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2年10月下旬，天气渐凉，我们在河南省境内，入新野，过邓县，避开敌人，向淅川前进。一路上，我们所到之处人烟稀少，田地荒芜，荆棘丛生。原来这些年蒋、冯、阎军阀混战，老百姓为躲避灾祸，离乡背井，人走田荒。战乱使得富庶的中原大地民不聊生，呈现一派凄楚荒凉景象。
我们走了几十里地，见不到一户人家，找不到吃的东西，只有忍饥挨饿。为避开敌人的锋芒，红军日夜兼程，一路渡过唐河、白河、湍河、刁河，在淅川西南地区徒涉丹江。
11月初，豫西南的天气说冷就冷。过丹江时，正值枯水季节，但几百米的江面仍然白浪滚滚。天空下着淅淅沥沥的小雨，江面腾起阵阵白雾。冰冷的江水刚齐人的胸脯，可我人小个不高，水漫过了我的脖子。我踮着脚在水中一步一步地探路，如不小心，一个闪失就会跌进水中。江水哗哗地流淌，一个大个子战友扶住我，接过我的枪，扛在了他的肩上。我们在水中慢慢地朝对岸挪动。这时有人牵着马从我身边蹚来。我偏头一看是曾传六政委。他的警卫员在前面牵着马，曾政委在马的旁边扶着马上的人慢慢走着，马驮着的是个伤员。曾政委扶住我的肩膀说：“你个子太小了，当心江水把你冲走，来，抓住马尾巴，走稳了！”
我抓住马尾巴，被马拖着蹚水，脚步稳多了。
红军队伍里官兵平等，大家亲如兄弟。望着曾政委的背影，看着身旁替我扛枪的大个子战友，我心里热呼呼，嗓子眼里像堵着一团棉花，鼻子一酸，眼泪夺眶而出。雨还在不停地下，我用手抹了抹脸，不知那是雨还是泪。我挪动着冻僵的双腿，坚定地朝河对岸蹚去。
多少年过去了，随着岁月的流逝，我已记不清大个子战友的姓名，几十年枪林弹雨南征北战，也不知他是否能活到今天，但当年那替我扛枪，牵我过河的高大身影，我总也忘不了。还有曾政委和那匹拖我过河的马，在浩浩冰冷的江水中，组成了一幅红军官兵团结一致同甘共苦的画卷。这就是红军!这就是国民党白军要斩尽杀绝的红军。这样一支坚韧不拔、团结一心的军队怎能不胜利！多少年来，每当我想起这一幕，一股暖流总会在心中涌动。
涉过丹江，我军行进到鄂豫交界的南化塘地区。这里南依鲍鱼岭，北靠伏牛山，真没想到在介于汉水和丹江之间竟有这么一块好地方，山势不大，米粮丰沛。吃了两顿饱饭，大家很高兴，刚刚想松弛一下激战后的紧张心情，总部就决定在这里发动群众，建立根据地。
红军西出鄂豫皖根据地以来，一路苦战，得不到补充，也得不到休整。沿途冲破敌人道道必死之阵，能支撑到南化塘，全靠广大官兵对革命忠诚，舍身忘死，浴血奋战。但继续这样下去肯定是不行的，无论多么强大的军队，如若没有根据地，没有补充，无休止地转战下去，都是不可能的。是啊，有根据地时感觉不到根据地的重要，没了根据地才知道有这么多的困难。红军在鄂豫皖根据地时，有党和地方组织，有我们的政权，有游击队，有人民群众。敌人来了，群众给我们送情报，敌人还没摸清情况，就被红军狠狠揍了。有了群众，吃饭穿衣都不愁，人民群众节衣缩食支援红军，那就像一家人，鱼水难分，情深似海呀!离开根据地后，天天行军打仗，原来在根据地的便利条件都没有了，成天被敌人追打得没着没落的，心里真感到窝囊、憋气。听说要建立根据地，同志们举双手赞成。然而，这个计划未能实现。
部队在南化塘刚停下来三天，敌人追兵又到，枪炮声接踵而来，真是不得安宁。红十二师与敌萧之楚第四十四师在南化塘以北交火，红十一师和我所在的红十师在南化塘以东再次与敌刘茂恩第六十五师激战。胡宗南第一师到达南化塘东南，范石生第五十一师也紧随胡宗南之后抵达白桑关、黄石坪一带。敌人再次从东、南、北三面形成了对红军的合围之势。看来南化塘地区是呆不住了，我军在此，战不能胜，守不能固，不得不放弃建立根据地的设想，被逼得继续向西转移。总部命令不与敌纠缠，火速前进，通过漫川关入汉中。
漫川关是陕南崇山峻岭中的一个小镇，这里山高林密，地形复杂，悬崖峭壁，雄关虎踞，交通十分闭塞，仅有几条羊肠小道通向外面。这一带还有奔腾湍急的溪流和突兀的巨石挡道，我们行军十分困难。就在我军抵达漫川关的同时，敌人三路大军也陆续赶到，对我军再次形成包围之势。徐向前总指挥命令红十二师，趁敌不备避开漫川关，杀开一条血路，为全军突出去打先锋。东南面峡谷两侧陡峭绝壁，阻碍了红十二师的行动，师长邝继勋带领先头部队攀上山崖。敌人发现我军的意图，就地架起机枪疯狂扫射。红十二师奇袭失败，全军失去了避开漫川关的最后机会，被敌人逼进了长达近十里的狭窄的漫川关峡谷。
部队渐渐下到谷底，仰头只能望见不大的天空。太阳掠过山顶后，谷底光线就更加阴暗。我们深一脚浅一脚地在峡谷底探道疾进。前方不断传来消息：漫川关已被陕军杨虎城的三个团卡住了关口。敌人三个团的兵力与我红军数量相比并不占优势，可漫川关的隘口是被称之为“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险隘。敌人从各方围来，把我军困在谷底，若真打起来，我军岂不成了釜底游鱼任人宰烹了？打了几年的仗，大家都知道这样下去将会全军覆没。那真是千钧一发，红军头上悬着的是一把达摩克利斯剑。
天色越来越暗，情况十分危急。总部命令各师停止前进，就地占据有利地形阻击敌人。消息不断传来，西面堵截之敌防线坚固；尾追之敌从漫川关的东北、东南几个方向压来，已基本完成了对我军的包围，企图将我军围歼于康家坪至任岭的十余里山谷之中。我们被敌人逼进谷底，已没有什么有利地形可占据。部队挤在一起，调动纷繁，各种消息流传，我们战士都能听到：上级领导正在商讨我军突围的部署，张国焘惊慌失措，主张部队化整为零，分散游击，各自突围后在指定地点集合，再归建制。总政委陈昌浩①和总指挥徐向前不同意，认为部队不能分散，否则将会在占优势的敌人面前被各个击破，不能形成力量，于军事行动不利，应全军集中突围。
部队拥挤不堪，红二十九团的战士们议论纷纷，焦急惶恐的情绪传染了许多人。曾传六政委手叉着腰，急得来回走动，尔后又停下来训斥几个连排干部：“不许胡说八道！一切行动听从总部的命令，谁再敢胡说，动摇军心，就军法从事！”人们在焦急恐慌中等候进一步的命令。
漫川关是天下险关，红军近两万人马挤在峡谷里，即便能战，也无法施展，红军的命运危在旦夕。红军要冲出去只有惟一的一条路，那就是打掉西北方向垭口上杨虎城的守关部队，可这谈何容易？！敌人在垭口处架上几挺机枪就可以堵住全军。
通往垭口仅有一条盈尺宽的羊肠小道，这条小道从谷底沿着崖边蜿蜒向上，然后伏在一条狭窄的山脊上，最后通往垭口。刀削似的山脊两侧都是望不到底的幽谷，跌落下去定会摔个粉身碎骨。全军危在旦夕，方面军决定拿出最过硬的部队决死一拼。红十二师许世友的三十四团和红七十三师韩亮臣的二一九团上来了，这是方面军中最能攻坚的两个团，所有的部队为他们让道。两个团沿着小道冲上了山脊，人们都知道这是一场血战。敌人的机枪响了起来，红军突击部队的冲锋遭到敌人的疯狂扫射。我军的十几挺机枪压制敌人的火力，掩护突击队冲锋。
在混沌的晨曦中，十余骑人马从我们身边掠过，那是陈昌浩总政委一行，他们急向北山垭口奔去。北面打响了，昏暗中，我们在谷底的部队看不见前面的情况，只有山崖上双方机枪喷射着闪闪烁烁的火光和手榴弹爆炸时的团团火球清晰可见。枪声、手榴弹的爆炸声一阵紧似一阵。红二十九团接到命令：轻装，火速向北山垭口前进，突出漫川关！
时间就是生命，速度就是胜利。部队能精减的东西都扔光了，缴获敌人的枪支扔了，山炮和迫击炮被炸成了废铁，那些瘦弱的牲口被抛下山涧，连行军锅也给砸了。前方的战斗在激烈地进行，曾传六政委和陈友寿团长挥着手指挥部队，部队成单行跑步前进。总部抽调了我红十师、红十一师各一部顽强阻击南面和西面的敌军，大队红军将士有条不紊地飞速前进。我们奔上山脊上的小道，所见之处，红军战士的尸体交相枕藉，整个山道被鲜血染红！我们踏着烈士的身躯冲上了垭口。在北山垭口，我看见陈昌浩总政委和徐向前总指挥站在最危险的山垭道口指挥部队，他俩睁着熬红的眼睛，穿着单薄破旧的军装，满面尘土，裹着泥、汗、血污挺立在刺骨的寒风中。在呼啸的枪弹声中，不时传来他们坚定的声音：“快，快！再快一点！冲过垭口就是胜利……”
红三十四团和红二一九团与敌拼杀的战场就在眼前，他们硬从敌人的包围圈上撕开了一个血淋淋的口子，这就是红军生存的通道。此时我已顾不得细看，拼命随部队奔跑。敌人也深知丢失垭口意味着什么，凭借他们的优势兵力和险要地形，发疯般向我们冲来，想把这被撕开的口子重新堵上，想把我红四方面军的全体将士重新堵回峡谷沟壑里去。战斗到了白热化的程度，敌我双方都在竭尽全力地拼杀，枪声已分不出节奏，炮弹也听不清啸声。一时枪声停止，那是双方在进行肉搏。血与火的战斗，大地都仿佛在颤抖。红三十四团和红二一九团拼死堵住敌人，全军将士火速前进，穿越了北山垭口，冲出了漫川关！
敌人发狂了，增补了兵力，拼命争夺垭口。当敌人的两个旅重新合拢时，已是第二天的黄昏。我军主力早已突围闯出了漫川关，翻越野狐岭，攻占了竹林关。
后来我们得知，红四方面军冲破北山垭口的消息使敌人惊慌不已。敌萧之楚部的一个旅急赴漫川关以北十余里的柳林河，在那里构筑阻击阵地进行再次拦截。韩亮臣的红二一九团几乎同时和这帮敌人赶到柳林河，在那里又进行了一场血战。红军一个团，抵御敌人一个旅，勇猛顽强的红二一九团多次发起冲锋，硬是将阻击线向前推进了两华里，为全军北上让出了道路。这是一条血染的路！红二一九团和相继赶到的红三十四团死死堵住敌人，弹药打光了，就拼刺刀，甩大刀，敌人始终没能突破他们的阵地，眼睁睁看着红军大队人马冲出了柳林河，再次摆脱了险境。
山河呜咽，血染战旗，全军通过柳林河后，红三十四团和红二一九团汇合。两个团两千多人，最后仅剩下一百二十多人！红二一九团团长韩亮臣和最后掩护部队撤退的一些战士，壮烈牺牲了。这些红军勇士们用自己的身躯和热血，为全军铺垫了一条通往胜利和希望的道路。中国革命史上留下了他们悲壮光辉的一页，他们永远活在人民的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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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陈昌浩（1906—1967），曾用名苍木。湖北汉阳县人。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积极投身于进步学生运动，赴苏联学习。1930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1年被派往鄂豫皖苏区任红四方面军第四军政治委员。曾任共青团特委书记，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兼政治部主任，红四方面军总政委，参与了川陕革命根据地的创建工作。1934年被选为中央候补委员。1935年红一、四方面军会合后，任前敌总指挥部政治委员。1936年任西路军军政委员会主席。1937年回到延安，在中共中央宣传部工作。1939年赴苏联治病。1952年回国，曾任马列学院副教育长，中央马恩列斯著作编译局副局长。“文革”开始后，遭受迫害，于1967年7月去世。中共中央于1980年为其平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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