沛县是汉高祖刘邦的故乡，沛县中学就坐落在县城中心的歌风台畔。进校门便是刘邦衣锦还乡宴请乡亲父老的地方，后人为了纪念，在此修建了歌风台，置有石碑，书写着刘邦的《大风歌》：“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安得猛士兮守四方”。目睹此情此景，自然会使人们联想到我们祖国悠久的文化历史。但沛县中学原任校长朱少三是沛县国民党党棍大流氓，因吸食鸦片，学校的教育经费被他贪污了许多，学校被他搞得一塌糊涂，校舍破烂不堪，教具残缺不全，学生也不多。我到校后，和苗敬商议，想起对学校进行整顿和改造。当时，我们都年轻，有干劲，决心想把学校办好。我向苗敬表示，头两年，只要能吃饭穿衣，有来往路费，可以不领工资。我们合理安排上面发下来的经费，增加了班次，维修了校舍，添置了教具，很快使学校的面貌焕然一新。
在教学方面，我们没有机械地按照国民党政府规定的课本上课。把原有的公民课改教时事政治，还常常讲艾思奇的《大众哲学》。国文课基本上是讲文章，如选讲过高尔基的《海燕》，鲁迅的《狂人日记》《阿Q 正传》，郭沫若的《女神》《三个叛逆的女性》，以及蒋光慈的《鸭绿江上》《少年漂泊者》等，向学生灌输些进步思想。
为了活跃学校的文体生活，每天拂晓，我就带着学生，喊着口令，沿着沛县城墙跑步一周。同时，我们还在学校里组织了话剧团京剧社，经常排练演出一些进步戏剧。一时间，使沛中生气勃勃，充满了活力。群众看到学校面貌焕然新，也对学校采取了支持信任的态度，把子弟送到学校读书，学生不断增多。
我们在学校的教学与各项活动，逐渐引起国民党县当局的不满，他们制造散布了各种舆论，说沛中是共产党插手的学校，常常借故找事看来，不可避免地要发生矛盾和冲突。
第一次大的冲突是1935年9月的一天，国民党县政府突然通知学校，到簧庙广场参加纪念孔子诞辰的集会，但我们接到通知时，距开会的时间只有七分多钟，即刻整队跑步入场，但还是迟到了。县长苏民为此大发雷霆，横加训斥指责，沛中师生不遵守政纪、目无官长、蔑视孔圣人遗教，必须整顿。
当时，我便感到苏民此举不过是借题发挥，因为国民党县政府几乎每星期都要在孔府前的广场上举行“周会”，包括沛中在内的县直各单位都要参加，而县长苏民每次都要在会上训话，他一开口就是希特勒如何如何，我们都很反感对他的讲话内容，我们每次回校后都要进行“消毒” ，这些情况可能已传到苏民耳内，因此，借端对沛中发火。对于苏民的法西斯作风以及多次散布的法西斯思想，特别是这次对沛中的无理指责，我感到有必要驳斥。因此，他讲话后，允许自由发言时，我上台讲了话。一方面摆出事实，驳斥了他对沛中的指责不符合事实；另一方面提出，希望他不要用希特勒的法西斯手段对待学生。苏民听了我的发言，火冒三丈，暴跳如雷，没等我把话讲完，就指挥四个国民党兵，用驳壳枪把我拘押起来。对他这种色厉内茬的举措，我泰然处之。但沛中的学生见我被抓，群情愤慨，二百多名学生手持童子军棍，齐冲向主席台，齐声高喊：“不许抓人，放开郭老师！" “放开郭老师！” 整个会场，顿时民怨沸腾、乱作一团。我则依旧昂然站在主席台侧，看苏民如何收场。
苏民原来不过是想恐吓下沛中师生，此时眼看事态闹大，二百多名手持童子军棍的学生也不好惹。再者，沛中的师生也联系着社会的各个方面，同时，他也抓不到我其他任何口实。因此，经过校长苗敬一与沛县民众教育馆馆长张馥亭等人的斡旋和圆场， 不得不把我当场放开。但事后，苗敬一竟背着我在《沛报》上刊登了个启事，以他的名义说：“我校教师郭某某在纪念大会的讲话中冲犯了县长，特赔礼致歉” 事后， 我看到这则启事，非常生气地质问苗敬一，为什么登这样的启事，事先不同我商量， 这不是向法西斯投降吗！苗敬一则笑了笑说，我们不是为了培养学生吗？ 这样做只是为了避免把事情闹大，也便于你继续留校工作，你就不必那么认真了。然而，这件事却使我对苗敬一这个人产生了想法，别看他平日里指陈时事慷慨激昂，但到了关键时刻，却这样的没有坚定性和原则性。
还有一次冲突是，距前次事件不久，有天晚上，沛中话剧团在县政府礼堂演出话剧《牺牲》，这是左联的个剧本，我是导演，又饰演剧中的主要人物。该剧主题是宣传抗日，内容梗概是说东北义勇军的支队伍，在一次战斗中失败，许多战士受伤，排长被俘，后遭日军枪杀，排长在牺牲前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从剧本内容到我们的演出效果，宣传抗日的情绪十分激烈恰好，那天县政府的些官员也都在台下看戏，当听到我扮演的排长高喊“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时，他们便在下面跺脚乱叫：“这是共产党宣传！这是共产党宣传！” 还唆使些特务跑到后台，强令我们停止演出。我当时即和他们据理力争，我说：“为什么宣传抗日就是共产党宣传，难道全东北的人民群众都是共产党吗！"
不过，经过这两次冲突后，我就成了国民党政府特别注目的人物，他们听到我的名字， 便如芒在背，把我视作眼中钉肉中刺，我自己也感到，为避免不必要的牺牲，时时事事都应谨慎从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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