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少共国际团和主力红军一起被国民党三十万军队围堵在河口、黄柴畈地区。敌陈继承纵队从东面压来，胡宗南的第一师、俞济时的八十八师两支精锐部队从南北上，并与黄杰的第二师合为一股，逼近我军，夏斗寅的十三师位于我东南方，正窥视我军行动。整个根据地陷入敌人的重重包围之中。
黑夜来临，夜色深浓。红军的几个主力师和各独立团，还有我们少共国际团都聚集在一起。雨一直下个不停，人们头戴斗笠，身披棕皮蓑衣，焦急地等待着总部的命令。那星星点点的马灯，照着红军战士们的脸庞，人们在低声地议论着，浓重的鄂东口音回响在夜空，这都是鄂豫皖的家乡子弟兵。在这里，我见到了许多熟悉的面孔，我在人群中穿行，寻找我认识的同乡和首长，这时我才知道陈赓师长负了重伤，已送往外地医治；红二十五军军长蔡申熙胸部负重伤；我们原独立一师的曾中生师长脚部也受了伤，不能行走；红十一师的政委甘济时不幸牺牲了……
甘济时①在黄麻起义前就同赵赐吾、吴光浩等人去过我们竹林畈，在那里，我这个放牛娃同他们结下了深深的友谊。甘济时是我们紫云区潭畈河人，担任过我们区的区委书记，后来任红十一师师政委。我听说是河口战斗结束后，他在一个院子里审讯俘虏，有个俘虏乘他和警卫人员不备，抄起墙边刚缴获的枪，开枪打中了他，他因伤势过重还未到医院就牺牲了。
最熟识的几位党和红军的领导人都相继牺牲了，我心中充满悲痛。
我随曹光南团长来到曾中生师长身旁，他的脚和腿负伤不能行走，正坐在担架上，背靠着一棵大树，脸色苍白，喘着粗气。不等曹团长说话，我在曾师长的身边蹲了下来，看着曾师长军裤上已经变黑的斑斑血迹和那染红的绷带，眼泪止不住就出来了：“师长，你这是怎么了，啊？”
曾中生艰难地笑了笑，拍拍我的后颈窝说：“是你呀，小鬼头，红军还兴哭鼻子？我伤得不重，会好的。”
曹团长蹲下去在曾师长身边轻轻说着什么，师长紧紧握着曹团长的手久久不放，曹团长站起来朝师长敬了个礼，带着我们返回了部队。没想到，此次分别后，我再也没有能够见到曾中生师长。
中央分局在黄柴畈开会，决定红四方面军主力师立即撤出鄂豫皖根据地。当天夜里，红军大部队向西踏上了漫漫征程。
第四次反“围剿”失败了。当年我作为一名普通的红军战士，只知道服从命令听指挥，对红军内部及上层领导的情况和国民党军队的情况，还有国内的政治、军事战略情况等等，都知之甚少。后来得知，张国焘当晚召集会议，由于鄂豫皖中央分局内部领导们的意见不统一，对红军的前途和苏区的命运作出了并不明确的决定——愿走的走，愿留的留。鄂豫皖根据地留下了一个师和地方游击队，红军主力四个师撤离鄂豫皖苏区向西转移，而转移的目的地并不清楚。几十年后的今天，用现在的眼光去审视当年的战局，重温那段历史，才感到张国焘当年的许多错误决策，给革命和红军带来的巨大损失。否则，第四次反“围剿”虽会遇到不少的困难，但决不会失败得那么惨烈。
第四次反“围剿”的失败归结起来有多种原因：
其一，我红军前三次反“围剿”从未遇到像第四次反“围剿”这样强大的敌军兵力。敌人动用“王牌”部队多，蒋介石这些嫡系精锐部队，不仅装备好训练有素，而且实行统一指挥，协调配合，动用陆空力量，从几个方面对我鄂豫皖根据地分割包围。其总兵力二十多个师达三十余万人。敌强我弱之势已定。
其二，敌人改变了战术。过去我们红军以我之长，击敌之短，在根据地跳动作战，主动出击，将敌人分段“进剿”、长驱直入的各部围起来，集中优势兵力歼灭之。而这次，敌人从东西北三个方面发动攻击，边进边剿，步步为营，据地固守，四面堵截，用拼消耗的战法，使我红军无论到何处都疲于应战，敌人的最终目的是将红军逼向长江北岸聚而歼之。同时，鄂豫皖中央分局在战略决策上有错误。特别是张国焘被前三次反“围剿”的胜利冲昏了头脑，认为敌人已被打败，对第四次反“围剿”的严重形势毫无戒备，麻痹轻敌，直到敌人攻击我根据地中心七里坪时才如梦初醒，慌乱中仓促应战。在战略上既不能认清总的形势，在战术上仍采用原办法，没有采纳徐向前、曾中生、蔡申熙同志的敌变我变的战法，致使红军总处于被动挨打的地位。
其三，张国焘在根据地实行“左”倾机会主义路线，排斥、打击、歧视知识分子，在党内军内搞“肃反”扩大化，扩大打击面，冤死屈死不少的干部和群众，削弱了自己的力量。不相信群众，缴获的许多枪支，带不走的都烧掉了，而没有用它武装群众。
第四次反“围剿”失败了，红军转移西去，踏上漫漫征途，飘扬过革命红旗的几十座城镇全部陷于敌手。敌人三十万重兵除一部分尾追红四方面军主力外，有十多个师的正规军和保安团，纠合数万地方反动武装、地主民团卷土重来，在根据地进行“清剿”，企图彻底消灭革命力量，摧毁革命根据地，敌人对整个苏区的破坏达到了惨绝人寰的地步。蒋介石下令：“赤区房屋一律烧毁，赤区男丁一律枪决。”敌人实行灭绝人性的抢光、杀光、烧光的“三光”政策，那真是茅草过火，石头过刀，敌人所到之处，尸横遍野，房舍为墟。七里坪成了无人区，紫云区成了死人区。整个黄安血流成河，惨不忍睹，村庄焚毁，到处是瓦砾废墟，田亩荒芜，就连走兽飞鸟都几乎绝迹。
50年代初，我携妻儿回红安老家探望老母，母亲不敢告诉我家中的惨状，悄悄地向初见面的儿媳妇哭诉了这血海深仇。
红军走后，敌人大肆搜寻捕捉红军伤病员和红军家属，我父亲被敌人抓去，打得死去活来。敌人逼他交出两个当红军的儿子，逼他说出谁是红军的伤病员，谁是红军家属。我父亲宁死不屈，最后被敌人投入水牢，不给饭吃，活活折磨致死。
懋保哥哥在七里坪战斗中身负重伤，红军撤离鄂豫皖苏区时，部队将他和许多伤病员留了下来。国民党反动军队开进苏区后，大肆搜捕红军的伤病员，许多留下来的伤病员惨遭敌人杀害。懋保哥哥为躲避敌人的追捕，不能回家养伤，隐名埋姓一直流落他乡，要饭扛活，直到解放。那枪伤使他落下终身的残疾。
叔叔秦涵亨原是红军部队的营长，上级派他回地方组织游击队，他组成一百多人的游击赤卫军，并担任游击赤卫军的队长，红军主力转移后仍在红安同红二十五军一道坚持武装斗争。在一次战斗中，他不幸负伤被敌人捕获，敌人用铁丝穿着他的锁骨游乡示众，施用种种刑法逼迫他交出地下党员和游击队员的名单，他拒不回答。敌人恼羞成怒，用锤子砸烂了他的手指，用刀割掉了他的双耳，砍掉了他的手脚，将他拖赴刑场。涵亨叔叔高喊着：“共产党万岁！”“红军万岁！”英勇就义了。最后连尸首也未找到。
残暴的敌人放火烧了村庄，房舍在烈火中化为灰烬。为逼迫乡亲们交出红军伤病员和共产党员，疯狂的敌人将我年幼的弟弟扔进大火里活活烧死了。母亲在乡亲们的帮助下，带着最小的弟弟逃离虎口，流落他乡讨饭，躲过了那场浩劫，活了下来，多年来一直未能回家。
国民党反动派在苏区犯下了滔天罪行，他们的“三光”政策使红安血流成河，这家破人亡的深仇大恨，我永世难忘。
第四次反“围剿”失败了，红四方面军主力两万多人挥泪告别鄂豫皖根据地，向西转移。我们随着部队踏上漫漫征程，谁也不知道前面的目的地在何方！风雨交加，夜暗如墨。风雨声遮没了零乱的脚步声，夜色隐去了这支哀军的身影，红军远去了……
① 甘济时（1900—1932），湖北黄安（今红安）县人。原名绍财。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了黄麻起义。历任中共黄安县紫云区委书记、黄安县委书记、中共鄂豫皖特委委员、红四军十师政治部主任、红十一师政治委员、红十师政治委员。1932年在河口牺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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