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7年的冬季，华东军区所属部队的领导机关开展了“三查三整”为中心内容的整军运动。当时全国的政治、军事形势发生了战略性的重大变化。根据形势的需要，党中央召开了土改工作会议，向华北、山东、东北各大解放区部署了全面进行土改的任务，同时提出在部队的领导机关开展“查立场、查思想、查作风’’的运动。通过土改，把广大农民群众充分发动起来，壮大解放军的力量，为推翻封建制度、建立新中国而奋斗；在军队内部，通过“三查三整”的教育运动，提高全体指战员的阶级觉悟、革命斗志，克服分散主义、山头主义、贪图安逸等不良倾向。树立组织坚强、纪律严谨、军民团结、官兵一致的好作风、好思想，为大兵团作战，消灭蒋匪军，推翻国民党反动派作好准备。
华东中央局、华东军区首脑机关驻防在五莲山西侧的大小毛庄。兵站部奉命由安邱县景芝镇移至附近的大小沙河安下营盘，集中时间进行三查三整运动。华东局连续召开县、团级干部大会，政治部的科长和各处长都来到大毛庄听首长作报告。第一次是华东局农村工作部李林同志讲话，他用浓重的莱阳口音，详细传达了党中央土改工作会议的精神，讲解了在农村划分恶霸地主、地主、富农、中农、下中农、贫农、雇农的政策界限。接着分析了山东根据地和新解放区土改和土改复查工作的基本形势。再三强调：土改复查工作要县、区、乡的党组织深入进行阶级教育，放手发动农民，村村建立贫农团，向恶霸地主开展反霸诉苦斗争，把地主、还乡团的嚣张气焰打下去，把土改搞彻底，让贫下中农掌握农村的领导权。当时流传的口号是：打老蒋，刨蒋根，农民大翻身。
听完土改工作报告，受到深刻教育，在小组会上每个同志都主动联系自己的家庭经济状况，对号入座。我给自己家庭定为上中农，有个别地主家庭的同志表示与家庭划清界限，坚决支持土改。正当对土改的若干政策的讨论逐步深入联系实际产生不同意见的时刻，华东局紧接着开了三次干部会议，中心内容是反对党内的地方主义、分散主义、享乐主义和无组织、无纪律等不良倾向。会议由华东局组织部长胡立教主持，政委饶漱石作长篇报告，副政委兼山东民主政府主席黎玉、胶东区党委书记林浩、行署主任曹漫之等各地区负责人，都坐在小木凳上听饶讲话。他首先传达了党中央的指示，详细讲了三查三整的重要性、必要性和把运动搞深、搞透的决心。然后提高了声音大讲地方主义、分散主义的种种表现，指名道姓地批评黎玉同志对新四军北上与山东八路军合编为华东军区不热情、有抵触情绪，扣政治帽子。批评林浩、曹漫之是官老爷，生活上特殊化：每逢行军自己和家属坐美式吉普车，用的吃的装一大车，是地主资产阶级思想意识的反映，等等。另外还批评了一些违反组织纪律的人和事。散会后大家对饶的讲话反映强烈，我们多数同志认为：黎玉同志是山东徂徕山抗日武装起义的主要领导人，在徐向前、罗荣桓将军的领导下，坚持八年抗日，建立了山东根据地，他在山东的人民群众中有很高的威信，给他扣地方主义、山头主义的大帽子，让人不好接受。几次报告之后，三查三整在兵站部领导机关展开。华东局机关派来一个三人小组，组长是原任地委副书记的冯起同志。他们以“左”的思想为前提，把农村土改农民斗争地主的那套方式用到部队机关来，开展大民主；搞唯成分论，搞贫雇农当家。在干部和勤杂人员中发现敢于向领导提意见的少数同志，就作为积极分子，撇开党组织、行政领导，搞个别串连。政治部宣传科有位范朋同志，与工作组搞得很热乎，被推选为群众代表。他们完全以成分划线，内定了领导班子，在指战员全体大会上宣布：由通讯班长、炊事班长、运务员、饲养员、会计、干事等九人组成运动委员会。兵站部正副部长、政委、主任靠边站，接受群众大会的批判。对部长叶进明、唐少田的批评，多数是官僚主义、脱离群众、对下级态度过于严厉、对自己的家属过于娇惯；对政委于眉的批评却过了火：说他是大地主家庭的子弟，剥削阶级的意识没有得到改造，与其地主家庭保持联系；兵站部从平度向东转移时，他用汽车向家中运东西（纯系无中生有），有侵吞公物、贪污公款的嫌疑。在批斗于政委的同时，我也被点了名，让我在主席台上接受“群众”的批判。说我是于政委许多错误主张的忠实执行者；对违反纪律者谈话太严厉；生活上搞特殊，行军骑马、吃饭开小灶等。会场上突然有人大声说，要打掉谭锋的官气，把他身上穿的夹克衫脱下来。主持会的炊事班长当场脱掉了我的半大衣。这样的批斗会开了五个半天，其他领导同志也受到了不同的批斗。对工作组搞得这一套我看不惯、想不通，但又不敢公开反对。每次参加批斗会回来，就和雷声同志一起到村边的河岸上清唱京剧“四郎探母”中的一段，以转移自己忧闷、不服的情绪。运动的后期提出了清理、收缴个人财物的号召，有的同志把珍藏多年的银圆、首饰、衣服等主动交出来。我在大家的影响下，经过反复思考最后下了决心，把上月回家探亲时父母给的三斤蚕丝写明来源当场交公。部一级的领导保存的衣服多一些，因此上交的东西也多一些。
“三查三整”运动从1947年的12月至48年的2月，历时一个半月，人人都要写出小结。刚写出发言提纲准备讨论时，华东军区来了命令：为配合华北军区攻克大城市的战役部署，兵站部立即出发移防烟潍公路上的掖县沙河镇，抢运武器弹药，做好攻克潍县战役的准备。兵站部所有的机构都恢复了战时的体制，以冯起为组长的工作组撤走了，贫雇农当家的运动委员会解散了，进行中的“三查三整”运动也没有宣布结束而结束了。全体指战员精神振奋，斗志昂扬，把全部精力集中到支援前线、攻打城市上来，向蒋美反动派发起了战略大反攻。
1948年的3月，胶东地区下了春雪。早上，部长、政委带头，全体指战员一齐出动，清扫沙河镇马路上的积雪。部长指示秘书，起草公函派骑兵送往黄县、招远、蓬莱等各县支前委员会，动员民工清扫积雪，以保证汽车、马车的畅通。
整军运动结束之前，都要召开党员代表会议，选出兵站部党委会，施行“党委领导，首长负责”的民主集中制。会上选出叶进明、于眉、唐少田、冯大勋、王琪和我组成委员会；委员会上分工我除负责兵站部的安全保卫外，还要侧重分管警卫营和汽车大队的工作。
围困潍县、坊子的野战军已向作战阵地运动，军用物资的运输越来越紧迫，而且只能在夜间进行。蒋匪军的主力部队虽然已撤走，但地主还乡团和散兵流寇还潜伏在新解放区。每到夜间还放冷枪、打信号弹；农民群众的情绪还没有完全稳定下来。在此种情况下，汽车停放、弹药储存所在地的治安保卫工作提到了重要位置。保卫科及保卫队的同志全力以赴，与警卫营密切配合，加强了公开和隐蔽的治安保卫，以确保军需物资的绝对安全。
为亲身体验夜间汽运的难度，我同雷声同志与大队长、政委分别跟着一个汽车小队，在烟（台）、潍（县）公路上，奔驶了三整夜；驾驶员和警卫战士，一不怕苦，二不怕死，连续作战的顽强精神，感人至深。雪后的深夜寒气逼人，一旦汽车抛锚，司机钻进车盘下检修。车发动不起来，战士还要肩扛手拉。天亮进村休息，日落上路行驶。战场上急需的弹药一时一刻也不能延误。汽车队的同志们责任重大，像与敌人拼搏的战斗员一样艰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