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正式公布：委员长蒋介石亲自担任鄂豫皖“剿匪”总司令。6月，蒋介石在江西庐山召开军事会议，确定了第四次“围剿”的战略部署。三省“剿匪”总司令部设在武汉，分三路共三十万人全力“围剿”鄂豫皖苏区，蒋介石兼任中路司令官。
第四次“围剿”动用的兵力数量超过以往的历次，而且多为蒋介石嫡系精锐。在部署重兵压境的同时，蒋介石接受前三次单纯军事“围剿”的教训，采取重新编组保甲、厉行“连坐法”、强化各级国民党党政机关和地方武装、动员土豪劣绅回乡“执政”等政治手段，以配合其军事进攻。
那时候，我党我军正处在发展时期，政治、军事上尚不成熟，加之临时中央内部的“左”倾机会主义、教条主义等影响，致使军事战略决策发生偏差，作出错误的决断，导致了不堪设想的严重后果。
那段时间，红四方面军与敌军进行了数十次血战，打了一些胜仗，也打了一些败仗。按常理，胜败乃兵家常事，但红军不只是因为这些失败的战斗损失严重，而且丧失了主动权，不明白下一步该怎么办。甚至基层战斗部队不知晓上级的意图，上级布置的任务也因为环境、地形、敌情不清无法贯彻执行。总觉得那些仗打得乱，打得怪，打得累，打得窝囊，往往一仗下来连喘息的机会都没有。部队不满情绪在滋长，牢骚怪话也多了起来。
临时中央要求鄂豫皖红四方面军在扩大巩固鄂东地区的同时，兵移平汉铁路，消灭敌人的主力部队，进攻黄陂，威胁武汉，最好拿下一两个中心城市。而红四方面军经过半年的征战，部队已相当疲劳，亟待休整，从兵力来讲尚不具备攻占大、中城市的优势。可是以张国焘为代表的“左”倾冒险主义的领导者，被前三次反“围剿”战役的胜利冲昏了头脑，过高地估计自己的力量，对敌人第四次“围剿”的严重形势做出错误的荒谬的估计。张国焘认为：国民党动员多少部队都不堪红军一击。他认为国民党已成为“偏师”，今后进攻红军就得由帝国主义亲自出马担任主力军。在“左”倾错误路线指挥下的临时中央，不了解鄂豫皖根据地的形势，作出不切合实际的决定。张国焘盲目从事，不向中央反映当时的情形，不顾部队的实际情况，刚愎自用瞎指挥，坚持命令部队执行中央的指示，西出平汉铁路，进逼罗山，出击信阳、广水，夺取花园，而威胁武汉，以完成一省数省革命首先胜利。
6月下旬，部队在信阳一线遇敌打了几仗，虽攻下鸡公山、消灭敌人一个团，但战果并不大。而蒋介石频繁向平汉线调动部队，布置军事力量，“围剿”在即。
张国焘、沈泽民一错再错，根本听不进不同的意见，认为敌人已被红军打趴下了，新的“围剿”不会马上来临。中央分局对形势作出错误的判断，强令红四方面军执行其冒险主义的作战计划——攻打麻城。
红军是纪律严明的队伍。黄安独立第一师接到命令，立即行动，叫南下就南下，服从命令听指挥。大家喊着口号：攻下麻城，攻下宋埠、黄陂，打到武汉去！甚至还提出：打到武汉过中秋！
鄂东的7月，骄阳似火，气候炎热，整个山野一丝风也没有，夏蝉叫个不停，人们心里毛焦火辣的。由于根据地生活条件艰苦，加上国民党反动派的封锁，物资相当匮乏，吃盐少，许多战士出现浮肿，有不少指战员患烂脚病。大家忍着病痛，拖着红肿的脚板，强行军东进麻城。
关于这烂脚病，大家传说是敌人在路边的草木上撒了毒药，人腿沾上毒药就烂，是否属实不得而知。我的双腿肿得老粗，小腿溃烂流着血水，疼痛难忍。直到今天我双腿仍清晰可见当年溃烂的疤痕，这疤痕成了我红军时代征战鄂豫皖的永久见证。
麻城是敌三十师的驻地，麻城西南部有一条重要的公路干线，经宋埠与黄安的永河、桃花相连，直达黄安县城。当地俗话说：麻城三大集，歧亭、宋埠、中馆驿。这三个集一路摆在这条重要的公路干线上，敌人用重兵把守着，这条交通线也就成了敌人的生命线。
我们黄安独立一师和红十、十一、十二、七十三师南下后，当即向麻城的外围据点发起攻击，还是采取前几次反“围剿”的战术——“围点打援”，以实现孤立和围困麻城，以诱歼黄陂、武汉之援敌。
7月上旬，我军首先占领了长岭岗、邓家竹园一带，并在红石堰、七里桥围住了敌人三十一师的九十三旅。这一仗生俘敌旅长章祖卿以下官兵两千多人，缴枪二千三百多支，机关枪几十挺，还有迫击炮多门。与此同时，我主力部队控制着麻姑洞至红石嘴一带麻城以西的高地，又围住了中馆驿的敌三十师的九十二旅，切断麻城经宋埠至黄陂的这条交通线，卡住了敌人的咽喉。
徐向前总指挥又带领一部分兵力和赤卫军，将麻城北部黄土岗、福田河一带的地主民团反动武装和土顽部队，打得落花流水，横扫百余里，完成了对麻城的围困。
敌三十一军军长张印相见麻城被围，便调黄陂的敌三十一师增援。狡猾的敌人，前几次吃了我们“围点打援”的亏，这次他避开了我军的打援战场，绕了一个弯子，经宋埠绕道北杲前进，妄图营救被困的部队。敌人这个旅躲过了我们设在麻城西南中馆驿的打援部队，开进了麻城，麻城守敌力量加强，士气复振。敌变化了战术，我军也随之改变原计划。徐向前总指挥见麻城守敌力量增强，我军攻城势必增加困难，于是仅以我独立师两个团监视麻城守敌，而率方面军主力乘虚南出。这样部署，一来因为我军欲声东击西，避开强敌，调动敌军，拟在运动中消灭敌人；二来也是因为不得不执行临时中央让红四方面军攻打武汉的指示。接到命令，我独立一团也随大部队向南挺进，逼近黄陂。
7月中旬，我们独立一团配合红十二师一举攻占了黄陂以东离汉口仅五六十里的重要据点——仓子埠。敌人被击溃逃散，我军没收食盐万余斤。当时大别山根据地的食盐完全依靠汉口等地输送，国民党反动派的封锁，造成根据地食盐匮乏，许多人浑身浮肿，一些人得了粗脖子病。军队和地方都极度缺盐，这下可解决了大问题。在搬运食盐时，我团又搜寻到敌人的一个商铺，发现那里有许多银元和银元宝。曹光南团长说：“这就是银锭，能带多少就带多少回去，今后作为部队的经费。”我是生平第一次见到银锭，长长的，两头翘，拿在手里沉甸甸的。我用一条包裹布背了十多锭，压得肩膀生痛。
是夜，我独立团正准备撤出仓子埠，敌军水陆并进，小火轮从湖里沿河开到仓子埠。船上的大探照灯发出强烈的光柱来回照射岸边，那雪亮刺眼的灯光，晃得人眼都睁不开。船上的重机枪“咕、咕、咕”地响了起来，子弹打在水边和岸坡，溅起丈余的水花和泥块。我们这些红军战士都是来自山里的土包子，平时连照明电灯都极少看到，哪见过这种灯，大家一下子慌了神。惊慌失措中，许多战士吓得乱跑。我在慌乱中被人挤倒，背上背的十多个银锭撒在河滩上弄丢了。
还是曹团长见多识广，他集合部队说：“这是轮船上的照明灯。船离我们还远，不要害怕，不要乱，灯光不会伤人。躲开敌人的重机枪，马上随大队撤离仓子埠。”
我们避开了敌人的探照灯，也就避开了敌人的重机枪。
红军攻占仓子埠，引起武汉三镇的恐慌。蒋介石急令汤恩伯八十九师和郝梦龄五十四师连夜出动，在汉口以北设防；令麻城、宋埠三十、三十一师出动，向西南压来，妄图对我军实施南北夹攻。徐向前总指挥接到麻城之敌南出的情报后，命令我军三个师立刻调头北上。我独立团随红十二师撤出战斗，连夜回师北上。我们部队在靠山店、甘棠铺一带迎敌三十、三十一师，杀了他个回马枪。战斗打响了，那不高的丘陵山岗上杀声震天。经过激烈的战斗，全歼敌人一个多旅，缴获枪械千余支。敌溃退回宋埠、歧亭据点。我们绕过敌人，又返回到麻城，展开了第二次围攻麻城的战斗。
在第一次围攻麻城的战役中，红军就遇上了一只拦路虎。这就是麻城外围的陡拔山。陡拔山是一座平地突兀耸起的山包，既不雄伟，也不巍峨，可四周是阡陌纵横的一片平地，一眼望不到边的水稻田，使得独耸的陡拔山更显气势。山上的敌人守军只不过是一个团，这个团也不是正规军，都是些当地的土匪、地痞、流氓、赌棍，还有一些国民党的兵痞子们，这些渣滓纠合在一起，占山为王，后被蒋介石收编成为国民党第三十二师的一个团。他们凭借山势，据险防守，成为红军攻打麻城的一只拦路虎。
其实，红军部队在第一次打麻城之前，并没有攻打陡拔山的任务。王树声的红十一师路过此地时，只是准备捎带打下它。可没想到敌人的战斗力很强，红十一师伤亡多人，也没有将它打下来，接到命令，主力南下去打黄陂，只得将它放弃。红军打了仓子埠和甘棠铺后回师麻城，此时敌我双方的兵力都集中在麻城的西北方向，陡拔山更成了红军围攻麻城的障碍。
总指挥徐向前下决心要拿下陡拔山。任务就交给了红十一师，还有我们独立一团和少共国际团。战斗从中午开始，红十一师负责攻打北面和西门，我独立一团负责打南面，少共国际团负责打东门。敌人从坚固的工事里拼命向外射击。弹药充足的敌人依仗地势险峻，十几挺机枪就没有歇过气。山下的整个稻田，被敌人的机枪搅翻，被红军冲锋的脚步踏烂。
黄昏时分，曹光南团长接到命令，因少共国际团政委牺牲、团长负伤，该团暂由他统一指挥。徐总指挥命令：在天黑之前，一定要拿下陡拔山。
曹团长让我去少共国际团通知二连长，在我独立一团从南面发起进攻的同时，该团二连一定要夺下东门。我立马去了少共国际团，向二连长秦基伟①传达命令。
秦基伟，这位比我年长三岁的小连长，是我秦氏宗祠的本家血脉。按宗派辈分排行，“基”字辈比我“懋”字辈要低两辈，也就是说我是秦基伟的长辈了。秦基伟比我年长，可他见了我，照规矩还得叫“爷”。我俩虽说不在一个部队，可同一宗祠的本家相见也十分亲热。
接到命令的秦基伟让我回去转告曹团长：二连一定拿下东门！
接着他咧嘴对我笑道：“我要是打下东门，以后在别人的面前就不叫你‘爷’了，中不？”
我说：“中！”
红军的第五次冲锋开始了。在夕阳余晖的照耀下，少共国际团的少年红军们又踏进那被数次冲锋的脚步搅翻了个的稻田，向陡拔山的东门冲去。秦基伟光着膀子，领着一群战士高举大刀呐喊着冲锋。红旗和大刀上的红布穗子，在风中呼呼地响。前几次冲锋，许多战士倒在了稻田里，现在又有人倒下了。鲜血染红了被搅得稀烂的稻田，殷红的泥浆和西方的晚霞浑然一色……
红军从几个方向攻上了陡拔山，全歼了顽敌。几面千疮百孔的红旗插上了陡拔山，伴着硝烟和晚风猎猎飘扬。战斗结束时，我才知道二连长秦基伟胳膊负了伤。
红军打陡拔山伤亡不小，转而又去攻打麻城。
8月初，鄂东地区闷热难当，火辣辣的太阳照着山野，蒸腾起股股热浪，让人透不过气来。我们红军的几个师围攻麻城，可城内敌人凭借工事固守待援，麻城久攻不下。连日征战已打了几个月，部队极度疲劳，面对这根难啃的骨头，人们心里更是焦灼难忍。然而就在这个时候，我从指挥部领回命令，令我团随大队速返黄安。原来，就在我们围攻麻城之际，蒋介石的八个师的精锐部队从东、西和北几个方向，齐头并进，直指我苏区黄安城和七里坪，乘我兵力空虚，对我鄂豫皖根据地发动了全面的进攻。第四次“围剿”和反“围剿”拉开了战幕。
西线敌情变化使得黄安苏区的形势岌岌可危，此时麻城，同黄安和七里坪相比，似乎不重要了。总部命令：“放弃麻城，回师黄安，保卫根据地！”
独立第一师放弃了围攻麻城的计划，星夜向黄安转移，准备迎击敌主力部队。黄安当地有句俗话：从麻城到黄安，九十里当一百三，会走的走天半，不会走的走两天。曾中生师长心急如火，命令我团强行军，限期赶赴河口，阻止敌人进犯黄安。独立一团刚撤出战斗，疲劳至极，许多人烂脚。“烂脚不是病，行军要老命”，只有历经战争的艰辛，从那个时代滚爬过来的人，才能体会这句顺口溜描绘的情景。行军速度总快不起来，曹团长要我传达他的命令，三个营交替上前，轮换带路前进，不能延误时间。我拖着一双红肿溃烂的脚跑前跑后，到各营传达命令。
送达完命令，我才看到自己的脚血糊糊的一片，与那双烂草鞋粘在了一起。想起背包上还有一双草鞋，于是坐在石头上，咧着嘴，把粘在烂脚上的破草鞋扒下来。草鞋连皮带肉撕下来一块，痛得我哈哧哈哧直抽冷气。部队还在急行军，我不敢耽搁，一瘸一拐地追赶队伍。
仲夏的夜一丝风也没有，燥热难忍。战士们汗水湿透了军装，拖着疲惫的双腿，快步赶路。离开麻城时我获得一支牙膏。那时候我们从不刷牙，我见过别人刷牙是用牙粉，根本不知道牙膏是何物。拧开盖子用鼻子嗅一嗅，有点香味，再用舌头舔一舔，凉凉的，甜甜的，味道还真不错。一路上我把它当解渴之物，一支牙膏在天亮之前就吃完了，那支空牙膏皮我久久也舍不得丢。
部队进入黄安境内，战士们真是又累又饿又渴。到达永河时，一场大雨把大家浇了个透。黑暗中，有人发现一个水坑，战士们不顾一切都围拢来喝水。天蒙蒙亮时，人们才发现那是被雨水浸泡着的茅房，大家把整坑粪水喝了个精光。
部队急行军，一些体弱的同志累得吐血，有的昏倒在地，不少人掉队，队伍越拉越长越稀疏。曹团长命令一刻也不能停，掉队的先不管，由后续部队收容，争取时间就是争取胜利。不到中午，独立一团已抵达黄安县城以西的倒水河边。群众听说我主力红军西去打仗，忙端茶倒水送鸡蛋，慰问红军。可战士们手里拿着杯、碗、鸡蛋，倒头就睡着了。部队太累了！曹团长不得不命令部队休息半个时辰后继续赶路。大家睡得正香，曹团长的那匹白马不知何故受惊，乱蹦乱跳，在睡觉的人群中乱跑乱撞，踩伤了几个战士。刚好我那表弟陈定国就在旁边，这位为二营长喂马的饲养员还真有些办法，拉住缰绳，轻轻吹着口哨，三下两下稳住了那匹白马，摸摸它的脸，拍拍它的脖子，使它安静下来。要不是陈定国，那可要出大乱子了。
独立一师正赶往河口，在高桥河地区遭遇敌汤恩伯八十九师。后来我才知道，我军五个师回撤黄安，陈赓的红十二师为先导首先进入河口以东的冯寿二地区，与敌人接上火，红十一师随后增援。此时，我黄安独立第一师赶到冯寿二的南面，保护我军的左翼，没想到遭遇上敌八十九师。狭路相逢勇者胜，我们师奋起迎战，经过激烈的战斗，击退、毙伤敌一部。我独立一师与敌人展开了整整一天的拼杀，虽然兵力和武器处于劣势，但我们死守着阵地，敌人始终未能前进一步。
我们能听见冯寿二方向隆隆的炮声，枪声像连环炸鞭一样响成一片。我知道红十一、十二师正阻击敌先头部队李默庵第十师，两军交战，异常激烈。我军主力陆续赶到那里，冯寿二之战将是一场大血战。
敌八十九师被我黄安独立一师拦在了高桥。疯狂无比的汤恩伯极力想突破我师的防线增援冯寿二战场，于是加大力量开始了新一轮的进攻。
为保证我军冯寿二阵地的安全，我团奉命堵住敌人，死守阵地，整个战场已是一片火海。三营坚守在一个小高地上，临时挖的战壕早已被炮弹掀起的土填平，炮弹仍呼啸着倾泻在小高地上。爆炸声、枪弹声震耳欲聋。敌军发起无数次冲锋都被三营打了下去。炮火中，三营通信班长跌跌撞撞来到团指挥所，他的军装被鲜血染得透红，已身负重伤。他断断续续地向曹团长报告说：“敌人进攻太猛，七连、八连的阵地刚从敌人手里夺回来，九连还在坚守，但伤亡过半。营政委牺牲了，九连连长和指导员都已阵亡，没人指挥，我营……营……”
通信班长话没说完，歪头倒在了曹团长怀里。他闭上了眼睛，可肩上和前胸还汩汩地冒着血。
曹团长眼里冒着火，大声喊道：“秦懋书，传我命令，令九连一排长秦懋保接替指挥，任九连连长兼指导员，指挥全连坚决顶住敌人！”
“是！”我大声回答着冲了出去，直奔九连。
在阵地上，我传达了曹团长的命令。懋保哥哥早已顶替连长和指导员指挥着全连。他浑身湿漉漉的，身上染着血，不知是他的还是敌人的。我着慌了，大叫：“哥，你挂彩了？！”
懋保哥哥打着枪，头也不回地说：“不是。我的命大着哩。你快下去报告团长，说我们一定能顶住。”
我跑下阵地回到团指挥所，向团长报告阵地情况。团长又令我马上去阵地要三营撤出战斗，速向七里坪转移。我迎着战斗间隙的硝烟，冲了出去。
原来国民党陈继承纵队共四个师，从宣化店向七里坪进袭，我军南北受敌，东面与敌相持，后路极有被敌抄袭的危险。总部命我团急赴七里坪迎敌。为了迷惑敌人，在撤离高桥战场前，上级命令我们做出加固阵地准备再战的样子。部队将阵地工事又重修了一遍，当夜悄悄撤出了阵地，沿倒水河急速北进。
撤出高桥，黄安独立一师迅速向七里坪进发。少共国际团也随我师行动。经过麻城、高桥河两次战斗，我团人员伤亡太大，上级决定将黄安独立一师第一团并入少共国际团，曹光南任团长。原一团年龄大些的人员编入其他的主力部队，年龄小的战士全部都留在了少共国际团。
七里坪，是黄麻起义的策源点，是老根据地的中心地带，敌人要侵占我们红色中心，激起了指战员的无比愤慨。大家义愤填膺，表示坚决打击进犯之敌，保卫我们的红色根据地。独立第一师到达七里坪以南，我少共国际团控制古风岭，准备迎敌。当地群众见红军主力到来，全力支前。新谷还未熟，粮食极为困难，群众将麦种拿了出来，还从田间挑选早熟的稻谷，边收边打，以作军粮。红军指战员受到极大的鼓舞，大家表示：“吃群众一粒米，就要消灭一个敌人！”“誓死保卫我红色政权！”
8月中旬的一天拂晓，敌陈继承纵队从七里坪向柳林河村以东的红军阵地发起猛攻。黄安独立第一师和我少共国际团奉命据险扼守，配合主力红军向敌反击。敌人飞机飞临我团阵地上空，轮番轰炸、扫射。我们打退敌人的屡次冲锋，冒着炽热的炮火，徒涉柳林河，一举突破敌前沿阵地。一营通信班长江传正、二营通信班长阙子清分别报告：一、二营冲入敌阵地，枪弹已所剩无几。曹团长急红了眼，大声命令：“上刺刀！”
他们两人刚返回，我军运输队将弹药运到。
部队从清晨血战至黄昏，敌我双方又一次混搅在一起，敌人的飞机、大炮都失去了作用。我军与敌军展开了肉搏战，许多战士挥舞着大刀、刺刀，冲进敌群，手刃敌军，鲜血染红了战衣，刺刀为之钝锉。白刃格斗，惊心动魄，人们都明白，这肉搏战就是你死我活。红军战士们甩着大刀砍向敌人，雪亮的刀刃上流淌着鲜血，浑身上下溅满了血污。肉搏战的胜负往往不取决于兵力的对比，而取决于士气的高低。我们的战士在拼命，在声嘶力竭地呐喊，反正是一死，多杀一个赚一个!敌人一堆堆地倒下了。
我和团指挥所的同志们登上了一个小土坡，只见夕阳斜照，一片刀光剑影。零星的枪声，伴着刀刃金属的铿锵碰撞声、变音的喊杀声，响彻整个山谷。战斗场面是如此惨烈！流弹不时飞过我们的头顶，手榴弹爆炸的碎片哗哗地落在我们四周，敌人的冲锋被我们打了下去。曹团长紧锁着眉头，命令我速带领运输队，将弹药送到一、二营阵地。我带着运输队二十多人扛着弹药，冲进阵地。山谷里，到处都是死尸和伤员，遍地是血，没脚背的小溪流淌的全是红水。我见到一个牺牲的红军战士，背上插了把刺刀，死不瞑目，双手还紧紧掐着一个敌兵的咽喉，那壮烈之场面，让人永远不能忘怀。
我们把弹药送上去了，一、二营已伤亡过半，战士们杀红了眼，又开始向敌阵地冲去。敌军是蒋介石的嫡系精锐，打阵地战的本领不错，凭借工事固守阵地，其顽强程度是我们从未遇到过的。我攻敌防，寸土必夺，又一场血战！
太阳西沉在山边，枪声终于停止了。阵地前血流成河，尸体遍地。那昏蒙蒙的夕阳映照着漫山的血影，让人不寒而栗。红军每夺取一道战壕，每占领一座山头，都要前仆后继，反复冲杀，付出很大的代价！这是我所知道的鄂豫皖根据地前所未有的一次大恶战。
残阳坠落下去，混沌灰暗的暮色笼罩着战地，山谷里弥漫着浓浓的血腥味。
我军在前沿阵地消灭敌人两个团，敌人第二师顶不住了，开始溃退。红军总部下达总攻击令，五个师的红军战士像尖刀一样直刺敌阵。黄安独立一师和红十二师，再加上我们少共国际团，分为两部分，拼命向敌第二师的两翼纵深插去。敌人发现了我军的意图，惟恐全军覆没，整个师万余残兵败将没命地向西逃跑。我军在倒水河西展开了一场气势浩大的追击战。
夜色深重，我军一鼓作气，乘势向前推进了七八里，直插白马嘶河，占领敌第二师指挥部，敌第二师残部败退笔架山据守顽抗。经过一整天拼杀，此时红军的攻击也到了强弩之末，已无纵深突击的力量。如果敌人继续败退，我乘胜追击，一鼓作气打下去，仍可能消灭敌人一路，敌第二纵队必定全军覆没。然而卫立煌救了陈继承一命。蒋介石的嫡系卫立煌率第六纵队火速北进，很快与陈继承第二纵队汇合，并呼叫张钫纵队火速增援七里坪。整个七里坪战役，敌人的兵力由一个纵队增加至三个纵队。卫立煌调第三师和八十师纠合第二师疯狂反扑，我反击的红军又同敌人展开了激烈的战斗。由于敌人不断增援，五个师的红军多次攻击受挫，虽英勇顽强战斗，但终因敌众我寡，不能彻底消灭敌军。天亮时，我军撤出了战斗，向檀树岗方向转移。
七里坪这一仗，红军共毙伤敌军五千多名，但自己也伤亡惨重，仅黄安独立第一师就伤亡近三百人，我少共国际团伤亡近一百人。江传正告诉我，秦懋保身负重伤。我在担架队的担架上找到了懋保哥哥。只见他浑身是血，头上裹着的绷带早已被血染透，右肩锁骨下被刺刀捅了个窟窿。他双眼紧闭，那苍白的脸上没有一丝表情，紧闭着的嘴角浸出一条血痕。我扑上去哭着大叫哥哥，旁边的人拉开了我。九连的战士告诉我：在肉搏时，连长与敌人拼刺刀，右肩被敌人捅了一刀，冲锋时又被机枪击中头部才倒下的……
担架抬走了，我哑着嗓子哭喊着、呼叫着……
解放后，我回红安老家省亲，见到哥哥肩窝的刀痕与头部的枪伤，锁骨下大片的肌肉萎缩，被刺刀捅搅后的伤疤历历在目，那枪伤从前额到左眉凹陷进去了一道槽，能活着真是九死一生呀！
七里坪战斗，是红四方面军历史上一场著名的血战。我军主力损失很大，伤亡两千多人。为了补充主力的战斗减员，黄安独立第一师被拆散，第二、三两个团编入补充各个主力师。七里坪之战从战斗本身来讲，红军应该说是取得了胜利，但从战略上看，我军的胜利却很有限。由于敌人过于庞大，红军不可能扭转整个战局，敌人的第四次“围剿”并没有由此而打破。与此同时，由于敌人的进攻，整个鄂豫皖苏区和红军的危急局势还在加深。敌人虽受重创，企图聚歼我军的部署被打乱，但红军并没有击破敌之一路，故我军仍处于被动地位。敌人又纠集力量重新部署，北面张钫纵队、西面陈继承纵队和南面的卫立煌纵队，三路合围，妄图置我军于死地。我军为了摆脱危险局面，即向北转移进入新集（现河南新县）。北移的目的本想集中兵力打敌张钫纵队，因其为相对较弱之一股。张钫纵队却停止前进，就地固守，等候援兵。敌西线陈继承和南线卫立煌纵队亦加紧北上，妄图将我军围困在新集，一举消灭。红军意外地打了一场同时对付三面敌人的新集保卫战。
9月1日，以胡山寨为中心的战斗打响了。这是七里坪血战的再现。不同的是，敌人此次打得极有耐心，不但加大了兵力，而且不计人员物资的消耗，他们要同红军拼实力。先是飞机大炮的轰炸，然后是步兵成营成团地冲锋。敌人多次突破我军的阵地，两军不时搅在一起进入了肉搏拼杀。敌人一批批拥上来，拼杀一阵又退下去，飞机大炮轰击一阵，再换步兵冲上来。敌人的兵力不断投入，我军不仅没有反击的机会，反而伤亡越来越大，粮食、弹药的补给供应十分困难。我军人数本来就比敌人少，加之武器装备差，再这样拼下去肯定是一场消耗战，我们极可能陷入重围，全军覆没。因敌众我寡，相持不利，我们接到总部的命令，撤出新集，向皖西转移。敌人步步紧逼，新集、商城均被敌人占领。
皖西也是红四方面军的老根据地，当年六霍起义建立的部队转战南北，而在苏区每年“扩红”，年年都有新的队伍成立。我们到达皖西，乡亲们奔走相告，都说老部队回来了，但红军此时疲惫而来，又匆匆而去，乡亲们都感到，红军有难处，红军的仗没有打好。
在商城，部队连续征战，疲惫不堪，粮食告罄，战士们早已饥肠辘辘。因战乱，老百姓早已跑光了。我少共国际团接到命令，当夜抢割谷子，以充军粮。
夜色笼罩着山野，没有星光，黑黢黢的，对面几步就看不见人。我们团指战员下了田，用刺刀割谷，只听田里“唰唰唰”一片割谷声，没人说话。割着割着，有人的胳膊碰到了我，我偏头看了一眼，山与天相交处的夜空衬出了一个高大的身影。我发现他戴的帽子比我们的大，深感奇怪，伸手将他的帽子捋了下来，用手一摸，心里“格登”一下，吓了一身冷汗，那是顶国民党军的大沿帽。那大个子操起山东口音骂起了人：“他娘的，吃饱了，干活开什么玩笑。”说着跪在地上胡乱摸，找他的帽子。
我拿着帽子飞快地跑出了田地，找到了曹团长，悄悄报告说：“敌人和我们在一个田里割谷，他们没发现我们。”
曹团长没敢惊动部队，带上团部的一个排，悄悄到了田边。敌人的枪都支架得好好的，被我们全部收缴了。曹团长又悄悄通知自己的部队撤到田边准备行动。只听一声枪响，我们大喊：“我们是红军，缴枪不杀！”田里的敌人作了慌，跑到田地边去取枪，哪里还有枪呢？几百号敌人乖乖地当了我们的俘虏。
天亮后，这群敌人一看，押解他们的都是一群年少的娃娃兵，嘟囔着不服气。曹团长说：“不服气？再打一仗如何？”我们的战士都笑了。
我少共国际团随红军主力部队西越淠河、独山一线，边打边走，南下英山，尔后转向西，经罗田，入黄冈，攻新洲，进八里湾，占高桥。一个多月的时间，我们沿着鄂豫皖根据地的边边转了整整一个大圈。
倾盆大雨将行进中的部队浇得透湿，我们默默地在雨中行军，所经之处几乎都有敌人的重兵把守。敌人的各路“围剿”部队开进鄂豫皖根据地内，苏区几乎全部陷入敌军的重围之中。我们得不到休息，得不到补充，沿路走沿路打，那仗越打越困难，越打越窝囊。昨天还在一起的战友，今天一仗下来就没了。这打的是什么仗呀，许多人哭了，那哭声被淹没在滂沱大雨之中，热泪和雨水交融变凉了，而更凉的是那一颗颗曾经赤热的心……
红军的撤离，并未使敌军放弃“围剿”，近两个月来，敌人围追堵截，在黄安西部附近的河口地区，我红四方面军已被敌三十万大军围困在方圆仅几十里的“弹丸”之地，四面临敌，已经到了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从8月上旬开始到10月中旬，红军苦战两个月，历经了冯寿二、七里坪、新集三次大血战及无数次的小战斗，虽歼敌万余人，但终未能扭转战局，鄂豫皖苏区的第四次反“围剿”失败了。
① 秦基伟（1914—1997），湖北黄安（今红安）县人。1927年参加了黄麻起义。1929年加入中国工农红军，1930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时期曾任排长、少共国际团连长、警卫团团长。红三十一军二七四团团长、补充师师长。参加了长征。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一二九师游击纵队司令员、副旅长，太行军区第一军分区司令员。解放战争时期任太行军区司令员、晋冀鲁豫军区第九纵队司令员、第十五军军长。新中国成立后，任中国人民志愿军第三兵团司令员、云南军区副司令员、昆明军区副司令员、成都军区司令员、北京军区政委和司令员，国防部部长。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1988年被授予上将军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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