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进城找到他说明来意后，开始他也感到为难后来，他费了很大力气， 给我找了一所法文补习学校，这所学校是专门为陇海路的职工服务的， 铁路职工子弟进了学校，学点法文，将来可以在陇海路找个事情。学校每天就学习两个小时的法文 没有别的课程，边读法文，边还可以干些活，是个边工边读的补校。在这里学习，费用很高，买一套法文课本一元现洋，每月还要交两元现洋的学费。这样高昂的学费，对我这个贫苦的农家子弟说来，实在是负担不了。但既然进了城，又没有别的出路，只好硬着头皮，一方面靠家里东挪西借，另一方面靠伯父支持接济，总算报名进了学校。说是进了法文补校，实际上既没有地方住，也没有地方吃饭后来，还是我伯父给想了个办法，他设法让我住在教堂为教友做弥撒用的房子里天主教堂的教友，每到定时间到这里来做弥撒，平时则空着我伯父背着教堂神甫，偷偷让我住在这间屋里，这间屋平时上锁，屋里空荡荡的什么也没有，就是空地板晚上我住进去，天不亮就出来，再加上锁，因为教堂的神甫经常查房，如果被他们发现，不仅我不能住， 连我伯父的工作也会受影响。
这个教堂，就在徐州青年路教堂里有个加拿大神甫，他从我伯父那里知道我在念法文，可是又不常见到我，有次当他看到我时，就漫不经心地昂首对我说：“要想念法文嘛！就要坚持，三天打鱼两天晒网，是念不成的，懂吗？”学贵有恒这个道理固然是对的，但是他不知道，对于个没吃没住的贫寒子弟说来，这又谈何容易因此，我看到那个神甫趾高气扬的神态，反而很厌恶。
不管如何，住的问题总算得到了解决，吃饭的问题又怎么办呢？每月两块钱的学费都是七拼八凑弄来的，哪里还有钱买饭呢？经常是忍饥挨饿，往往是伯父到教堂领饭，夹带着多领点，不过是每顿饭多领两个杂面饼子，敲起来叮当响，没有汤，连点热水也没有，有时连这样的杂面饼也吃不到。就这样，东躲西藏挨饿受冻，求爷告娘地念了五个月法文补习学校。
后来，实在是坚持不下去了，每月两块钱的学费无处凑集，住的地方又不牢靠，一天吃不上顿饱饭。在一点办法也没有的情况下，我不得不跑回农村家里。我父亲见我跑回来，还嘟嘟嚷嚷地吵着，说是到城里念书，花了那么多钱，也没找个事做，怎么就跑回来了呢？他不知道我在城里的苦处，我只好对他说：“这个书实在没法念！"
在家里待了大约个暑假，或下地干活或胡乱翻些书，感到愁闷仿徨。心想已经念了七八年书，高不成，低不就，种庄稼已感到插不上手，到社会上找工作，又连个什么文凭也没有我不忍心就这样半途而废，仍想继续读书。恰好，当时有个同学来找我，说他有个亲戚在徐州，可以想法介绍我们去读正规的新式高小。前两年，我就向往和追求新式学堂，现在既有可能，何不去试试呢？因此，我又说服了父亲和哥哥，再次去到徐州。
当时，徐州还叫大彭，通过这个同学的位亲戚，把我们介绍到大彭市立小，我从四年级读起，课程有国文、算术、英文、音乐、体育、工艺、图画等。多数课程对我说来，都不困难，困难的是英文和算术。为此， 我又上夜校补习英文、算术。当时，我已十四岁了，又深知读书不易，学习很刻苦，经过短时期的补习，不仅把所有的功课都赶上了，而且成绩是班上最好的一个。
小学学习是个人的启蒙时期，虽说已是六十年前的事，但大彭一小的校长和老师至今我还记得，班主任叫何从周，他是个地下国民党，那时军阀混战，共产党和国民党都处于地下。我的班主任老师有个朋友叫陈影秋，就是个地下共产党员，因为班主任老师的关系，我和他也有过接触，还有几位老师如邢筱亭，当时的思想也倾向进步，后来我知道他也入过共产党。校长乐兴初，虽是个前清秀才，但对学生很关心爱护，学校里本来没有宿舍，因为我家离城远，乐校长便设法在学校给我安排了个住处，他知道我家里穷，还免收我的学费和宿费。我一直牢记这位校长对我的帮助和培育，没有他，我很难坚持读完高小。新中国成立后，我打听到他直在徐州，因为无后，没有依靠，生活困难，我便接济他，生活费从新中国成立初期起，直到1962年他去世为止，每月寄十几元钱给他，始终保持着师生间的情谊。
在大彭一小读书，虽然有师友帮助，但仍然很困难吃饭就很成问题，买饭不可能，在学校搭伙交不起伙食费，只有从家里带干粮。我们家离城往返有百里路，只好每星期回来次，从家中带些窝头和杂面饼子，背上口袋到学校刚带到学校还可以吃，过几天硬得敲起来叮当响；冬天还可以，等到夏秋，饼子常常发霉，实难下咽有时，父亲给我几个铜子，我就交给丸子店，请他们在丸子汤里把饼煮下。后来，我曾经回忆当时的生活情景说：“忆昔远读书，干粮百里送饼霉难人唇，饭稀如照镜”的确是当时生活状况的真实写照。
我的阶级意识发蒙得较晚，在农村读私塾时，对于地主对农民的剥削，农民与地主间的对立和斗争，考虑得很少，只知道家里穷，可为什么穷，怎样改变这种处境，却没有想过初到徐州读高小，也是味读书，不问政治。
后来，有件事使我很受刺激。大概是1925年，当时军阀互相开战。有次徐州城被围，我不能回家拿干粮，甚至连几天饿肚子。无奈之下，想起父亲曾对我说过：必要时，可以找在城里开文具店的东家，我们租种他们的地，又给他们干那么多活，有困难总得接济下，我只好硬着头皮，去找那个朱东家和老板，向他说明借几块钱买饭吃。他倒是二话没说，很慷慨地借给了三元钱纸币。我当时很高兴，没有数也没有看，就拿着回学校了而后，才发现原来是贬值的张宗昌纸币，一元顶多值两角我又急忙去找那个姓朱的，他却生气地板着脸说：“我们根本就没有这种票子，你少赖账！”我没有想到这种有钱的人竟如此卑鄙，气得什么话没说就走了后来，他也许觉得这样太过分，便派了经常到我家收租的账房先生找我说：“那三块钱就算是东家送给你用的，不要介意”等等我说：“谈不到介意不介意，我算是认识人了，这三块钱我定还给他，决不要他的施舍！” 过去，我印象较深的是族姓压迫，而对于地主对农民的剥削压迫，则比较迟钝，通过这件事，我才逐渐有所认识。
1926年，在我读小学六年级时，北伐军打到徐州，我从自身遭遇出发，渴望北伐军获胜，以结束军阀割据的混乱局面那时，徐州还没有学生联谊会。是年秋天，凡是徐州的中学与高小以上的学校，每校派两名代表，在铜山师范开联络会，我是大彭一小的代表，联络会在铜师开过两次会，商议如何打倒军阀，支持北伐军，甚至议论到如何开城迎接，等等我们想得很简单，其实军队来就是几十万，离城很远就扎营围集，怎么开城迎接呀？但却反映了那些年轻人的心理。后来，我还和些同学到徐州云龙山凭吊北伐阵亡将士墓，并写了诗句：“木牌漫灭衡阳郡， 雁过衡阳不见君自古泪罗多奇气，时来大地起风云” 还记得1927年上半年宁汉分裂后，我的班主任在课堂上讲：“什么宁汉分裂，我看是争权夺利” 他的话虽然不尽妥当，但对我却有不小的影响，从此，我的头脑中有了政治斗争的概念。与此同时，“四一二 ”政变前后，蒋介石背叛革命，实行“清党”，一些共产党人惨遭杀害，有些竟是我熟悉的老师，也使我对共产党人产生了同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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