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还是在黄安战役之前，一天，我传达团首长的命令去三营，从营部出来，我忽然看见我那八岁就开始给人放牛、打长工的亲哥哥——秦懋保。两三年没见面了，一直没有哥哥的消息，不知他去了什么地方,没想到在这里碰到了他。我叫住哥哥，他见到我也大吃一惊，忙问起家里的情况。我说我也有一年多没回家，离家不久爷爷和奶奶因病无钱医治，相继去世了。懋保哥哥伤心了好一会儿，埋怨我不该出来。他说他离家多年，家里男孩子中，年长的就数我了，指望我能在家照顾父母，怎么也跑出来了呢。我告诉他，我近一年来的情况，也问起他这几年是怎么过的。懋保哥哥拉着我，在村边的竹林里坐下，慢慢讲起了他这几年的经历。
懋保哥哥原来给人放牛，后在外打长工，很久没回家。黄麻暴动时，他随农民自卫军参加暴动，家里人都不知道。那以后他就参加了红军，在改编时，被编入红一军第三师，在周维炯、萧方的部队里任排长。后来在打霍山外围的战斗中负伤，不得不离队休养，伤好预备返回部队时，原部队已跳出外线作战，找不到了。他找到特委，特委将他分配到黄安独立团，在三营九连任排长。
真没想到我们在同一个部队，兄弟相遇非常高兴，今后可以经常见面了。军令在身，不能久搁，哥俩挥手告别，我急匆匆返回团部了。
早在4月，曹团长就告诉我们，中央派代表到我们鄂豫皖根据地来了。其中有党内颇有名气的老党员张国焘，他是我们党第一次代表大会的代表。我们听说来了这么一位“大人物”，想到我们红军一定又要大发展，根据地要更壮大，都非常高兴。
不久，上级派特派员来我团，不知为什么，我渐渐发觉人们眼里流出异样的目光，人与人之间都处在相互戒备状态，心里总有一种怪怪的感觉。我又见到了懋保哥哥，哥哥悄悄对我说，以后千万不要说我们是亲兄弟，我们也尽量少接触。我问为什么？哥哥说，现在在抓什么“ＡＢ团”① “第三党”，还有“改什么派”，不太懂。只要几个人亲密点，都会被怀疑是什么派，要抓走的，我们也不要再说话了，只当不认识；另外陈定国表弟现在二营营部当饲养员，营长的马都是他在照料，你们见面也不要讲话。我闹不清楚，只有按懋保哥哥的话去做。既然哥哥这么说，我就尽量少见哥哥的面，见面也不说话了。
我们这些红军战士绝大多数都是贫苦农民出身，握锄头的手拿起枪就成了军人，战斗中士气高昂，凭着勇敢不怕死那股莽劲，也打过一些好仗，可是许多人都没受过正规的军事训练，不太会打仗，更谈不上有过硬的军事技术了，因此，俘虏了一些白军的下层军官，或让他们当班长、排长，或带领、指导我们这些战士学习一些军事技术。他们在传授军事技术的同时，也把白军中许多军阀作风、坏习气带到了红军部队。那时部队经常发生一些打人骂人现象，军阀作风、流寇习气严重，甚至还有霸道、烧房子的行为。由于生活艰苦，这些人有时在队伍中也散布一些不满情绪。那时，国民党反动派加紧了对苏区的“围剿”，同时也不断地派遣特务、探子来苏区进行破坏、策反。上级有指示要肃清混入我党我军内部的反革命，这样，部队不知何时开始了“肃反运动”。
在复杂的环境中，为了清理自己的队伍中的腐朽、祛除部队中的杂质，“肃反运动”是有必要的。但那时的“肃反运动”扩大化了，“肃反运动”成了党内军内“某些人”的政治斗争工具。受极“左”思潮和共产国际的影响，“肃反运动”在红四方面军、在整个鄂豫皖根据地，都愈演愈烈。在红四方面军英勇与敌作战的同时，红军内部却弥漫着极“左”的血色迷雾。在红军中，许多人对“肃反运动”除了迷惑不解，就是担心与不满。直到几年后，红军长征到了陕北，我才慢慢知道这是怎么回事。
原来，中共六届三中全会结束了李立三“左”倾错误领导后，王明在共产国际的支持下，取得了中央的领导权，开始执行以王明为代表新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1931年3月，中共中央先后派沈泽民、张国焘和陈昌浩来鄂豫皖苏区。张国焘以中央全权代表的身份，主持成立鄂豫皖中央分局和革命军事委员会，这两个机构的书记和主席均由他担任，同时撤消了原鄂豫皖特委。张国焘掌握了鄂豫皖苏区的领导权后，为了排斥打击与他意见不同的同志，解除了原特委书记曾中生在根据地和红军中的领导职务。他利用“改造”后的政治保卫局，在鄂豫皖根据地开始了大“肃反”，即在政治上、组织上、纪律上肃清所谓的“改组派”、“AB团”、“第三党”。
英勇善战的红四方面军一边行军作战同敌人斗争，一边得屈受内部“肃反”的苦难。“肃反”的血雾从上至下弥漫而来，我们团也未能幸免，团政委被杀，曹光南团长整天锁着眉头不说话。今天还在战场上同敌人拼杀，可下了战场有的人就被带走，再也不能回来。从团长到战士人心惶惶，不知哪天自己就会被“肃”掉了。
终有一天，曹光南团长也被捕了，说他是“ＡＢ团”的，是反革命。我们都懵了，这么好的团长，同敌人作战那么勇敢那么坚决，怎么会是反革命？后来，曹团长被放了出来。很久以后我才听说，曹团长当时被绑赴刑场，他高喊着：“我生是共产党的人，死是共产党的鬼。杀我也罢，让我死在战场上吧！”
就在要处决他的当口，恰遇敌人偷袭，“肃反运动”使许多干部被杀，部队打仗都快没人指挥了，保卫局的人迫不得已放他出来指挥战斗，这一仗打赢了。曹团长被放了回来，这也算是侥幸吧！
“肃反运动”不断扩大，“肃反”的血雾从上至下一直弥漫到部队的基层。
一次，部队集合，一位战士风纪扣未扣好，有人说这就是“某某派”的联络暗号，因此特派员找这个战士谈话，说什么他就是“第三党”。不久，再也未见到这位战士。那时部队里流传一句话，叫作“天不怕地不怕，就怕特派员来谈话”。
团部有个小战士，平时我俩关系挺好，不知为什么他顶撞了哪个领导，被诬为“ＡＢ团”分子，将他抓起来审讯，听说被打得死去活来，非逼他交待同伙。经过几天的审讯逼供，这位小战士迷迷糊糊中不知怎么就说出了我的名字。这下可不得了，特派员找我谈话了。
“有人说了，你是他们一伙的。有什么问题想好就交待。”
我说：“我跟谁也不一伙，我不晓得有么问题。”
“你要好好想，你是第三党，还是改组派？”
我迷惑了，我只知道有共产党、国民党，未必还有别的什么党？什么“改子派”？我都没听说过。这是怎么回事儿？我一点也不明白。谈话后，我被关押起来，让我一个人单独“反省”了半天。后来，那些人又逼问我：“你说，你是第三党？还是改组派？”
我稀里糊涂，心中极度恐惧。但我明白，不管我搞不搞得明白，最后都是要杀头的。我冤枉呀，不能这么死，于是大声喊道：“我不是‘改子派’！我不是‘改子派’！”
那几个人愣住了，本来还气势汹汹的，听我这么一喊，还都忍不住笑了起来。其中一个说：“连‘改组派’是什么都不知道，你们看他把‘改组派’叫成‘改子派’，牛胯高的伢，懂个屁！”
就这样把我放了。我回到通信班，满肚子的委屈不知找谁说。后来曹团长悄悄地告诉我，部队正在“大肃反”，你要少说话，免得惹火烧身。
几年后，在川陕根据地，我才慢慢明白，那时鄂豫皖根据地的“大肃反”是我党最令人痛心的一页。将近几个月的“肃反”肃掉了两千五百多名红军指战员。黄麻暴动的领导人戴克敏、曹学楷，红军军长许继慎，师长周维炯、萧方等，都先后被逮捕杀害。鄂豫皖军委副主席郑行瑞、鄂豫皖军委政治部主任王培吾也惨遭枪杀。地方政府的许多优秀领导者也均被错杀。我们紫云区有名的妇女干部，徐向前总指挥的妻子程训宣②也遭遇不幸。当时我怎么也想不通，心里拧的这个疙瘩好几年就是解不开，为什么？为什么？！
鄂豫皖根据地的“大肃反”，不是孤立的。那段时间是教条主义者统治中央的时候。教条主义、主观主义、宗派主义搅在一起，在党内军内、在各个根据地搞“肃反”，搞扩大化。他们把中央革命根据地挖“ＡＢ团”的所谓经验，推广到鄂豫皖来。张国焘也趁机利用“肃反”打击不同意见，排除异己，建立自己的宗派集团。“肃反”运动造成了特别令人痛心的损失。一场革命，牺牲是巨大的，不仅对敌斗争要付出血的代价，在党的路线发生错误时，同样会付出血的代价。
没想到倒是当年的那一句“我不是‘改子派’！”救了自己一条小命。
① “AB团”的AB是英文“反布尔什维克”一词的缩写。
② 程训宣（1911—1932），女，湖北黄安（今红安）县人，七岁入私塾，聪明好学，相貌俊俏，热情泼辣。192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黄麻起义时做救护、运输等后勤工作。曾任乡苏维埃政府委员。1929年与徐向前结婚。1931年“肃反”时被关押，逼她供认徐向前是“改组派”、“AB团”，未果。1933年在黄安王锡九村附近的黑洼被杀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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