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忆父辈的足迹(七)抗日烽火——肥城

看山水 发表于2020-04-28 23:29:48

 1938年6月徐麟村从大峰山独立营调回肥城,担任肥城县第一任县委书记,因当时国共合作时期,为了不过度刺激国民政府,肥城县委处于地下状态。第一任县委会只有三个人,王少芬任组织部长,王宪笃任宣传部长。县委办公地点设在肥城五区西里村父亲家里。我三个姑姑,父亲第一个妻子,都被动员起来为县委服务,为党工作。从父亲出狱回家乡发动抗日活动之日起,她们都在积极的做力所能及的事情。当时的县委只有徐麟村等三人,而且都分散在区,乡,村里做发展党员和建立基层党支部的工作,有事情需要处理,回父亲家里商量决定。县委会的具体的事情和护理病员的任务就落在三个姑和大妈身上。万晓塘得了重病是在父亲家中治好的,可以说上至爷爷,奶奶,下至家里所有的人都为抗日出力。父亲的堂兄李寿鹤被发展为党员,与父亲家中的帮工郭长佐为县委地下交通员,负责县委与区,乡委,村子里的联系,父亲的本家李福余为联络员。肥城第一届县委会从1938年6月建立到1939年9月徐麟村调离,父亲的家就是肥城县委办公地点,为了更好抗日,更好的为抗战服务,父亲把家里的两层小楼改为一层,并把大院改为小院,这样方便有事迅速撤离。2015年父亲肥城的旧居,列为泰安市保护的革命遗址 。

        1939年夏秋,随着国民政府南逃,泰西地委开始在各县着手组建自己的县民主政府,从部队里调出一些骨干充实地方政权建设。父亲离开部队调回肥城任县长。父亲回肥城时,县政府的基础是九区联合办事处的底子,有的区,村建有自卫队(即民兵组织)。这个时期肥城的抗日形势很好,老百姓基本动员起来,地主,乡绅很多都为抗战出力,有钱出钱,有枪出枪。

        徐麟村任县委书记时,九区联合办事处建有一个独立营,张维之从六支队三团调回肥城后一直任九区联合办事处主任(行使县政府的职能),兼独立营长。115师陆房突围战后,独立营调归115师,肥城就没有党领导下的武装力量了。所以,父亲一回肥城首先抓独立营的建设。肥城有一个叫王正南的原国民党的一位营长,国民党军队南逃时,他没有跟着走,是黄埔军校6期毕业生。1939年3、4月间,王正南带领百、八十人,找到于汇川和父亲想投靠六支队三团,父亲与团长于汇川商量后没有敢要。主要是:三团本来就是肥城国民党保安队改编的,队伍不是很纯洁,王正南带来的人都是兵油子,贸然再把王正南的人收编怕出问题。王正南找到115师东进支队,115师不怕,把王正南带来的人收编了,但王正南本人没有要,让他回肥城继续拉队伍。王正南这次又拉来几十人投奔115师,115师东进支队去沂蒙山区了。王正南找到父亲,父亲正缺人,二话没说把王正南这伙人收编了,组建县独立营,叫独立二营。因为王正南是黄埔军校毕业,懂的训练战士,打仗也有一套,父亲经上级同意,让王正南当了营长。

        独立营成立后第一次比较大的仗,是1939年12月份魏家坊围歼红枪会。起因是:魏家坊红枪会头子丁传玺,徐光贤伙同国民党军队的残渣余孽近千人,住在魏家坊,杀害我抗日干部五人,反动气焰十分嚣张,已经成为肥城抗日的绊脚石,不得不拔除这颗钉子。父亲率独立营把这帮人包围起来,派人立即去六支队求援。独立营把红枪会包围后,红枪会很顽固不投降,组织人光着膀子,戴着红兜兜,高喊刀枪不入往外冲,很多新战士没有见过这阵势,打几枪不中,真以为红枪会刀枪不入,有个连长带着战士往后退,父亲一看不行,让王正南带两个战士利用院墙为掩护,打枪让战士们看看,红枪会是不是刀枪不入?王正南是有名的神枪手,一个战士压子弹,一个战士瞭望,王正南一口气打死十几个人,总算把红枪会打了回去,也给战士们做出了榜样,鼓舞了士气。独立营将红枪会围了两天,等到六支队三团到来后一起围攻红枪会,红枪会就是不投降,退到院子最后个小楼上顽抗。于汇川为了更好的观察地形,前出到墙根底下,突然从柴火垛中串出一个人,用红缨枪猛扎于汇川,多亏于汇川的警卫员张传河一枪将其毙命,救了于汇川一命。最后是用火烧土楼,围歼了魏家坊红枪会。

          1940年初,春节前夕,独立营得到情报,城里的鬼子准备出来,去山区根据地搞破坏。父亲带着独立营准备打一下,鬼子一出城,独立营就在后面跟着,准备在聂庄伏击鬼子,没有想到的是,鬼子一头扎进西里村,父亲一看坏了徐麟村在村里,赶快命人上西里村外的山头上,到处晃人影,告诉日本人,山上有八路。鬼子果然看到山上有人,怕中埋伏,立即出村,也没有顺原路返回,而是顺东里村、杨庄、尚里回城里。独立营在后面追,鬼子在前面跑,一直追到尚里,鬼子不跑了,上了房,机枪就架上了,准备面对面的打。父亲一看形势不好,命令王正南停止追击,不进尚里村,在村外打枪,放鞭炮。鬼子一直不知道八路军到底有多少人,不敢反击,就是打枪不出村,独立营一直围到晚上,看看鬼子死活不出村,独立营就撤了。这次战斗鬼子出来40多人,汉奸队几十人,毙伤敌人几名,独立营无一人伤亡。父亲说:独立营武器太差,没有机枪,没有多少长枪,都是老套統子,有些手榴弹,要是有机枪,够鬼子喝一壶的。

        1940年夏天,鬼子集中500多人,对在肥城驻地的泰西军分区和地委机关扫荡,头天黄昏,部队和机关在红山集合,向肥城棋石岭地区转移。拂晓部队在张杨庄北与鬼子交火了,军分区司令员王绪坤(王力生)立即下达抢占山头的命令,王绪坤司令员带领分区陕北营守棋石岭南山口,李冠元政委带领特务连、警卫连守棋石岭西山口,分区训练队守棋石岭山口。陕北营调出一个连抢占空杏寺的东南山头。父亲与王正南带县独立营伏击日军的后援部队,接应分区,地委机关突围,战斗从拂晓一直打到黄昏,打的激烈艰苦。半夜时分军分区,地委机关突围,突围后在小鲍家洼与父亲率领的独立营汇合。这次战斗是继115师陆房突围战后在肥城境内,打的非常艰苦的战斗,也是父亲在肥城当县长一次大的战斗。父亲说:在肥城一年多时间里,麻雀战,游击战经常打,打的鬼子没事不敢出县城。

       1940年下半年,刘贤权任泰西军分区司令员,把肥城独立营全盘端走,一个兵都没有给父亲留,父亲意见大了,找刘贤权理论几次都没有用。父亲说:给我留一个班也行啊,总有个基础,但一个人都没有留。独立营上调后,父亲带二个通信员,开始了一段地老鼠县长的工作,又重建了 独立二营。

        王正南:解放后任南京军事学院院务部行政管理部付部长(付军级),1952年因所谓“经济问题”判刑十五年,1987年国防大学平反纠正了王正南的冤假错案。评价王正南同志: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建国后,都为党和人民做出了较大的贡献,有一定的功绩。遗憾的是王正南没有看到这一天。

         题外话:王正南自跟定共产党,参军入武后,担任过7纵19旅、20旅参谋长。抗日战争还是解放战争都打了一些大仗、硬仗,只是罢职太早,死的太早很多战斗已经无人知道或无人提起罢了。

 父亲1939年秋到肥城任县长后,首先抓枪杆子,只有枪杆子才能保卫政权,正像父亲说的刚到肥城时晚上睡觉都要睁个眼睛。所以当县长伊始就建独立营。在抓武装队伍的同时,积极基层政权建设,在原有的基础上,更完善各区政府,县政府各科职能的合理划分。这时各村基本建立党支部,党员也由几百人发展到了近千人。

      由于父亲的经历,对党的統一战线政策的理解比较透彻,在县,区乡政府建设上,坚持党的統一战线政策“三三制”。只要抗战,对抗战有利,各阶层人士,都能选配到区、乡政府。用”三三制”建立的县乡村政权,人员结构合理,各类人员都有,很好的体现了党的政策。在完善政府结构后,开展减租减息,合理负担,提高雇工待遇,改善群众生活。为了减租减息得以顺利开展,父亲让爷爷带头给雇工减租减息,给西里村两个小学减賦。为了提高粮食供给支持抗战,父亲让爷爷把100多亩桃园,因地适宜的改种麦子、高粮、地瓜。除留出爷爷,奶奶的口粮外余下全部充公。(父亲在北平被关国民党宪兵三团时,爷爷为救父亲,卖了100多亩水浇地)

       肥城县是当时泰西地区統一战线,“三三制”,搞的最早,最好的县,县政府人员结构合理,各阶层人士都有,抗日热情高涨。由于对肥城上层人士做工作,他们很多参加到抗日阵营里,被鬼子杀害的有:

       朱重武(湖屯三黑之一,肥城商会会长,己为烈士)

        王冠五(教育科长,做肥城情报工作,已为烈士)

        马龙九(于会川当县长,他在五区搞武装,以后当付营长)

        冉定宇(冉庄地主,抗战时期县委宣传部长)

        石斌甫(被杀害)

        范培选(五区区长,被杀害)等都是原肥城上层人物。

       肥城减租减息也是搞的最早,最好的县,是泰西抗日根据地的中心区,地委、分区、专署都在这一区域。

       1939年春到1940年夏是肥城抗日形势最好的时期,日军占领县城外,只有四个日伪据点,没有統一行动,日军不敢出据点。整个肥城除县城外,基本都是共产党的天下,这在泰西地区其它县也是没有的。正象山东纵队政委朱瑞1939年指出的那样,"山东省有两个模范县,这就是肥城和长清!即如肥城县人口有36万,青年约6万,他们已经组织起来就有1.2万人。两个月培养下级干部36O余人。他们干部很多便推动很快,或者说,正因为他们工作很好,所以才能培养大批干部!"

         1940年夏秋之季,独立二营调走之后,肥城没有像样的武装队伍,加上日军武汉会战后,驻华日军最高长官冈村宁次,从重点正面对国民党军作战,改为巩固华北战领区,重点对八路军作战。肥城的抗日形势逐渐恶化,日伪据点增强、增多,鬼子开始清乡扫荡,到1941年肥城的抗战形势严重恶劣,抗日政府活动空间越来越小,以后发展到没有抗日政府的立足之地,泰西地委、专署、分区都转移到黄河西,离开了泰西地区。

       独立二营调走后,父亲带着两个通讯员,开始了白天藏起来,晚上出来活动,到各区,乡,村检查工作,很多次都是日伪军在前头走,父亲在后头跟着,日伪出村,父亲进村。日伪军管父亲叫地老鼠县长,白天不敢出来,晚上出来,悬赏500块现大洋要父亲的人头。这时期日军到处抓捕抗日干部和群众,为了抓到父亲,日伪军多次进西里村抓父亲的家人。三个姑有组织,跟组织走了,爷爷奶奶,大妈东躲西藏,躲避日伪军的搜捕。日伪军在一次突然袭击中,把父亲的堂兄,县委交通员李寿鹤抓了起来,关到鬼子最大的据点演马庄,用火把头烫,灌辣椒水,坐老虎凳,逼寿鹤大爷交待出县政府驻地和父亲的藏身之处,寿鹤大爷宁死不屈,硬是扛下了鬼子的酷刑,一个字都没有说。爷爷拿钱,组织活动,买通了伪军的队长,一个多月后寿鹤大爷被鬼子放了出来,放出来的寿鹤大爷已经是半残废。1970年时,我看他的身上全是伤疤。大妈因为担惊受怕,东躲西藏很快得了重病,不久病逝。

      血的教训让父亲认识到必须尽快新建武装队伍,父亲把四区区小队几十人全部上调县里,又从其它区里抽调几人,十几人不等,组建新独立二营。(后叫县大队)安振田为营长,(后投敌叛变)父亲还兼任政委。(后赵其林)新组建的独立二营,成立后很快就投入了战斗。

        1940年秋冬时节,独立营协助黄河支队付司令员邓克明,攻克蒋庄据点,毙鬼子数名,俘虏伪军100多人,其他鬼子逃跑。

        1941年1月攻克四台寺据点,全歼伪军十几人,鬼子几人,其他鬼子跑了。

        1941年5月,县政府和独立营在转移途中,行至尚里正北十几里地处,与几十日伪军遭遇,独立营先下手为强,打了日伪一个措手不及,缴获战马七匹。

        1941年6月,日军调集8000多日伪军,集中优势兵力,在肥城虎门对泰西军政机关进行“铁壁合围”。当时我方有2000多人,大部分是非战斗人员,在敌众我寡,兵力悬殊的情况下,司令员刘贤权,政治部主任辛俊卿,立即作了战斗部署;命令老一团占据虎门东北的光山;泰安独立营布防虎门东南制高点,阻击安临站的日伪军;父亲带的肥城独立二营阻击从尚里方向来的曰伪军;专署机关(没有地委机关)和其它的非战斗人员,集中起来,准备突围。

        老一团是基干团,战斗力较强,坚守光山与正面之敌,打了几个回合,把日伪军阻于虎门我军防线之外。

         中午,刘贤权命令肥城独立二营帶非战斗人员向西北老僧台方向突围。父亲带着独立营和机关的非战斗人员突围,战斗非常激烈,独立营损失惨重,被迫退回。

          下午,分区又调整部暑,组织力量向西南王庄方向突围,损失较大,突围末成功。下午四时,平阴县独立营前来增援,在白山与日伪军激战,伤亡较重,解围不成,退至牛庄东北,虎门东南的山峪里。

           日伪军疯狂向光山进攻,老一团虽然拼尽全力抵抗,依然寡不敌众,导致光山失守。

          光山失守后,分区把能集中的兵力全部集中起来,向牛庄西南方向第三次突围,但因敌我力量悬殊太大,突围未能成功。

          晚上,分区,专署及泰安、肥城县的独立营都被敌人包围在虎门南面的山峪里,形势十分危急了。在分区研究如何突围的问题上,建议通过肥城县政府做工作从日伪的据点安临站突围。

        把持安临站据点和肥宁公路安临站段的是安临站伪区长赵绪常,以肥城县政府名义与赵绪常接触,赵绪常表示愿意为抗日做些工作,同意八路军借路,是夜十点后,分区部队,专署机关,肥城、泰安独立营等人员,翻过大倚山到王家台,河套洼,经过站北头,顺利通过敌据点,进军马山口、三环一带;天亮时,抵达仪阳乡张袁村。至此,分区、专署完成突围。

         从1939年秋到1941年十月,父亲正式调离肥城,近两年的时间里,组建了两支独立营,计500多人的队伍。建立和完善了,县,区乡两级政府,使肥城县抗日,不分阶层,不分出身,有钱出钱,有力出力的良好局面。在不分阶层,出身抗日的同时,坚决镇压真汉奸。寿鹤大爷的老仗人是四区有名的乡绅,抗日不积极,搞的四区乌烟瘴气,被父亲枪毙了。父亲还枪毙了几个地主。抓了两个托派,一个枪毙,一个捕后上厕所逃跑了。

        肥城后组建的县大队与峰山大队共同编为7纵19旅57团。

        父亲任县长时期,县委书记桑龙轩、吴立全、吴克让。县组织部长王少芬。(后张新村,后齐秀山)宣传部长刘钊。战斗动员部长孙新州。民运部长牛子春。妇女抗日救国会主任李虹。(后王菲)青年抗日救国会主任李学智。县政府秘书刘庆宇。

          桑龙轩略 。

          吴立全:解放初期任锦州市长,辽宁省工业厅长,辽宁省经济委员会主任。

           吴克让:建国后任平原省人事厅党组付书记、付厅长,东北设计院党委书记,辽宁省建设厅党组书记兼厅长,1965年去逝。(我的三姑父)

           王少芬:略

           张新村:解放初期任聊城地委书记,山东省付省长,菏泽地委书记,辽宁省委书记。

           齐秀山:郑州轻工学院党委付书记,付院长。

            刘钊:解放初期贵州省委秘书长,与省委付书记申云浦一起1952年打为反党分子,1960年代病逝。(1980年后平反)

            孙新州简历不详。

            牛子春略。

            李虹:天津市河西区委付书记,河西区政协主席。

             王菲:辽宁省委机关党委付书记。

             李学智:解放初期浙江省金华地委付书记、书记,宁夏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宁夏军区第一政委。

              刘庆宇:宝鸡大学党委书记兼校长。

1940年初,蒋介石发动第一次反共高潮,断绝八路军的供给。汪精卫3月在南京成立伪政府,公开投降日军,与日军一道封锁八路军根据地,绞杀八路军。日军回师华北占领区,对八路军抗日根据地,五里一哨卡,十里一岗楼。日、汪、蒋联手,对抗日根据地进行经济,军事封锁。经济封锁加重了根据地的粮食供给困难。

      肥城地处泰西抗日根据地的中心区,从泰西武装起义到1940年夏,日军安的据点很少,广大的山区更是日军控制的薄弱区。党的组织基本上能公开活动或半公开活动,抗日形势一派大好。1940年春季正是青黄不接的时候,很多人吃不饱肚子。这时,泰西地委召开了活动分子大会,在会议讨论中,一致认为在此青黄不接的时候,应该向地主富农借粮。否则,贫下中农的春荒是难度过的,军队也是没有粮食的。地委决定开展借粮活动,普遍从减租减息,退租退息开始,训练教育群众,进而掀起了全地区的借粮运动。借粮的主要对象是地主富农,从春季开始到当年五月借粮运动到了最高潮,后来人都叫借粮运动为“红五月”运动。

      “红五月”借粮运动开始是正确的,对缓解根据地粮食紧张,军民吃粮问题是好的。干着干着就变样了,从向地主富农借粮转向中农,甚至贫农借粮;从向借粮到抢粮。政策很清楚是“借粮”而非“抢粮”,”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可是,在具体执行中,由于区乡,村一级党员干部思想觉悟和工作素质不高,出现了不少不应该发生的事情。一些大地主不满意”借粮”运动,纷纷逃往城里或济南,中小地主没有能力逃,只好被迫多借粮,发几句牢骚被骂了、打了。就造成区乡,村干部与群众之间的冲突。有的区乡村干部抓住中小地主家属甚至是中农批斗,最后导致“借粮运动”扩大化。抵制日烟,到不准吸烟,步入到揪婆婆、斗破鞋、撅烟袋、拔烟苗等严重破坏政府和群众,党和群众关系的错误轨道上,最为严重的是政府与群众利益发生矛盾时,不是疏导,做工作,而是斗争甚至是镇压。县委把杀人权放到了区乡里,区乡掌握政策不是很好,把借粮发展到抓特务,抓地主、抓乡绅,有的区乡开始杀人了。有一个王洪权的人在分区二连当指导员,回家看他的一个舅舅,他舅舅是个乡绅,有人向区里举报,说他舅舅是特务,王洪权通敌,区里接举报后不调查,不汇报,说他是敌特,把王洪权杀了。分区二连不干了,来人把他的老婆孩子接走了。父亲向分区锄奸科汇报了情况,锄奸科长辛俊卿亲自带队调查王洪权的通敌案,最后查明,举报王洪权的两个人是真坏人,受日伪指使专门搞破坏。有一个区乡政府,错杀了八路军一个战士的妈妈,这个战士的哥哥跑到城里当了汉奸,领着日伪军杀了一些村干部和群众。还有一位区长当天被日伪抓了去,晚上放了回来,第二天就叫县委书记给枪毙了。父亲找到县委书记问,情况了解清楚没有,就把人枪毙了?县委书记说:“情况清楚,当天被抓,晚上就放了,不是叛变了,怎么会把他放了”。父亲说:“晚上放了就是叛徒?”。事后查明:当天被抓后组织里其他人出钱买通伪军放出来的。

        “红五月”运动的错误,后果是严重的,严重的破坏了党的統一战线政策,严重脱离了群众,促成了肥城、长清、泰安三个县红枪会暴动。事变发生后,父亲向地委,县委提了借粮运动过左的意见,遭到地,县委的拒绝。地,县委把红枪会的暴动归结为日寇与地主阶级的勾结,完全忽视左倾错误的因素。父亲在地委的会议上多次提出要纠正左倾错误,被地委定为右倾,多次召开对父亲的批斗会,地委民运部长专门来肥城开父亲的批斗会,地委组织部长找父亲谈话,如果父亲再不能与地委,县委保持一致,就开除父亲的党籍。

       1940年7月份,第一纵队(山东纵队)司令员徐向前回延安,路过肥城与父亲接上了头,由父亲将徐向前护送到分区。徐向前一路上问父亲,都说泰西是老根据地,怎么一路走来很紧张,还要躲着红枪会,一般情况下红枪会不与八路军为敌,这是怎么回事?父亲向徐向前汇报了泰西和肥城的情况,徐向前听后很是生气。徐向前在父亲这里呆了两天。父亲把徐向前送到分区,徐向前在分区呆了一个多星期,在分区、地委,徐向前指出:“只有动员最广大的民众,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爱国力量,才能战胜日本侵略军。否则,为渊驱鱼,为丛驱雀,把应该团结和争取的力量推到敌人那边去,搞孤家寡人政策,我们就不可能夺取抗日战争的胜利。”批评了泰西地委的错误做法,但地委没有理会徐向前的批评意见。

       东进抗日纵队司令员箫华路过肥城时,在牛庄向泰西地委传达北方局“抗日根据地各项政策”。在谈到尊重人权时,箫华针对泰西地区“红五月”运动中杀人失去控制问题,指出:不经批准,不许杀人,更不准乱杀错杀。箫华说:“人命关天,封建社会杀人还要逐级上报,重案通过驿站送朝挺批,命案跑死马么。”可惜这些批评意见,都被地委书记大人当成耳旁风,没有理会。

       事赶凑巧,在徐向前到分区的最后一天,徐向前被山头上哨兵的枪声惊醒,接着枪声不断响起来。这次是父亲与王正南带着肥城独立营与从东、西里村出来的日伪军接上了火,将日伪军赶到了分区驻地,(父亲并不知道分区一天前转移到杨庄)分区司令员王绪坤,为了徐向前的安全,派一个连前出阻击敌人,徐向前看了看地形说:“不要让部队硬和敌人顶牛,派个小部队绕到敌人的屁股后面打它一下,它非跑不可”果然王绪坤派一个排的兵力,在日伪军的屁股后头一打,日伪军急忙拐弯回了肥城城里。“徐向前指挥有方”的佳话,记载在肥城的党史里。

         徐向前一行二十多人,有一个警卫班,每人配带一支马枪还有驳壳枪,另外,还有一挺捷克轻机枪,武器装备在当时还是很强的。徐向前离开分区时,分区又加派了一个警卫排护送徐向前。本来徐向前等人准备当天去平阿山区,因为天下大雨,晚上夜宿肥城七区前衡鱼村。笫二天凌晨,村南突然“叭”的响了一枪。不多会,枪炮声响成一片,惊醒了全村男女老少。

        原来七区区队与县训练班在前衡鱼活动,被日伪军耳目发现,报告给了演马庄鬼子据点,四区伪区长带曰伪军200多人,企图趁雨夜偷袭七区区队。当日伪军进抵前衡鱼时,被哨兵发现,当即双方交火,日伪军偷袭不成,便三面包围前衡鱼村,向七区区队原住址——穆丝超大院发起进攻。日伪军根本沒有想到的是,七区区队天刚黑就转移了,住进的是徐向前。

         徐向前的身体不是很好,负责徐向前饮食起居,警卫工作的是徐向前的爱人王静。枪声一响王静就命令警卫人员立即投入战斗,敌人进攻很猛烈,警卫战士三人牺牲,三人负伤,情况万分危急。王静五大三粗,也是经历过枪林弹雨之人,方寸不乱,命令警卫人员,一人扛挺机枪上房,一人扛挺机枪架到门楼过道里 ,等敌人进到门楼里猛烈扫射,打倒敌人二十多个。同时,王静命令其他人奋力推倒院子后面的花砖墙壁,立即突围。在前衡鱼村向导穆兆溪地带领下,徐向前等人很快转移到村东北方向的张家林,王静断后,向闫家桥方向转移。徐向前等人安全渡过康王河,通过后衡鱼,挺进东衡鱼,住进农民刘维若家里。顺利通过肥城到达鲁西区党委驻地——平阿山区。

        徐向前到达鲁西区党委后,提出立即纠正泰西地区“红五月”运动中犯“左”倾错误的建议。8月区党委书记张霖之,亲自来肥城在大董庄、固留、尚里等地,召开了泰西地区党的活动分子流动大会。会上,张霖之作了关于纠正“左”倾关门主义的报告,批评泰西地区阶级斗争扩大化的错误。肥城县委错误严重,改组肥城县委,吴立践接任。新改组后的肥城县委,只保留了父亲及民运部长牛子春。

       1941年10月父亲正式调离肥城,去新合并的冀鲁豫行暑视导室。在父亲8月离开肥城时,泰西抗日根据地形势很恶劣了,泰西地委,专署,分区已经转移到河西了。

       张霖之:抗战前,山东省委组织部长,鲁西北特委书记,抗战中,鲁西区党委书记,冀鲁豫区党委书记,解放战争晋冀鲁豫野战军七纵队政委,五兵团付政委,解放后,重庆市委第一书记,国家煤炭部长。1967年被打死,是文革中第一个死于非命的部长,1980年后定为烈士。


          题外话:1980年那位县委书记回肥城老家后,去泰安专门看父亲,父亲曾问过他:红五月到底杀了多少人?他说,“哪能说的清,地区杀,县里杀,区乡也杀,没有人说的清。”

         1981年阴法唐回肥城老家后,带了十几个人去泰安父亲那里为那些人平反,父亲说:“红五月杀了多少人?多少是冤杀的我都不知道。”阴法唐问:你那时是县长啊,怎么会不知道?父亲说:乱杀人本来我就不同意,我那个县长不管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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