铜山历史悠久，有文字记载的历史已“越四千余岁”，其最古的名字叫大彭国，周朝叫彭城，秦朝实行郡县制以后，又称彭城县，秦以后两千多年，虽多次变更名称，如叫吕县、梧县、徐州等，但其地域建制却基本无多大变化。
铜山县这个名称是清雍正十年（1733 年）才正式定名的，至今也有二百五十多年的历史了，雍正十年，徐州升州为府，另设铜山县，以代替过去的彭城县，而当时的徐州知府仍驻在铜山县，清代的徐州府辖七县州，即铜山、肖县、丰县、沛县、宿迁、睢宁、砀山和邳州。辛亥革命推翻清朝后，废徐州府，仍留铜山县，县署仍置于徐州城，所以铜山县和徐州市的关系，自古密切，有“徐州铜山本一家”之说。
铜山县地处微山湖南端，县名所以叫铜山是因当年微山湖边有个铜山岛，因岛而得名其位于江苏省北部，与山东、安徽两省交界，环绕在徐州市周围京杭大运河穿境而过，又是津浦陇海两大铁路的交叉点，由于地理位置关系，铜山这个地方自古以来便是“兵家必争之地”。据史书记载，自周秦以来，在这里发生的大规模战争就有两百次以上，因此有些诗中说“自古彭城列九州，龙争虎斗几千秋”,“九里山前摆战场，牧童拾得旧刀枪。”在旧社会，频繁的战争给铜山带来的灾难可想而知。
马兰村这个村不大，村里的住户不多，起初只有六七户人家，后来才慢慢繁衍增多。村中的郭姓就我们家这户，还是从外乡逃荒来的。我父亲对我讲过，他的高祖乃一筐一担从外地落难到此，实际上也就是背筐挑担，沿街乞讨，来到这个村里。
我的祖辈从外乡到马兰村以后，举目无亲，家无片宅尺土，四处求告，才被允许住在户地主的草房里，被人称做“住房户”；为了养家糊口， 又不得不租种地主家的土地，所以又被称做“种地户”。因住地主家的房，种地主家的地，除缴纳苛重的租税外，还要无偿为地主家服各种劳役。那时候，兵荒马乱，常年闹灾，铜山又多丘陵，这一带农村没有多少可耕的土地，居住在这里的贫苦农民经常是靠打零工做杂活维持生计。我的祖辈无房无地，又住在人家家里，当然得听凭东家使唤，实际上可以说是主家的奴隶。我小的时候， 还常看到祖父和父亲为地主家干各种杂役的情景因此，我曾在一首小诗中说：“我家本是田舍郎，祖孙三代住人房”。
我父亲这个人是个好庄稼手，他不仅很有力气，而且会干各种活计论种地，耕精犁耙，样样内行；论手艺，也可谓能工巧匠，能做木匠活，还会弹棉花，磨粉条。我还有个哥哥，比我大七岁，由于家里穷，他没读过天书；人很老实，只知埋头干活，自然成了我父亲的好帮手。由于父兄勤劳能干，又很俭省，这样我家的日子还算过得去。在我十三四岁时，父亲把原来住地主的那些房子买了下来，不过是数间草房，但这可说是家庭的大转折，毕竟算是有了自家的房子，父亲和母亲内心的喜悦可想而知。从有记忆起，我很少看到过母亲有真正的欢笑，买下草屋前后的那些日子里，她才绽露过发自内心的笑容。
我父亲因为能干活，又有我哥哥做他的帮手，家里又多租种了些土地。村里的地主，一家姓朱，一家姓孙，我们家租种的是朱姓的土地。这家地主除有大量土地外，还在徐州城开着笔墨文具店，他们家仅在我们村就有三顷多地，全部租给农民种，他们家的人，除看家护院的以外，多住在城里。只是到了收获季节，才回到乡下收租子，这家三石五石，那家两石八斗，主要靠我父兄挑运，为了能租种他们的地，不得不干这些苦差，因为这家地主很厉害，贫苦农民对之稍有怠慢，他们就要收回土地，不让再为租种。我父亲唯恐得罪他，每逢其下乡收租时，总是跑前跑后，张罗不停。那时租子很重，按年或论季交纳，定下租额，不管年成好坏，都要按量交足。当时的土地收成很差，种小麦也只是百十斤的收成，能收到百五十斤左右就算是最好的了，种高粱也只能收百把斤，但不管收成多寡，欠租还不行。由于我父亲有力气，又会干活，通常情况下，我们的收成都还可以。再加农闲时，他又做点木工，磨些粉条， 或赶个脚，家里逐渐活便了些。不久，又给我哥哥收了个童养媳，又多了个干活的人手，家里的日子才好过了点。
但是旧社会的农村，由于几千年的封建习惯势力，贫苦农民除受地主压迫外，还受族姓压迫。我们那个村基本上是孙朱两大姓，我们家周围的都是孙姓，他们依仗人多势大，常靠族姓力量压迫人，地主阶级也利用宗族习惯，来扩张自己的势力。譬如村里有各种可以勒索人的公差，有便宜的事，都派本族姓的人做，如村中的看青的打更的，等等，而后他们又以各种名目收你的打更费看青费，愈是外姓的愈多要，如若不给， 他们就借看青之机，或偷或毁你的庄稼。我父亲呢，他方面勤劳俭省， 另方面又是犟脾气，生性不服人，不愿受欺侮和敲诈，遇上不合理的事，常和那些人吵嘴，急了甚至打架。而对方人多势力大，每次他都是处于挨打地位，一年总要挨几次打，有时甚至被打得鼻青脸肿，浑身淌血他有时不服气，到村公所告状，但村公所又都是大姓的把持，也按宗族习惯，袒护同宗同族，刁难欺侮外姓人，常使你有理难申。我父亲长年累月的就是在这种环境下受气生活，每逢遇到我父亲挨打受气，我母亲便十分担惊害怕。我母亲是旧社会典型的农村劳动妇女，她吃大苦耐大劳，又心地善良，再苦再累都能忍受，又关心丈夫，疼爱孩子。为避免我父亲更多地挨打受气，一旦发生事端，她便到处磕头赔不是有时，村中那些大姓人气势汹汹地打上来，我母亲就赶紧把门关起来顶起来。那些找事的人，仍不善罢甘休，甚至端着石臼或抬着大木桩子，把我家的大门砸开，追着我父亲乱打一气，这就更增添了我母亲怕事的心理，她怕我父亲惹事受欺，宁肯自家忍饥挨饿，去给别人家送礼，少者送两斤面，多者送三五升粮食，以便息事宁人，缓和冲突。她知道我父亲是个宁肯挨打也不低头弯腰的硬汉子，所以她给人家求情送礼，都是背着我父亲做的。那时候我年纪小，不懂人情世故，更不理解我母亲的苦衷， 不愿意让母亲把家里的粮食送给人家，就任性而顽皮地对母亲说：“再把家里的粮食送人，我就告诉爸爸！”我母亲便气得打我又哄我，这样的日子实在难熬。
我父亲还有个怪脾气，他在外边挨打受气后，又总是回家向我母亲发泄，常常是没头没脑地把我母亲乱打一顿。而我母亲又总是逆来顺受，从不反抗，听凭父亲打骂。几千年封建传统思想的影响，劳动妇女在旧社会的地位更为低下，我母亲不仅承受着繁重的家务和农田劳动，还要遭受族权夫权的重重压迫。在我的记忆里，我母亲一生一世，就两身衣服，一身单，一身棉，年年月月，洗了补，补了洗，浑身上下都是补丁。她一辈子就是一床被子，没有享受过人世间一点温暖和幸福，我父亲对她很粗暴，我们兄弟年幼，不懂得也没有力量分担她的苦难和辛酸。在我十二岁那年，母亲突然得了霍乱病死去。她发病的当天上午，还在地里劳动，实际上她早就病了，咬着牙，强撑着，没有给任何人讲，仍忍着苦痛，埋头干活，直到病重发作，倒在地里，才由哥哥和我哭着把她抬回家她。一病不起，又请不起医生，三四天后，便丢下我们，含恨去世。母亲死前，我和哥哥都站在床前，她看着我们弟兄俩，少气无力地说：“孩子，我不行了！”又叮泞我哥哥说：“以后要好好照看弟弟， 不要打他，苦命呀！” 说着，便闭目长逝。当时，我趴在母亲的尸体上哭得死去活来，母亲埋葬时，连口像样的棺木也没有。
几十年来，我一直怀念着我那受苦受难勤劳善良的母亲，想起她的悲惨遭遇，就痛楚不已！甚至恼恨我父亲对她的毒打和虐待。
浏览：1191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