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较普遍的是有大衣就没被子，有被子就没大衣。当时有句话，叫作“两个连队一套被装”。“头九不算九，二九冻死狗，三九四九石头裂口，五九六九穷人伸手。”“冻死狗”和“石头裂口”的时候，正是仗打得最激烈的时候。地是白的，山是白的，天是白的，连太阳都冻白了，像滚上去的一个雪球，冷冰冰挂在天上。积雪冻得像冰一样坚实，大地冻裂了，张开一道道纵横的口子，极易蹩断马腿，老百姓称之为“鬼呲牙”，“鬼咬腿”。“大烟泡”一刮，天昏地暗，睁不开眼，迈不动脚。风助火势，也助寒威。无风零下30度不觉太苦，有风零下10度就苦不堪言。狂风吹透衣裤，拼命劫掠热量，脸像针扎刀割似的。样板戏中少剑波的小分队披件白斗篷，斗篷如银似雪；而战场上战士的斗篷像孩子尿布，布片黄渍灰花。两个鼻孔喷云吐雾，脸上眉毛胡子全是霜，远远望去，天地一色中，队伍就像腾云驾雾。最易冻伤处为手脚、耳鼻和面部。最初感觉疼痛，不久麻痹，抓摸无感觉。开始皮肤呈红色，继为紫色，后变成白褐色。深紫色尚可治愈，白褐色即无望治愈了。（张正隆著，《血红雪白》，网络版）
走路靠脚，脚是宝贵的；走好路才能打好仗，伤了脚不能走路就打不了仗。脚，的确是革命的本钱。那时候发服装，衣服长了短了肥了瘦了，无所谓。最要紧的是鞋，是鞋合不合脚。那时发鞋没有现在部队这么多程序，号码尺寸也没有现在那么标准，那时穿的戴的一堆发下来，大了小了先班里调，班里调不开连排调。再调不开，有人就和老百姓调，别的违犯纪律不行，为了脚，领导睁只眼，闭只眼，一般都能原谅。当班长的基本功，也是管理教育最基本的一条，就是得把全班同志的脚管好。到宿营地，正副班长三件事，一洗脚二喝水三吃饭。买柴找锅烧开水，什么不管先管脚，吃不上饭也要洗上脚。先温水，再加热，把走麻了的脚烫得觉出痛才算好。觉出痛了就是血液流通了，脚就是你的了。烫完了再挑泡。正副班长要一个个检查。有的睡得死死的，耳边打雷也不醒。班长就得给洗，给弄。不然，第二天你就得替他背枪，背背包，甚至背人吧。如果掉队了，不冻死也得饿死，十有八九别想归队了。那时战前订立功计划，第一条大都是“行军不掉队”。凡是能打仗的部队，都能走路，都是铁脚板，飞毛腿（张正隆著，《血红雪白》，网络版）。
很多老兵都有走路睡觉的经验，有的拐个弯儿还走，部队停止前进了，撞到前边人身上是常有的事，有的睡着就栽倒了。若是夜间未被发现，冰天雪地中，就再也醒不来了。今天的绝大多数人，很难想像出穿着汗淋淋的空筒子棉袄，在冰天雪地的“大烟泡”中跋涉的情景，也难以领会到在没膝盖深的积雪中穿着露脚趾头的张嘴鞋，全副武装行军的滋味。饭走着吃，觉走着睡，尿也走着撒，都撒裤子上了。后来也没尿了，都顺汗淌了，干透腔了，渴得嗓子冒烟。遇上水不管干净不干净，只要一个人开喝，大家都凑上去趴着喝，老牛似的咕咚咕咚灌一肚子再跑路。现在的人若灌那麽一家伙呀，都得去火葬场爬烟囱！那时候的人真是特殊材料制成的。走时一身汗，停下一身冰。连续地走，不停地走，吃不好，睡不好，体质差点，再生点病，这后果就难料了。行军累死的也有，那绝对不是耸人听闻。人的承受能力本来是有限的吗？讲怕苦怕累，主要就是怕走路。不怕打仗怕走路不是个别现象。黑土地上的行军纪录，先有一师三下江南一昼夜140里。接着，二师创一昼夜150里（张正隆著，《血红雪白》，网络版）。
由于对困难估计不足，对新的作战地区情况与特点不熟悉；对装备精良的国民党军的战斗力估计不足；伪满武装虽已基本解除，但伪满下层政权依然存在，土匪及地主武装活动猖獗；国民党反动派对匪伪的加封委任、收买收编和纵容任用，更加助长了东北匪伪的势力，社会秩序极其混乱；人民群众由于长期受日伪欺骗和国民党的反动宣传，对共产党和人民军队不够了解，甚至疑虑重重，对我进入东北的部队害怕、躲避、疏远。这些不利情况，引起了部分官兵的情绪波动，好多部队出现了严重的逃兵现象，有的甚至成排成连的集体逃跑。刘兴元通过调查研究发现逃亡原因主要有三：一是怕苦，二是怕死，三是离不开家。那年头不打仗的时候像节假日一样少，随时都可能流血牺牲。怕苦怕死就想家，家里再苦没有死的威胁啊！一些打仗很勇敢的人也开小差，就是舍不得离乡离土，中国农民的传统心理是看家守业。刘兴元针对部队中暴露的这些问题，及时采取了党员、干部为骨干“结对子，一帮一”的措施。大小干部，特别是当连长、指导员的，主要是帮助教育重点人。谁不高兴了，谁发牢骚了，谁想家了，这些都是“思想苗头”，要随时掌握。发现异常，立即报告。一仗下来，特别是打了败仗，更要瞪大眼睛。为防止出逃兵，党员，正副班长，战斗小组长，一般都有个“巩固对象”。站岗，值勤，出公差，都在一起，睡觉也挨着，醒了摸一把。“巩固对象”要上厕所，马上跟去。有的“巩固对象”就说：“你别跟着了，我不能跑。”骨干就说“我也是来尿尿的。”有的骨干怕自己睡得死醒不来，用根绳悄悄把自己和“巩固对象”拴在一起，一动就拉醒了。每到一地，除正常岗哨外，还在村外放几处暗哨。刘兴元还利用行军作战间隙，深入各团召集政治工作干部，向他们反复阐明党中央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战略意图。反复向战士讲明利害关系：“当逃兵不但丢人，而且更遭罪。不说咱自己队伍对逃兵有纪律，你们想想，上千里路，人生地不熟，又没有钱，怎么走？军装能脱了，口音能改得了吗？国民党抓，地主土匪打，汉奸特务也收拾你。即便到家了，地方政府还动员你参军”。有的战士当即表态“叫跑也不跑了”。从而鼓舞了斗志，加强了团结，坚定了信心。因而，第二师就很少有逃兵现象（张正隆著，《血红雪白》，网络版）。
（作者：刘欣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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