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求学少年寻真理
我的父亲程重远（1917～1991），原名程传玉，山东省章丘市明水镇人。明水地处章丘市区，物华天宝，人杰地灵。因泉水清澈明净而得名，素有“小泉城”美誉，既是百脉泉水的源头，又是一代词宗李清照的故乡。
明水清泉
祖父家境属富农，农闲时在外经商，农忙时则回家劳作，兼具商人与农民身份。他以孝闻名乡里，对自己的母亲极为孝敬。
父亲七岁左右时，一个夏天阴雨连绵，暴雨如注，持续六七日。很快沟满河平，出行困难。狂风暴雨中，村里多处墙倒屋塌，惨不忍睹。许多人家流离失所，困于水中。父亲家的房子稍好，但也难逃“屋外大雨，屋内小雨”的窘境。风雨交加时，父亲与祖母相依偎。祖母常忆及自身苦难，又想到村里几户穷苦街坊，不禁潸然泪下，泪水滴落在父亲脸上。祖母为何对这些不幸者怀有如此深切的同情？原来她幼年丧母，后母待她刻薄无理，只得寄居外祖母家，饱尝艰辛。这磨砺出她对苦难者深切的怜悯之心。即便对苛待她的后母，当得知其孤身死于炕上一两日无人料理时，祖母仍连日赶去奔丧，给予无微不至的照料。祖母出身贫寒，心地格外善良，见人有难，总是尽力相助。这种同情穷苦人的言行深深地影响了父亲。
祖母
祖母曾生育四个子女。长子入学不久即染白喉夭亡，次子被私塾先生责打感染破伤风身亡，幼女未满两岁也早夭。父亲身体亦不甚健壮。祖父为保住程家这唯一的血脉，坚持要父亲年满十岁才许入本村小学读书。虽未正式入学，祖父母却请了父亲的堂兄程传书，教他识字、算术及记账等，持续一年。
1927年，父亲始入本村小学。1931年，他考入章丘县立第一完全小学（高小）。在那里，他遇到了一位影响至深的老师——燕志雋（曾用名燕遇明）,时任语文教员兼班主任。
那时父亲在读小学五年级，受到的教育多是风花雪月、怨秋惜春之类的消极思想，甚至带有颓废没落的成分。之前的语文老师李静源先生，政治上不算太落后，更不反动，他对学生的教育抓得很紧且严（虽未用戒尺），但效果不佳，给父亲的思想影响是消极的，缺乏乐观和勇敢，使人感到人生是痛苦的。父亲那年十四岁，虽然学了一些文化知识，学业成绩常居第一，但思想上进取心不强，不愿接近人。虽有愤世不公的言行，内心却感到无能为力，有能力也只能消遣而已，总之缺乏前进的精神动力。
燕先生来后担任语文教员，讲了几节课，局面就有了改变。他虽然从文学角度讲课，但选择的课文如《安乐王子》，《麻雀》等，却传递出亡国之痛和革命人道主义思想，体现了文学艺术之本，浪漫与现实相结合，最终给人以对世界乐观进取的精神。
燕老师的生活也丰富多彩、生动活泼。他发动学生演讲，组织同学演戏。父亲也登上舞台，戴着老花眼镜，扮演了地主算账的角色。深得师生们叫好！甚至县长也到场观看。燕老师既会打篮球，也会拉胡琴，技艺不仅学生佩服，其他老师也赞叹。父亲因此对胡琴产生了兴趣，不几天就学会了二黄、原板与流水，参加了乐队。特别对学生有教育意义的是，燕老师讲解抗日战争的形势，使人深感亡国之危，同时又引导学生痛恨不抵抗主义者。他虽未武断预言胜利，却让人感到胜利的希望。这些宣传鼓动把学生都动员起来了，父亲也变得更为勤奋。
燕老师让程传玉担任学校图书馆主任，使他有机会多看一些书。他还把程传玉的作文、日记全部公布在班级的展览橱里，既给予鼓励，也是一种前进的压力。在学校的前半期，程传玉什么都学，不管是正式功课还是演讲、演戏、管理炊事房等工作都做，而且做得很好！程传玉在学校演讲得了第二名，第一名被女同学冯舜华夺走。
后来学校当局还要程传玉管理合作社、童子军等事务。由于程传玉努力，甚至病了还要下操打拳，教务主任阎先生曾记他一个大功，并通报全校。学习上程传玉也很认真。有一位姓杨的数学教员，曾说过：“蒋介石是个大阴谋家。”他为人也很和蔼。但由于教“开方”时没教好，或者说学生没听懂，学生们有反映，程传玉也有同感。就代表班级向他告了一状，当面批评他讲得潦草，弄得他很为难，红着脸向学生道歉并重新讲解。
程传玉在炊事房管了半年账。有一位姓李的同学是采买，他比传玉年龄大，很调皮但对程传玉很好。另一位叫王振芳的同学是保管，与程传玉关系更好。程传玉管账，他管出纳，配合得还不错，与做饭的老师傅关系也好。不料有一天，程传玉发现抽屉里多了一块“袁大头”（铸有袁世凯头像的银元），觉得很奇怪。问出纳王振芳同学，他说他也多了一块大洋。他们琢磨了好久：是否是多出来的？但反复思考不得要领。他俩就责问李同学，他才吞吞吐吐地说：“多了几元，分给你们一人一元。”程传玉和振芳对此很怀疑：他是否有意害我们？或者是否是他贪污了要我们不要声张？程传玉和王振芳把钱退还了他。事情还没弄清楚，班里同学就风言风语地说：“炊事部贪污了！”这把程传玉和王振芳难住了。程传玉为此急得病了两天，又和王振芳商议怎么办：是揭发他还是包庇他？因为我们过去是要好的朋友。发生此事后，他也后悔了，加上得知程传玉急病了，他哭起来，求传玉千万不要声张，都是他个人的过错，永世不忘，再也不会干这类事了。于是传玉和王振芳决定为朋友两肋插刀，牺牲自己，为他担责任。他们向学校当局声明：我们三人贪污了，要求给我们处分。学校当局就给他们三人各记大过一次，并出榜通报全校。就这样把这场风波压下去了。如果责任全压在李同学一个人身上，是要被开除的。全校学生其实知道真相，很多同学向程传玉和王振芳表示同情，并说他们完全知道不是你俩搞的，而是为了保护朋友，宁愿自己担责任，风格很高。第二学期，这位李同学就转学了，以后再也没见过他。
燕老师给程传玉看了鲁迅在左翼作家联盟中的讲话（那是一本不剪边的毛边新式装订书，当时是秘密读物，据说是托人从保定邮局弄来的）。父亲如获至宝，拼命阅读。这本书的确成了他个人政治启蒙的蓝本，虽不能全部消化，但对布尔什维克的兴趣更大了。同时，燕老师又开给程传玉一些革命文艺小说的书单，如蒋光慈的《冲出云围的月亮》等，指明需要到济南市区的神州国光社购买。父亲只得请祖父去买。不巧正遇上那个书店被查封。祖父不懂内情，还把书单拿出，被怀疑盘问。幸亏他撒了个谎，说自己想当小书贩子，有就买，没有就算了，这才过了关。
父亲的革命觉悟并非一蹴而就，而是燕老师几次不寻常的讲话，激起了他和几位要好同学的好奇与兴趣。经过半年接触，他们疑心燕老师是共产党员，至少是左派人士，但未曾直接探询，燕老师也不知他们的猜想。
次年刚开学，燕老师突然离校（据说是被国民党县党部怀疑排挤而被迫离开）。这更坚定了父亲此前的判断，寻找共产党的愿望愈发强烈。他决定赴济南求学。
1934年初，父亲以总分第一名的成绩考入济南育英中学。机缘巧合，他很快结识了与共产党有联系的同学，开始接触党组织。1936年，父亲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他的引路人，正是心中一直惦念的燕老师。因燕老师改名多年，父亲苦寻无果。全国刚解放，他便去《大众日报》社打听，却毫无线索。直到1963年，他与当年山东纵队4支队的后勤部长马馥堂同志谈及此事，马馥堂大笑告知：“燕遇明就是燕志雋！他参加了徂徕山起义，现任山东省文联主席！”这真是天大的喜讯！
在育英中学，父亲很快与一位名叫杨肯堂的同学熟识。杨肯堂主动到父亲宿舍交流学习。起初父亲有些误会，以为他是来“盘学问道”。一学期数次交谈后，彼此了解加深。父亲发现杨肯堂学习态度端正，方法独特，善于向“活书本”（同学）学习。第二学期杨肯堂考了第一，却毫无骄矜之色，反而与父亲更为亲近。恰巧，他们同住一室，朝夕相处。除功课外，两人积极联络同学。父亲愈发感到杨肯堂政治理论水平高，分析形势、洞察人事能力强，表达富有感染力，对青年极具吸引力。
济南育英中学
第二学年，在杨肯堂倡导下，程传玉、陈尧贤、耿毓民等几位同学组织了读书会。活动地点常在学校南面的四里山（今英雄山革命烈士纪念塔附近）。
济南四里山
他们研读进步书籍，讨论时局，交流唯物辩证法、共产主义理论的心得。然而大家毕竟年轻，对许多问题，尤其是深奥的哲学原理理解有限。学校的历史教员虽能讲授浅显的哲学史，却无法满足他们的求知欲。任研佛老师十分器重杨肯堂，曾说教育厅厅长何思源是其选拔的优才生，如今又得杨肯堂此英才，并赠其亲笔行书《前出师表》挂幅。但当同学们向他请教哲学原理时，他却说：“哲学是说不清的，中国字‘哲’就是‘折口’。”不过他又鼓励道：“你们年轻人比我强，定能研究好。”同学们对他印象是可亲可敬的。任老师既教中学，也代小学课，有时让学生帮忙改卷子，每次都有报酬。他们用这笔钱购书，充实了读书会。
1935年底，北平“一二·九”学生救国运动波及济南。育英中学高年级学生发起爱国运动，组织后援会，举行罢课。韩复榘当局以“提前放寒假”的手段压制抗日活动。爱国学生则因势利导，转向扎实的基础工作。杨肯堂认为读书会需扩大，最好吸收教员。历史教员赵笃生见识广博、富有正义感，积极参加抗日运动，反对训育主任对学生的高压手段，深得学生拥护。肯堂遂约传玉一同拜访赵笃生。一进屋，赵老师便让夫人倒茶，开门见山地说：“同学们来动员，我欢迎。先表明我的立场：我是被国民党开除的党员，因其政治腐败，不可救药！民族危亡之际，他们不抗日专打内战，实是不得人心。唯有共产党主张正确，你们要注意！”赵笃生如此明确地指明方向，出乎他们意料，也正合他们期盼。
读书会也开始接触学生中的积极分子，通过体育活动、同乡会等方式，了解十七级的靳绪玉、孙守堂、陈立茂、曲铭勋、薛绍庚等人。读书会集体加入了“七君子”领导的救国会。这些活动主要由杨肯堂与高中部的尹圭璋（后改名林浩）联系。当时父亲已知尹圭墇是共产党员，但不清楚具体职务。杨肯堂纪律性强，从不详说。
1936年夏，尹圭璋赴北平参加学生夏令营活动后，参与组建了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简称“民先”）。回济南后，山东“民先”队部成立，父亲他们都加入了。因此，1936年暑假，父亲与杨肯堂、陈尧贤留校未归，一面进行宣传组织活动，一面为报考高中或师范做准备。
当时他们初中只读了两年半，差一学期毕业，报考高中困难重重。杨肯堂打听到杆石桥路一家名为“文宝斋”的文具店可售卖假文凭，每张五块银元。他们便购得假文凭，改名换姓。杨肯堂改名杨涤生，寓意为涤荡旧世界，做高尚新人；父亲原名程传玉，改名程重远，既寓意革命任重道远、不可半途而废，也源于对爱国志士杜重远先生无畏抗日行为的敬佩。两人持假文凭报考了济南高中和济南第一师范，均被录取。杨涤生认为高中更好：一是离育英近，育英已有工作基础，去高中可增强党的力量；二是高中可升大学，公私兼顾。于是他们选择了济南高中。
进入高中不久，父亲即经杨涤生介绍，被批准加入中国共产党。他们在校内成立党支部，梁宇振（又名梁玉珍、梁仞千，八级老党员，未毕业留校在九级）任书记，杨涤生任宣传委员，程重远任组织委员，逐步开展工作。
1936年“双十二事变”（西安事变）后，党支部发起援绥抗战募捐运动，选派代表慰问，并与济南平津学生救亡会联系。作为救国会成员，程重远与杨涤生参加了“七君子”之一李公朴在济南青年会举行的报告会。支部决定从本班做起，发展党员和民先队员。程重远在十一级一班，杨涤生在十一级二班。杨涤生活动能力极强，很快发展了曲济武等同志入党。程重远却未能发展一人，后来只发展了一位民先队员陈立茂。
左起：杨涤生，曲济武，程重远，1955年摄于北京
陈要求入党时，程重远未予答复。因为恰在此时，原育英同学楚懋艾找到程重远，开门见山地说：“我与韩复榘有杀兄之仇，愿与你们共产党合作。”程重远闻言大惊：他如何得知我是党员？是否国民党暗探？当即解释：“我们不是共产党……但你的遭遇我们同情。”婉拒后，程重远和梁宇振、杨涤生商议，二人同意程重远做法，并决定暂停发展党员。因此也未再发展陈立茂。支部回顾审视了此前的言行，强调今后需提高警惕、注意隐蔽。梁宇振、杨涤生分析程重远未能成功发展党员的原因，在于未能充分结合同学公开活动的言行深入考察了解。程重远虚心接受了批评。
1936年11月鲁迅先生逝世，语文老师李守章（李俊民）在课堂和济南一师纪念会上的发言感人至深。程重远向支部建议发展李老师。梁宇振介绍：“李老师是与党失掉关系的老党员，对我们支持很大。暂时接不上关系，留在党外作用可能更大。”并说：“他很关注你们班同学的表现，比如重远同志的作文里‘脱去长衫打游击’的想法，他已向我（梁）反映过，但也指出程否认文艺的作用是不对的。”果然，不久程重远便收到了李老师对作文的批语。同时，支部也研究了校长宋还吾、历史教员王大牛（竹尘）、教务主任梁竹航等教员的情况。
左起：程重远，李俊民，燕志雋 1978年摄于北京
“双十二事变”后，随着国共抗日统一战线建立，济南高中党支部活动更加活跃有力，在校内大力宣传抗日，发展党和民先组织，形势喜人。其中特别值得纪念的是杨涤生与校内法西斯分子的斗争。这些学生表面上主张救国，实则坚持“读书救国”（读孔孟之书）的陈词滥调，严禁其他形式的抗日活动。为此，杨涤生与他们班上的柳迺济、李好义等法西斯分子展开激烈辩论，焦点在于：政府包办不是真抗战；读孔孟之书讲“礼仪廉耻”的“读书救国”不是真正的抗日行动，更救不了国。杨涤生告知程重远准备应战，对方却先发制人，抢先向训育主任李相成告状，李相成甚至请来了教育厅长何思源。当程重远去找同学准备论战时，杨涤生已被叫到训育处办公室，与对方展开辩论。程重远赶到时，正听到杨涤生声泪俱下、激昂慷慨地反驳：“你们这是曲解我的意思！”原来，对方将杨涤生争辩的问题诬指为“诬蔑政府不统战”。何思源看到刚进门的程重远，透过金丝眼镜审视一番，不明来意，挥手示意散会。事后，程重远和杨涤生都认为对方不会善罢甘休，必须严加防范，但苦于缺乏经验。结果，柳迺济等人被派往庐山接受蒋介石的反共集训，杨涤生却遭到迫害，被学校秘密开除学籍。离开学校后，杨涤生全身心投入党的地下工作。
1937年七七事变后，中共山东省委开始了以组织武装斗争为中心的各项准备工作，设想是宏伟的，计划发动十几个地区的抗日武装起义。在济南市，集中了几批青年学生（包括平津流亡学生），由抗日民族先锋队出面，为范筑先等抗日武装招募新兵，举办短期抗日集训班。讲座设在乡村师范、第一师范及省立高中等处，参加短训的青年大多数是民先队员和一部分党员。父亲当时是济南高中党支部委员，党支部决定让他参加集训，当时担任集训任务的是刘志远等4位红军干部。在我党主持的讲座会上是以毛泽东主席对抗日战争的前途的分析、游击战争的战略战术以及《抗日救国十大纲领》为主，也涉及到红军长征的实际战例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等原则。这些内容，学生们是第一次听到，感到很新鲜，也很愿意学。这次讲座，把红军铁流二万五千里的胜利形象灌输到革命青年心里去了。
1937年10月底，省委迁到泰安城之后，具体布置了徂徕山和泰西地区如何组织发动抗日游击武装的问题。父亲那时担任济南高中党支部书记，在济宁市组织济南市学校南迁的救亡活动。11月省委准备派父亲带领几位青年党员去延安抗大学习，他便又回到省委所在地泰安，住在泰安第三中学，参加了十多天的政治军事训练。这次训练更接近实战，“风雨不停爬泰山，飞雪沐浴飞龙潭”。军训是由洪涛、廖荣标等几位红军干部主讲，具体讲了许多游击战术实例，是根据毛泽东主席对游击战的十六字要诀讲的，深入浅出，生动活泼，有拿起来就可以用的感觉。
泰安市第三中学
日本侵略军1937年12月进攻济南，敌人的飞机也对泰安城进行了轰炸。父亲记得那天上午，学员们正在泰安三中操场上练习刺杀，突然听到一阵刺耳的轰鸣声由远到近，天空中好几架涂着膏药旗的飞机从东面飞来。正带着大家训练的洪涛高喊：“敌机来了，快进防空洞！”并带领着学员跑到学校的防空洞前，看着学员们一个个地都进了防空洞，而洪涛同志却一人在洞外观察，这时，一枚枚炸弹呼啸而下，一排排房屋轰然倒塌，大片城区燃起熊熊大火，震耳欲聋的爆炸声中，整个城市被笼罩在黑烟之中，有好些炸弹就落在与三中一墙之隔的岱庙里，一座13级的明代铁塔被炸飞，黑乎乎的铁块就砸落在操场上，当时父亲由于是第一次经历敌机轰炸，不免有些紧张，他看到洪涛同志一直站在防空洞外，镇定自如地观看空情，就鼓起勇气，走出防空洞，来到洪涛身旁，向他请教应该如何观察敌情，如何避免伤亡？洪涛仔细地观察了天空，索性就把防空洞口当作防空袭的现场，联系长征中如何防空袭，向学员说明空袭并不可怕。他还伸出左臂,让大家看他身上未能取出的两块弹片，这是父亲第一次面临如此近距离的空袭，第一次见到留在人体里的弹片，深感红军干部的英勇精神与出众的军事政治素养，受益匪浅。
1938年1月1日，中共山东省委在徂徕山大寺召开誓师大会，成立“八路军山东人民抗日游击队第四支队”，洪涛任司令员，省委书记黎玉任政委。他在反顽斗争中肺伤发作，极度虚弱，躺卧在担架上指挥战斗。后终因几处枪伤和肺伤急剧恶化，于5月25日在劝礼村病逝。1962年秋，父亲到泰安烈士陵园特地拜祭了洪涛同志的墓，当然这是后话。
学员们白天军事训练，晚上政治学习，省委秘书长景晓村主持讨论会，引导大家作了深入的讨论。这些活动对在农村组织游击战争是非常有现实意义的。轰炸的第二天，景晓村同志就把我父亲介绍给张北华同志，要他们一起到泰西(泰山以西、黄河以东、济南以南、济宁以北的地区) 组织游击队，发动抗日武装起义。因此父亲就没有去延安抗大学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