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级命令分兵追击，我师向东挺进。沿路无阻，追至博美，敌人竖起许多神教旗号，躲在碉堡后边还击。经过两个小时的战斗，博美被我们攻下。
三日后，经过南塘攻下葵潭以南敌军据点百，以后又攻打果陇附近的一个敌军据点。那是个坚固据点，有坚固的碉堡，有很深的壕沟，防御工事很强，敌人指挥官也是个满有经验的老手。因之，整整激战了两天两夜，才把它拿下来。我们付出的代价很大，仅党员同志就有师党委书记唐维和党委委员甘理真等二十几人牺牲。
我也在战斗中负伤，上级把我调离连队到师党代表办公厅当编辑。
办公厅共有十几个人，有三分之一是女同志。这些年轻姑娘精力充沛，上进心很强。尽管很长一段时间不是行军就是打仗，可她们永不疲劳，有点空隙时间，就孜孜不倦地读书、讨论，或是把自己订的小本子放在膝盖上记笔记。其中有位河南来的危拱之同志，也是我们《红军生活》的编辑。她写文章的标题，爱用旧诗词的句子，非常生动有趣。有一次她正教我读秋瑾的诗，袁裕同志走进来了，对她说：“你们在谈秋瑾吗？”她说：“是埃秋瑾是个了不起的人物，是妇女的榜样，她为了争取民族独立，不惜个人生命。可是她不知道脱离群众的个人奋斗，是永远不会成功的；单单暗杀某个人而不推翻整个的旧制度，劳苦大众是不会得到解放的。”袁裕同志听完笑了，说：“你对历史人物要求太严格啦，别忘了，那时马克思主义还没有介绍到中国来哩１她说：“这点我明白，所以才要学习秋瑾那勇敢、坚定的精神，不过我们走的是另外一条路。”
听他们谈话，我得到莫大教益。我发现周围同志不但读了许多书，而且都有精辟的见解。
阴历年前，我们赶走了敌人，进驻甲子港。当地群众欣喜万分，耍着龙灯、舞着狮子庆祝胜利；还送许多特产来慰问我们。休息些日子，又准备打惠来。这时，上级来了通知，说敌人进犯海丰，要我们速去增援。
当时，在东江一带，敌我力量的变化日益明显。红二、红四两师由于长期行军作战，队伍大大缩小，只有两千多人。领导又缺乏经验，整日忙着斗地主，开大会，不重视扩大武装力量，虽有数以万计的农民赤卫队，但也不往主力部队中补充。从香港买来的造子弹的机器，也因无人管理，几个月，连一颗子弹也没造出来。
敌人趁机集中了十倍于我的兵力，委陈铭枢、陈济棠、徐景唐分任东、中、西三区“绥靖”主任，分路大举进攻。海丰是他们攻击的中心。红二师在海丰苦战七日，终因兵力不足，弹药缺乏，不得不杀出重围，撤向普宁地区，寻找红四师，以便配合行动。
海丰失陷不久，彭湃同志率领红四师攻下惠来，后又北上，攻克汤坑。同时，我们的游击队也在西起惠阳东至潮梅的大片地区，积极活动，打击敌人。因此国民党的《中央日报》也被迫承认我们在海、陆丰“愈闹愈凶，日甚一日”。
在汤坑附近的一次战斗中，我们抓了不少俘虏。俘虏们说，陈济棠、陈铭枢派出自己精锐余汉谋、黄旭等两个师配合其他部队，要在普宁、揭阳一带，围歼我军主力。上级为了避敌精锐，决定分路星夜突围，四师东进韩江，二师向西，打回老区。
五月三日，红二师与当地赤卫队配合，袭击海丰城，消灭大量敌人。但也暴露了我军目标，尚未转移，就被几路敌人包围。在公平墟以北地区激战一日，我军伤亡甚大，师党代表颜昌颐同志也身受重伤。无奈，只好撤入朝面山区。
当时情况异常恶劣，敌人节节进攻，处处“围剿”，我们大部队实难活动。于是上级把人员分散，三三两两地住在群众家里，和群众同住同食，一起劳动。不久，许多不会种田的同志都学会了种田。群众对我们很好，把我们当家里人看待，可惜的是，我们讲不好鹤老话，满肚子的感激心情表达不出来。
敌人还是不断下来搜索。来少了，我们就和赤卫队一齐把他们消灭；来多了，我们就和群众一齐“跑反”。敌人找不到我们，就放火烧房子，抢走群众的耕畜和财物。但群众没有屈服，跑上山来，和我们一道搭“寮子”祝
敌人逐渐向山里进逼，还用那老手段，到一山烧一山。我们的“寮子”被烧掉了，只好住在石洞里。
尽管情况十分严重，群众还是冒着生命危险，往山上给我们送吃的。只有两个困难他们没法给我们解决，那就是每个人每天不可缺少的食盐和伤病员急需的药品。我们的伤病员越来越多，差不多百分之九十几的人，都染上了疟疾、痢疾和皮肤病，可是没有一点现成的药。好在我们医官是个能想办法的人，他整日在山上东奔西跑，寻找草药，用土方治好不少病人。大家对他佩服得简直是五体投地。有次我到山上去看几个受重伤的同志，没等我安慰他们，他们倒先开口了：
“你放心吧!只要有医官在，就有我们命在，他是阎王老子的老对头。”
回来的路上，遇到几位女同志。她们衣服褴褛，面容憔悴，我不禁说了一句：“你们怎么弄成这个样子呀?”
她们忍俊不禁地笑起来了，好一会儿才停祝一个同志说：“真是乌鸦落在猪身上，快到小河照照你自己吧!”
旁边就有一条小溪，下面有个深潭。我跑过去一照，只见头发竖起，面孔消瘦，衣服比她们还要脏、破几倍。看着自己这副“尊容”,想着刚才对她们说话的神气,也不觉好笑起来。她们在山上树林里蹲了几个月，现在是出来采野菜、打听消息的。
由山上回来，我觉得分散在老百姓家，不是长久之计。经过组织的同意，我们几个人到大安洞去找师部。吃了几个月的生红薯，再加上疟疾和湿气疮的折磨，我们的脚劲大大不如以前了，走了一天两夜才到达大安洞。多么想看看分别很久的师长叶镛同志啊！我们迫不及待地跑进办公室，可是摆在面前的却是个令人万分痛心的噩耗。
新任的党代表刘校阁同志于一九二八年冬在惠阳为敌所害。同志告诉我们，叶师长因在战斗中疟疾发作，不能行动，被敌俘去，押回广州。敌人用尽一切威胁利诱的办法，迫使叶师长命令部队投降，但叶师长严辞拒绝。敌人达不到目的，就把他杀害了。刘校阁同志说完落下泪珠，随手找出一张广州《国民日报》递给我们。〃纸上说：“叶镛真算是个铁石心肠的人。”
党代表接着说：“叶镛同志永远是我们的师长，是劳动人民的伟大战士，敌人虽然夺去他的生命，但并没有夺去他的理想和事业。现在，红四师在彭湃、徐向前等同志的领导下，继承了叶师长的精神，在普宁、揭阳、潮州、梅县、惠来一带，继续坚持斗争。只要有党在，我们一定能胜利的。”
我站在党代表面前，默默地沉思良久。是的，在这不算长的、动荡的一年多里，有多少亲密的同志在身旁倒下去了，但是我们并没有气馁，反而怀着满腔的仇恨，更加坚强地斗争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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