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昼夜行军，听说准备同贺龙领导的红三军会合。大家斗志昂扬，踏上了另一块红色的土地，十分希望见到自己的红军兄弟。可沿途所见，满眼都是残垣断壁，破败的村庄。除了寥寥几个衣衫褴褛的孱弱老幼，蜷缩在倒塌的茅屋瓦砾之中，没有红三军，没有党组织，没有游击队，甚至连老百姓也见不到。国民党白军放火烧剩下的残壁上，仅留下了一些红三军用石灰涂刷的标语，砖石瓦砾间还徐徐冒着余烟。这凄凉的景象，使大家的心都灰了一半。我们接到命令，原地休息，便马上做饭吃。太阳升起来了，饭还没做好，远处就传来枪炮声，尾随的敌人与我军接上火了。
红军离开了根据地，没有地方党组织和政权的配合，没有群众的支援，我们的情报也不灵了。敌情只能靠尖兵和侦察员取得，等到枪声响起，黑压压的大群敌人已冲到跟前。我当时是少共国际团的通信班长，经过一夜的行军，太疲劳，头枕背包倒地就睡着了。枪声把我惊醒，还未睁开迷蒙的眼睛，就被人踢痛了。有人在喊：“敌人来了，敌人来了。”我一骨碌爬起来，抓起身边的枪，跟着大家上前去迎击敌人。顿时枪声大作，手榴弹和炮弹爆炸的硝烟四起。
这就是枣阳新集之战。
蒋介石发现我红四方面军主力跳出他的包围圈后，马上实施三路大军的“追剿”部署：以卫立煌率李默庵的第十师、蒋伏生的第八十三师和罗启疆的独立三十四旅，尾随红军跟踪追击；以胡宗南第一师为北路，沿花园至襄阳公路向西追剿；以萧之楚第四十四师在南面，顺京山至宜城的公路平行追击。敌三路大军把我军夹在了中间。而原来在襄阳、枣阳一带的刘茂恩第六十五师和冯鹏翥的第六十七师，则在沙河一带实行堵截。蒋介石的用心十分险恶，企图将红四方面军的主力“围歼”在襄阳、枣阳、宜城地区。
到达枣阳新集，我们部队原本准备生火做饭，米刚下锅，枪声就响了。许多人迷迷糊糊睁开眼睛就去抓枪。我们少共国际团立刻投入战斗，迅速占领了吴集的一座山头作为防御阵地，在侧翼阻击敌人，以保卫主阵地和总部的安全。
追上我们的敌人是蒋介石嫡系蒋伏生的第八十三师。这个师在第四次“围剿”鄂豫皖苏区时没有受到重创，这会儿以为他们已将红军抓到了手里，亟待消灭，准备邀功请赏，便首先向我军发起了攻击。
红十一师在东线与敌接触，将敌人堵在了山梁下面。红十师急赴南面的樊家集一线，占领阵地，以防敌人威胁。如果我军能集中力量将三路敌人中一路消灭，那将对全线敌军产生极大的心理震撼，同时也可以解红军之危急。
两军交战往往谁先抢占和控制了有利地形，谁就赢得主动权。新集西南方向十来里的乌头观，此时显示出它独特的重要性。这座用石头垒砌成的堡寨十分坚固，反动地主民团武装在堡寨里架起了机枪，据险而守。我军不知是哪一支部队行动迟了一步，这个制高点没有拿下来。而此时敌独立第三十四旅赶到乌头观，同堡寨里的反动民团武装纠合在一起，里应外合向我军发起反攻。敌人居高临下，猛烈的火力打得我军抬不起头来。敌人又以迅速的动作扑向大坡岭，相继攻占了我军大坡岭一带的阵地。
失去乌头观这个制高点，又丢了大坡岭阵地，我军的右翼完全暴露在敌人的威胁之下，敌人的猖狂进攻弄得我少共国际团守难固、攻难克。总部命令我团，再艰难也要打，在被动中求主动，以实现破敌一部，冲出险境。
枣阳新集战斗越来越激烈，敌人后续部队源源赶到，蜂拥而至，战局进一步恶化。我少共国际团随方面军总部被迫撤至北面的宋家集、沙堰湾一带。一股敌人趁我军正面激战正酣，突然向我两个师的结合部发起猛攻，突破了我们的防线，直逼方面军总部所在地宋家集。我少共国际团挖筑了简易工事，死命堵住敌人。枪炮声越来越激烈，曹光南团长沉着指挥着少共国际团抗击敌人。敌人的冲锋又突破了我团的阵地，枪炮声震耳欲聋，军情十万火急。曹团长扯大嗓子喊道：“秦懋书！”
“有！”我跳过被炮弹炸开的山石，站到团长身边。
“传我命令，要秦基伟连长不惜代价夺回阵地，把敌人赶下去！”
“是！”我边回答边从驳壳枪里抽出空弹匣，又换了一梭子子弹。我班战士梁成玉拉住我，说了声：“班长，我去！”就冲了出去。
我看着梁成玉弓着腰在凹凸不平的山坡上跳跃翻滚，在炮火硝烟中穿行。他躲过了几发炮弹，但在一片密集的机枪声响中一头栽倒在地，动也不动。我的心一下子揪了起来，知道梁成玉牺牲了。那年他才十六岁，年轻的身躯仆伏在山岗上，为革命流尽了最后一滴血。我眼里冒着火，冲出阵地，掰过梁成玉的躯体，我紧紧搂着他的肩膀，梁成玉浑身上下都是血，软塌塌地躺在我怀里，双眼半睁着，他死不瞑目呀！我心里不知是悲痛还是愤怒，大声喊道：“我要替你报仇！”
耳边“嗖嗖”响着枪弹的呼啸声，身边不时飞起被枪弹击碎崩溅起来的石渣和土块。我放下梁成玉，不顾一切地奔跑。一口气冲进二连阵地，跑到秦基伟连长跟前，喘着粗气传达曹团长的命令。一直拖着负伤胳膊的秦基伟正在组织力量与敌人争夺阵地，战士们像发怒的雄狮，怒吼着扑向敌人。经过反复争夺，二连终于把穷凶极恶的敌人赶了下去，重新夺回了阵地。
秦基伟自攻打麻城陡拔山负伤后，一直吊着胳膊跟随部队。部队撤离鄂豫皖根据地时，将许多伤病员留在了苏区，秦基伟原本也在留守名单之中，可他死吵活嚷着不愿留下，说是胳膊打坏了腿是好的，跟着部队走不会给别人添麻烦，就这样，他一路跟到了新集。宋家集这一仗我们团拼了命地堵截敌人，要不是秦基伟指挥全连从敌人手中夺回阵地，那少共国际团的境遇就不堪设想了。
敌人也许察觉到我军的总部就在宋家集，于是又抽调一个团的兵力与我少共国际团争夺阵地，同时封锁了宋家集的所有路口。总部被围，事态严重，红十一师的一个营紧急增援，兜着敌人的背后一通狠揍。我们少共国际团加强力量堵击，敌人遭我军前后夹击，军心动摇。
徐向前总指挥命令我团和总部警卫团发起反击，一鼓作气冲下坡去，敌人垮了，顺原路纷纷后逃。我们重新打开了被敌人围住的口子，总部再度转移。
新集之战一打就是三天，红军四个主力师全部投入了防御。敌人的南北两路大军迂回逼近，形势越来越险恶。如果不及时拿下乌头观，红军就无法反击；没有反击，就不可能取得胜利。红军若陷入新集将面临四面受敌，危在旦夕，夺取乌头观堡寨已成为关键。
王树声①的红七十三师从我少共国际团控制下的山谷穿插了过去，迂回到敌三十四旅侧后发起了进攻。敌三十四旅原以为有乌头观做屏障，十分安全，就将全部的注意力放在了正前方，侧后警戒十分松懈，没想到红军会在侧后猝然攻击。红七十三师突然袭击，敌三十四旅指挥所被打掉，阵势被打散，满山遍野都是散兵在奔逃。红七十三师收拢部队，转而攻击乌头观。由于敌人加强了防守和火力，数次冲锋都未能奏效，敌我双方再次陷入对峙状态。
从整个战局看，我军原计划堵住敌中路，拿下乌头观，控制南翼，当晚迂回反攻，全歼敌八十三师是极有可能的。由于夺取乌头观失利，我军失去了这一良机。随着东线敌军不断增援，我军在枣阳新集地区的处境不断恶化。
敌萧之楚第四十四师、胡宗南的精锐第一师和第五十一师南北两路大军相继压来，再次形成对我红军合围之势。敌众我寡，再战下去于我十分不利。总部命令，各部队交替掩护撤出新集战场，从敌稍微薄弱的西北面突围转移。
部队要突围，最大的问题就是在新集战斗中负伤的一千多名伤员。过去在鄂豫皖苏区，战斗打响后伤员都由当地苏维埃政府接收安置，现在没有根据地，军情紧急，带上伤员突围是不可能的。上级决定营级以下的重伤员全部就地留下，自找归宿，这是惟一的办法。留下伤员，那就意味着牺牲，战争就是这样残酷！红四方面军都是鄂豫皖的子弟兵，战友离别，人们都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全军上下一片呜咽哀鸣。一千多人呀，都是我们的战友，我们的兄弟！留下的人将自己的干粮和枪弹，交给了要走的人，而要走的人又将手榴弹交给了留下的。我记得秦基伟就是这时被留下来的。至今那悲壮的一幕，仍然难以从我的记忆中抹去！
原来听上级说，过平汉线后在外面打一阵子再回鄂豫皖根据地，可这下子越打越难，越走越远了。我朝东眺望着那沉沉的夜幕，心情十分沉重。
新集之仗，是我军西出根据地以来打得最险恶的一场战斗，虽然歼敌三千余人，打击了敌人疯狂的围追堵截，杀了杀敌人的威风，可我军也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伤亡人员不在少数！战后听说，我红三十三团、三十一团的吴云山和林维全团长在这次战斗中牺牲了。另外，还听说三十四团团长许世友②指挥部队以血的代价重新夺回了大坡岭阵地，并站稳了脚跟，保证了我军主力的安全，为扭转整个方面军的安危立下了战功。在这次战斗中，我少共国际团伤亡惨重，许多好战友和熟悉的面孔再也见不着了。整团人员建制不足，上级对部队进行了整编，撤消了少共国际团的建制和番号，人员分别补充到各个师。曹光南任红十师代师长。我被编到红十师二十九团一营一连当战士。
红四方面军四个师交替掩护撤离了新集，强行军走了整整一夜，早晨到达枣阳附近的土桥铺。
红十师此时是全军的先头部队，连日征战，人困马乏，疲于奔命的部队接到命令，原地休息待命。人们绷得太紧的神经陡然松了下来，歪歪斜斜瘫软在地，只把沉沉的眼皮一合就睡着了。我迷迷糊糊的都不知道是怎么熬过来的。双脚迈不动，眼皮睁不开，话都不想讲。刚刚停下来稍作歇息，不知从哪里又冒出来的敌人堵击我们，与我军接上了火。枪声就是命令，红军仓促迎战，我们很快就占领了土桥铺东南的一座高地。敌人向我军冲锋，炮火打得非常凶。原来是敌刘茂恩的第六十五师在土桥铺构筑了阻击阵地。蒋介石的如意算盘拨得挺响，北、东、南三路大军“围剿”，西面设堵，妄想在枣阳一线全歼我红军。
敌人黑压压地一大片向我红二十九团冲来，人数虽多，但其战斗队形散乱；枪声密集，可准头不怎么样。原来这敌六十五师不是蒋介石的嫡系，战斗力不强，他们也不愿在战斗中赔掉老本。
这时，我看见徐向前总指挥和曹光南师长正在红二十九团指挥战斗。徐总指挥命令曾传六③政委和陈友寿④团长：节省子弹，不要放枪，上好刺刀埋伏好，听令，打敌个措手不及。
红二十九团屏住气，等待着出击。敌人逼近了，一百米，八十米，五十米……我们的军号吹响了，一千多战士们怒吼着像旋风般冲出了阵地，枪声、刺刀碰击铿锵声、喊杀声，响成一片。这个突击，如汹涌的浪潮，把敌人冲了个屁滚尿流。敌人溃不成军，一下子垮了下去。曾传六政委挥枪高喊：“同志们冲啊！冲过土桥铺！”
曹师长率二十八团、三十团紧跟我团，也杀了过去，全军四个师随后向潮水般冲垮了刘茂恩构筑的阻击防线，突破了敌人在新集地区对红军的四面合围。
这一仗，我们缴获了不少的武器弹药，蒋介石欲在新集地区歼灭红军的阴谋破产了。
新集、土桥铺两仗都是在张国焘造成的十分被动局面下的仓促应战，红军战士虽英勇无比，但面对数倍于我的强大敌人，未能予以歼灭性地打击，所以还是没有扭转对我军极其不利的局面。
红军是一支勇往直前、视死如归的军队，在新集反击战和土桥铺突围战中，浴血奋战，两次冲出敌人的合围，胜利地渡过沙河，粉碎了蒋介石围歼我军于襄阳、枣阳、宜城地区的计划，继续向西转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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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王树声（1905—1974），原名王宏信。湖北麻城县（今麻城市）人。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了黄麻起义。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历任中国工农红军第十一军三十一师分队长，红一军第一师支队长、团长，红四军第十一师副师长兼三十三团团长，红十一师师长，红七十三师师长，红三十一军军长，红四方面军副总指挥，西路军副总指挥，红九军军长，参加了长征及渡黄河西征。抗日战争时期，任晋冀豫军区副司令员，太行军区副司令员，河南军区司令员。解放战争时期，任（前）中原军区副司令员兼第一纵队司令员、政治委员，鄂西北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鄂豫军区司令员。新中国成立后，任湖北军区司令员、中南军区副司令员、解放军总军械部部长、国防部副部长等。1955年被授予大将军衔。
② 许世友（1905—1985），河南新县人。1926年在国民革命军第一师任连长。同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27年转中国共产党。参加了黄麻起义。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历任排长、营长、团长，红九军副军长兼二十五师师长，红四军军长，红四方面军骑兵司令员。参加了长征。抗日战争时期，任抗日军政大学校务部副部长，八路军一二九师三八六旅副旅长，山东纵队第三旅旅长，山东纵队参谋长，胶东军区司令员。解放战争时期，任华野第九纵队司令员，山东军区副司令员、司令员。新中国成立后，任中国人民志愿军第三兵团司令员，华东军区第二副司令员，南京军区司令员，国防部副部长，广州军区司令员等。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
③ 曾传六（1904—1983），湖北黄安（今红安）县人。1925年参加革命，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黄安七里坪区农会主席，红十师二十九团政委，红十师政委，红三十一军政委，红九军政委，红四方面军保卫局局长，西路军工作委员会委员。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一二九师政治部敌工部部长，八路军总部军法处处长，豫西军区政治部副主任等。解放战争时期，任（前）中原军区第一纵队政治部副主任，河南军区副政治委员，中原临时人民政府工商部副部长。新中国成立后，任中南贸易部部长，中南财经委员会副主任，国家商业部副部长等。
④ 陈友寿（1904—1936），湖北麻城县（今麻城市）人。1928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同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6年转中国共产党。历任排、连、营长，红十师二十九团团长，红七十三师二一九团团长，红三十一军九十二师师长，红九十三师师长。参加了长征。1936年1月在名山病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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