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徐州党组织遭到了破坏。我在铜师学习时，学校似乎没有党的组织，但有进步同学，我那个班就有几名进步学生，其中个就是杨涵之，他在抗日战争期间，还同我一道工作过，在铜山工委期间，我是工委书记，他是宣传委员。
1929年春天，学校里发生了一次风潮，概言之谓“迎胡驱郑”。近几年，有人回忆那次风潮说是次进步学生运动，我则认为这种说法不符合，当时的真实情况。
所谓“驱郑”，是指驱逐当时铜师的校长郑梦九；“迎胡”，则是欢迎国民党铜山县县党棍胡锡三出任铜师校长。那次事件，完全是国民党铜山县党部为夺取铜师的领导权而挑动策划起来的，并不是什么进步学生运动。因为“四二 ”政变后，国民党迅速夺取了徐州的领导权，委任了新的铜山县长，建立了县党部区党部以及工会农会商会等系列机构，接着又安插党羽，相继夺取了徐州中学和铜山一小、二小等学校的领导权。他们认为铜师的郑梦九是老派人物，不属国民党新派系统，应把他赶走 换成自己的人马，于是策划了“驱郑” 风潮。
国民党事先在徐州市南郊云龙山兴化寺，秘密召集了七八十个学生开会，挑动策划他们闹事，而后，与会者又按国民党的意图串联了些人，迅速掀起“驱郑”事件，他们提出“驱郑”的理由有三：其一，说郑梦九是“军阀余孽”，根据不过是郑办学校早，是国民党占领徐州前该地区教育界的所谓“四大金刚”之一； 其二，说郑辱骂学生，把学生都骂为“贼”，根据不过是郑在次讲话中说学生中有些人“宅心不忠厚”，这本来是句老辞，学生听不懂，把“宅” 字误听为“贼”，传开来，便说郑梦九把学生都骂成“贼”；其三，说郑贪污了学生的伙食费，但我当时是膳食委员会主任， 也并没有掌握郑贪污伙食的根据。
国民党准备抬出来当校长的胡锡三是新牌国民党。我因目睹“四一二 ”政变后，国民党到处“清党”，屠杀共产党人，对国民党已产生反感，觉得把这个新牌国民党迎来，只能使学校更加法西斯化因此，我对“迎胡驱郑”很冷淡，尽管那次事件是以学潮的形式表现出来的，背后却有反动势力的支持与策划，决不能笼统认为：凡是学潮， 凡是学生运动，都是进步的。判断一次学潮的进步与否，关键要看其运动的方向，要看其究竟支持什么反对什么，是否符合历史发展方向。
由于我是校学生会主席，在同学中有一定影响，国民党势力竭力拉拢诱惑我参加“迎胡驱郑”风潮。我则基于上述认识，拒绝其拉拢诱惑。我表示：“驱郑”未尝不可， 他是个老派人物，思想守旧陈腐，教不出什么新的东西；但“迎胡”也未见得会给学校带来什么益处。我既不反对“驱郑”，更不积极“迎胡”，实际上是采取了中立态度。
但 “迎胡驱郑” 风潮，终于在国民党的煽动支持下获得成功。我由于没有和“迎胡” 派站在起，便被新当权者视为眼中钉肉中刺，他们唆使一些人不断对我进行讽刺挖苦和恫吓，特别是我看到胡锡三来到学校后，校园里的政治环境越来越坏，在这样的环境中学习，感到憋气，决心离开铜师。所以，没等到毕业领取文凭，我便毅然退学了。
许多人对自己的青少年时代都留下了美好的回忆，我的青少年时代则是在贫困与饥饿中度过的但在困境中，我并没有低头和气馁，心想读书求知，寻求新的出路，困苦险恶的环境也磨炼了我的性格，使我较早地认识了社会与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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