的孝子，然后孝子手拄丧仗出门迎接。特别是女性长辈去世，他的娘家人来，称做母族客（娘家客），母族客人进灵堂拜祭死者，行孝者要请三遍，为了表示尊敬客人，要三拜九叩。这些习俗，只有大叔是最熟悉，他是我们村第一位办丧事的好师长。
我和大叔在我们族间是老搭档，记得有一年，本家有一位曾祖父去世了，大叔耐心地教我怎样拜叩和请客。比如，灵堂处理停当，丧事开始，叫做“开丧”，需先请至亲，再请乡亲，后请族人。“闭丧”时，要先请族人，后请乡亲，再请至亲，最后请母族。这些个事，大叔是最认真的，唯恐让外人看出破绽来，这大概是对客人和死者的尊重吧。大叔办丧事的认真劲儿，不懂礼数的人可能会觉得好笑，但我觉得这是一种民间传统礼仪，也是一种文化，应该一代一代传下去。
大叔主持办丧事讲究庄重、肃穆、严谨，办喜事讲究喜庆、祥和、量力而行。
记得一九六三年，正值国家经济困难恢复时期，家家户户虽然勉强吃饱了肚子，但如果一个家庭遇到丧喜大事就成了一大困难。
记得这年冬天的一个晚上，我还没吃完晚饭，就听门外有人说，“他大哥，咱今晚到你克珍弟家商议喜事”，等我出门时，人已经走了。晚上八点左右，我们族侄几人到克珍家商量。
克珍的家庭情况是，他们母子二人，母亲常年有病，经常卧床不起，光靠克珍一人在队里干活，靠每天十分工维持生活，况且，口粮不足，经济十分困难，结婚用品就只有一床草席，一床薄棉被，一床褥子。。在这样的家庭，娶媳妇、办喜事只有从简操办，但按照风俗再简单招待客人也是必须的。
大叔抽着旱烟，思绪万千，这样的家庭情况怎么办？如何才能将这喜事办好呢？斟酌再三，大叔说，“我看大家出出主意，我叫着大家来，就是让大家想想办法，咱们十人帮一人好帮嘛。虽然咱都困难，但是只要咱们发扬团结互助的精神，有钱的借点钱，无钱的出些粮票、布票、油票或者青菜都行。”
在大叔的倡导下，几位叔侄都慷慨解囊，各尽所能，当晚就解决了现金的困难。最让我难忘的是，大叔把准备给孩子做棉衣的六尺布票和20元钱全部捐给了克珍母子。
当晚的被褥、衣服、酒席采办等事宜，大叔都一一作了细致安排。
离克珍结婚的日期只有三天了，那天一大早，大叔手里提着二斤清漆，带着几张红纸，约我一块到克珍家贴对联、油门窗。那天，天特别冷，大叔不顾寒冷，一面打扫卫生，一面贴对联，并在贴好的对联上又上了清漆。整理一新的门窗显得格外明亮、新鲜，真有点“喜气盈门”的滋味。
中午吃饭时，大娘执意让我们在他们家吃，但却被大叔拒绝了。
大叔说：“嫂子，我们帮忙是应该的，你的心意我们收了，等生活好了，好好吃个大酒席补上”。
明天就是婚期，冬天的夜格外冷，屋子里烧不起煤炉，只有一个小小的火盆，大家围在火盆旁各抒己见。11点了，饱经风霜的大叔，消瘦的脸上显出了几分倦意，不时地打着哈欠，他看了看大家又长叹了一口气，不知大叔是在为大娘家的婚事发愁，还是在分享结婚的喜悦。几个哈欠过后，他才一一安排吩咐，从早起的行人（娶媳妇的队伍）、锣鼓队，到白天的酒席操办、厨师打理、杯、盘、酒具，到各个礼节的安排，直到深夜1点多才回家休息。
一九六三年的农村，生活十分困难，粮食、蔬菜都很贵、很缺，猪肉一斤5元钱，还得凭票供应，所以根本吃不起肉，布票每口人一年才三尺三寸，三斤地瓜干换一斤沂源白酒，在这样的条件下办酒席困难程度可想而知。
但在大叔的操持下，我们只逮了两只兔子，用了二斤猪肉，加上大家凑的青菜就招待了四桌酒席，本族兄弟每人只吃一个馒头，其余全是个人回家吃饭。想想我们和大叔用白萝卜切片再抠上眼充当鲜藕（因藕太贵买不起，用白萝卜代替），真是让人好笑而又心酸。
喜事过后，大娘含着泪说，你宗宜叔总是把族间的事比当成自己的事还上心，他真是咱秦家的主心骨啊！
遇到秦氏家族与其他家族之间出现矛盾，大叔总是不偏不倚，秉持公道，以理服人。比如，谁家和谁家的宅基出现了矛盾，找到大叔。大叔就让大家各自拿出“房契”，看看各自的“四至”，再同着大家的面，去实地看看，也就几句话，事情就解决了，但事情到这里还没完。大叔接下来还要再去做做各自的工作，使大家相互体谅，握手言和，别留什么“后遗症”。
农村分田到户以后，大的地块往往被分成若干小块，一家一块。时间一长，界线就不那么清楚了。今年这家多种了一趟玉米，明年那家多耕了一梨，一来二去，就会出现矛盾。怎么办？这时候，大叔就会找上村里的干部，让他们拿出分地的明细，同着大家到实地去看看。一丈量，你分的时候是500平方，现在是600平方，还说啥，还给人家就行了。还有啊，地头上分地的时候留下的记号还在那里哪。
当然，也有的时候会出现“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的情况，但基本上都是一些“张家长，李家短”的、鸡毛蒜皮的小事，很多都是误传的“闲话”惹的。这时候，大叔就会各自做工作，说说事情的原委，让大家各自找找自己的问题。误解解除了，大家走到一块，相互认个错、道个歉，有什么事当面说情。从此，好朋友还是好朋友，好邻居还是好邻居。
一九六一年，我们秦氏家族第一次创修族谱。大叔在这次创修族谱中，既是发起人，又是参与者，可以说功不可没。他多次跑济南，到秦琼故居、秦家祠堂考察，还带领我们到山头、莱芜的文字现等地调查访问。不但如此，他还抽出时间认真写了创修族谱序言。最近一次重修族谱，大家一致意见，要把大叔创修族谱的序言放在最前头，这也是后来者对大叔的一种纪念方式。
顺便说一件小事儿，那是宗宜大叔的小发明。
1983年秋是淄博地区分田到户的第一个年头。这年秋上，玉米大丰收，家家户户院里院外都挂满了金黄色的玉米。
过去，我们北博山地区的老百姓晒玉米都是用谷草和玉米皮将玉米三四个、三四个地编成辫子，每辫三米长左右，然后再上架晒干。上架时，要用梯子，最少要三、四个棒劳力才能完成，身体弱的根本干不了这活。
这年秋天的一个晚上，明月高照，大叔来我家串门。大叔来时，我们一家老少正在忙着扒玉米、编玉米辫子，准备把编好的玉米辫子上架。大叔坐下，一边帮我们扒玉米，一边说，“你们这样晒玉米太费劲了，你们看这样行不行，咱们弄根5、6米长的铁丝，挂到玉米架子上，从铁丝的两端将玉米三五个、三五个的摞在铁丝上，这样又省时、又省力。”当晚，我们就按照大叔的说法，做了实验，结果收到了事半功倍的效果。
就这样，以后我家晾晒玉米改变了老办法，并将这办法传给了邻居们。后来，这办法一传十、十传百很快传遍了全村。时至今日，整个北博山地区的老百姓都使用这个办法来晾晒玉米。
抚今忆昔，谁都忘不了，“摞”玉米的办法是宗宜大叔发明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