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生活学校是赵光涛按“三自”原则办的所四年制的农村师范学校，开设了三门课程：一门是教育学，一门是农业，一门是军事训练。教育学是成人教育，农业是实干，学校有一个农场一个葡萄园，还同农民合作搞了几顷试验田，叫合作农田。学生要用很多时间参加农业生产劳动，一般是上午上课，下午劳动军事课是真枪实弹地进行军事训练。赵光涛经过各种渠道，搞来了一百多条步枪两支冲锋枪和几支驳壳枪，还有充足的子弹，并请了两名军事教官，一名是退役军官，一名是现役营级军官，按照国民党军队的标准，要求学生生活军事化。军事训练非常严格，如长时间的立正双手举枪半蹲等“三自”的时间比例，大体上是四分教学、三分农业、三分军事。学校的学生主要来自农村，大多数是徐州周围，如睢宁、宿迁、邳县的农村青年，也有徐州市内和沛县的青年。教师的成分很复杂，赵光涛兼校长，他本身是CC 派，他同我之所以长期联系，主要是从义气出发，因为我的老师介绍我到他领导下的民众教育馆做馆员，又能为他搞各种教务，在教学上帮了他不少忙，但是他并不知道我的政治身份； 我则利用他的社会地位，一方面有适当的社会职业，另一方面以这种职业和他的社会地位为掩护，从事党的秘密工作，直到徐州沦陷前，我和赵光涛之间始终是这样的关系。学校的训导主任齐振亚也是国民党党员。教务主任华景芳，其政治思想状况没有搞清。事务主任白兴民，蹲过上海法租界的监狱，因受过电刑，脑子受刺激，政治身份不清楚。教卫生课的张德纲也是CC 分子，他毕业于二陈办的江苏省公共卫生学校，我又从民众教育馆拉了几个人如陈筹、凌静等，算是自己了解和可以掌握的进步力量。
赵光涛派我任校务主任，实际上是代他全面管理这所学校，但我当时考虑到学校里的人员构成比较复杂，教师各有各的立场，多数人我不熟悉。学生来自各地，政治倾向也不明朗。所以，我的工作比较慎重，我先在学校里组织了文艺座谈会和时事研究会，想以此考查和了解学生的思想状况。经过一段时间的工作，在学生中间没有发现进步活动，倒是发现有破坏活动。二年级有个学生就是特务分子，我的活动经常被他泄露出去。此后，我更加警惕有。一次，我和事务主任白兴民从坝子街上的民众教育馆回校，看到我办公室墙壁上有用粉笔写的标语：“打倒国民党！”我当即叫白兴民擦掉了。因为那时学校里并没有进步学生组织，这是特务设下的诱饵，故意搞给我看的。1937年春天，徐州市的学生中间出现了救国会的活动，或叫学生救国会，或叫学生读书会，在学生或群众中做些抗日宣传。救国会的活动也影响到农民生活学校，当时，我也通过学校的时事研究会探讨些抗日救亡的问题，慢慢地在农民生活学校也涌现了具有进步爱国思想的学生，但是不久学生读书会的活动又遭到国民党的破坏，不少人遭到逮捕，曾在《徐报》上看到有十七个人声明脱离学生读书会的启事。在这种情况下，一些进步学生或者隐蔽起来，或者跑向解放区。如读书会的会员顾玉田，就是凌静给了他路费跑走的，大约是在1939年到1940年，他在山西省担任一个县长，1942年任专员，在战斗中牺牲。又如刘剑，从徐州跑到延安，进了抗大，抗战开始后， 又回到徐州，担任了第五战区青年救国团的团长。
那一年的暑假，绥远省有个暑期训练班，聘请俞庆棠或赵光涛去那里讲课，他们都不能脱身，让我前去我路过北平时，正是卢沟桥事变前夕，全城气氛很紧张，每天晚上散电影后，学生都成群结队地在唱救亡歌曲，警察也不敢干涉。卢沟桥事变那天晚上，我踏上了平绥路，在火车上看到卢沟桥事变的号外，我意识到战争要全面爆发了。
我那次到绥远有两个任务，一是讲课， 二是代表徐海民众给傅作义部队授旗，祝其在百灵庙取得抗战大捷。另外，当时北平的三个红色教授杨秀峰、黄松龄和张友渔，以及抗日救国会的张宗麟等，都正在绥远讲课，我也很想见见这几个有学问有影响的进步教授。到绥远后，与他们中的有些人有些接触。我在那讲课时间不长，7月底即绕道太原返回徐州。
回徐州后，气氛很紧张，日本的飞机不断进行空袭，民众教育馆的赵光涛、徐毓生等，都丢下教育馆到西安去了，名义上说是准备迁馆，其实是害怕战争借故逃跑。农民生活学校里也是人心惶惶，有的人说继续办下去，有的说不办了，学生们也无所适从。针对这种情况，我对学校进行了整顿，把学生组织起来，进行抗日宣传。学生们听说进行抗日宣传，也都热情高涨。
正在这时，苗宗藩突然到学校来找我，原来他已经出狱，并和组织接上了关系，到校后向我传达原苏鲁豫特委书记张光中同志的指示，说上级党组织要找我接头，商量重要事情，问我这里能否落脚。我说可以。1937年8月中旬，张光中陪着位同志到学校来找我，说要开始恢复和重建徐州地区党组织的工作。来人是河南省委特派员刘文同志，他们指示我与他们共同进行党的重建工作。
我出狱后近一年的时间和组织接不上关系，这次直接在组织领导下，从事党的工作， 心情十分兴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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