伟大的母亲江衍红

                                            江衍红烈士

（根据乔中堦回忆及党史资料整理    泰安警史馆 刘晓东2021.6.20）

   

我叫乔中堦，1934年出生于泰安城里西太尉街5号，就是现在双龙池西边，岱庙前面的花园这个位置。我父亲乔荐秋忠厚老实，早年经营旅馆，我母亲江衍红性格刚强，爱憎分明，对我们教育严格，我们在外面打了架，回家母亲先责备我们，还经常给我们讲岳母刺字精忠报国的故事。

1930年西北军阀马鸿逵攻进泰安城，旅馆被征用，父亲被迫到昌乐烟草公司做工，直到1936年才回到泰安。1937年11月，日本飞机轰炸泰城，我第一次见到飞机就是日本人的轰炸机，飞得很低，连机身上的膏药旗都能看得一清二楚，母亲带着我们挤到岱庙门洞里躲避炮弹，至今历历在目。大轰炸让百姓民不聊生，我们一家跑到乡下外祖父家暂避，后来，父母带着我们兄弟三个逃到东部山区一个叫刘家庄的地方避难。

1937年12月31日泰安城沦陷，我们家庭破产一无所有，自从日本鬼子来了，我们家的生活一天不如一天，全靠外祖父接济和母亲纺线维持生计。外祖父家在泰安城外黄家庄，外祖父江踞东是远近闻名的老中医，是一位爱党爱国的进步知识分子.外祖父家与抗战老人范明枢、老地下党人夏辅仁、鲁宝琪、赵笃生都有沾亲带故之谊，所在的黄家庄也是八路军在泰安的一个联络点。徂徕山起义以后不久，一天晚上，起义部队（四支队）司令员洪涛带领几个战士来到外祖父家开会，给大家讲抗日形势，我的几个舅舅和表哥、表姐受到感染，不久就先后离开家乡参加了八路军。

1938年7月，母亲说服父亲，在舅舅江衍坤帮助下，将16岁的大哥乔中均送到下港的八路军泰安驻地参加了八路军。临行前，母亲对大哥说：“以后要听党的话，你不是去享福，是去打仗吃苦，不要忘了我给你讲的岳母刺字的故事，要精忠报国，打败日本鬼子！”

我和二哥到了上学的年纪，父母带我们回到泰城老家生活。1939年冬天，在翠英中学读书的表哥张思孝因为参与抗日活动被宪兵队追捕，为了帮助他逃出泰城，母亲决定和表哥扮作走亲戚的人混出城门。在盘查相对松懈的南门，面对伪军汉奸的盘问，母亲沉着机智回答，不露任何破绽，成功护送表哥逃出虎口。

1942年，在八路军当连长的表哥江树春在战斗中牺牲，母亲强忍悲痛，决心要为为国捐躯的勇士们报仇，毅然加入党的抗日工作。当时敌我斗争形势非常严峻，1942年秋天，鲁中军区敌工干部鲁宝琪奉命来泰安整顿交通情报网，经过认真考察，吸收我母亲成为一名交通情报员，把我家作为泰城的一个地下联络点。在母亲的带动下，父亲也走上了革命的道路。当时，泰城被日伪特务控制，到处抓人，母亲在艰苦的环境下，冒着极大的风险，利用社会关系搜集传递情报，我知道和母亲有联系的情报员的有买菜的小鹿（张树坤）、邻居益寿堂的“郭大娘”、还有粮食市街吴家店的刘焕民、王伯英等。据说母亲还通过城外的情报站给泰西的崔子明送过情报，还参与护送江华夫妇经过泰安去延安。

1942年冬天，我母亲按照鲁宝琪指示，按规定时间和几个交通员到城南朱家埠火车桥洞接应中央派来的同志，其中一个叫宋云的，患有严重肺结核，生命垂危，母亲和外祖父多次到刘焕民家给他看病。他病得太重，后来，鲁宝琪通过关系，做了大量工作，把宋云巧妙地送到泰城博济医院，在敌人的眼皮之下秘密治疗，直至痊愈返回岗位。那时候我是八九岁的孩子，目标小不易被人注意，母亲经常安排我给他送饭，每次去都让我带上作业让宋云看，他每次都批改。后来我才知道，作业本上标注的都是情报密语。1943年冬天，鲁宝琪在城东水牛埠执行任务时，被叛徒出卖，遭到汉奸队长朱茂轩的围捕，身负重伤被俘。母亲联系鲁宝琪家人亲戚和抗属，找到宪兵队做翻译的“内线”，做了大量工作，设法营救鲁宝琪同志，眼看就要营救成功，结果鲁宝琪因伤情恶化壮烈牺牲。

泰城当时是敌我“拉锯”的地方，鱼龙混杂，斗争形势下瞬息万变。母亲经常带着我到泰城的教堂、会所、公馆、门头、街坊串门，与各种各样的人交朋友。一方面与地下情报员接头传信，接济受伤隐蔽的同志，一方面深入敌人了解情况和做策反工作。1944年春天，泰安闹灾荒，家中断粮，全靠槐豆树叶充饥，刚出生7天的小妹被活活饿死了。二哥吃槐豆，脸肿得像个弥勒佛，他一边吃一边乐观地对我说：“三弟，再难吃也要吃，这豆子好比日本鬼子，吃一个就消灭一个。”外祖父知道后，托人送来半袋粮食，母亲倒出一半，让我送到隔壁养伤的薛爷爷（八路军营长薛子超的父亲，被党组织营救出狱养伤的抗属）。除了接济养伤的同志和邻里街坊，母亲还悄悄为八路军买药品，一次，为了购买急需的一批针剂借不到钱，母亲把最心爱的首饰一对金耳环变卖，及时将买到的药品送到前线。

1944年夏天，母亲把14岁的二哥乔中垲也送到抗日前线。临行前他在外祖母家等八路军，听说城里有了买冰棍的了，他想尝尝啥味，又不敢进城，我和他约定好日子，在城里买了两支冰棍一路跑出城门，天太热，一滴滴甜水往下滴，我怕浪费就边跑边吸，当我飞跑到午马庄外的东关桥，冰棍化的就剩两根冰糕棒，二哥舔了舔，说，“哦，冰棍原来就是这个样啊。”

1944年，赵笃生捎信给母亲，想利用父亲与日伪团长胡鼎三的同学关系，协助党组织人员打进敌人内部，我父母圆满完成了任务。 1945年秋天，日本投降，蒋伪合流，胡鼎三部下一个营长在我地下组织工作下起义，投奔了八路军。胡鼎三反目成仇，腊月初八夜里把父亲抓走，把我们一家监视起来。我给父亲送过饭，他和七八人一起关在岱庙一间屋里，又脏又臭，里头有博济医院中医王凤银（地下情报员），还有几个新四军战士和商人。形势紧张，母亲非常镇静，一方面积极营救父亲，一方面保护我和妹妹。她让我以出城挑水为掩护，混出城门跑到外祖父家。又通过关系，几经周折，抱着小妹逃出虎口。敌人没有抓到我们，就把我们家的房子给烧了。后来，母亲把城里的情况报告了八路军泰安办事处的范立中，通过军调处执行部三人小组向国民党交涉，按照国共换俘协定，我父亲才得以脱险，出狱回到家中。

1946年春天，泰城还没解放，我们有家不能回，母亲对我说：“你十三岁了，可以离开娘了，你到东边（解放区）找你舅舅和你哥参军去吧。”临行前夜，母亲一夜没睡，为我补衣服、修鞋子，特地给我缝了一个大背包，装满了鸡蛋和煎饼。外头还栓了一个白瓷缸和毛巾。天亮以后，我和村里其他三个年轻人离家出发，母亲一直送到村头，看着我远去，我也一步三回头向她挥手告别，母亲不断擦泪，直到我们消失在茫茫原野。

没想到这一别，竟成了永别。

泰城有个恶霸李庆松，无恶不作，曾经伙同其子李森林杀害了10多名革命干部和抗属群众。1946年夏天泰城解放，他的两个儿子逃到济南加入了还乡团。母亲被选为城关区妇救会主任，她对穷苦乡亲非常同情，经常把家里仅有的粮食衣服送给困苦的家庭。她号召群众出来诉苦揭发，斗倒了李庆松，为乡亲们报了仇。1947年开始敌人重点进攻山东，泰城再次落入敌人手中，地主还乡团纷纷起来反攻倒算，组织上动员母亲随后方部队撤到黄河以北的安全地带，被母亲拒绝，她说：“泰城我最熟悉，情报工作正是需要我的时候，在这种形势下我怎么能走呢？”在解放战争最艰苦的阶段，母亲一直在泰安与敌周旋，有时动员筹粮参军，照顾伤员抗属，有时潜入敌区了解敌情传递情报，许多在泰安工作的同志都曾经受到过他的照顾和掩护。

1948年春天，斗争形势好转，泰城内的敌人困兽犹斗。母亲带领各村妇女日夜不停碾米磨面摊煎饼，川流不息运送粮食弹药，虽然母亲日夜操劳变得消瘦苍老，但是看到胜利的曙光，内心充满希望和喜悦。5月13日，母亲接受县委指示进城执行任务，她扮成赶集的妇女，挎着包袱领着妹妹进了城。任务完成后返回途中，在城南市场被还乡团头子李森林发现，母亲被捕，妹妹在群众掩护下逃脱。母亲被押到金星路二号还乡团团部，面对敌人的严刑拷打，母亲坚贞不屈，视死如归，特务们什么也没得到，李森林用残忍的手段将母亲杀害了。

母亲牺牲以后不久，泰安就解放了。7月份济南解放，我们欢欣鼓舞一片欢腾。当时我跟随部队刚到沂源不久，更加思念泰安的父母，不知他们怎么样了。一天，张奇老师找我谈话，我才得知母亲牺牲的消息。听到噩耗，我如同沉雷轰顶，失声痛哭，我接受不了在战争胜利的时刻，我们母子分离两年，历经战火洗礼即将团聚之时，母亲永远离开了我们，把对党的忠诚和对群众的热爱留给了我们。半个多世纪过去了，母亲的音容笑貌仍然历历在目，我们永远缅怀她。

建国后李森林等一批罪大恶极的坏份子被镇压，得到了法律的严惩。1956年，母亲被国家民政部批准为革命烈士。后来我们把烈士证和母亲的遗物都捐给了市档案馆。

                             江衍红后人乔中堦。

        1955年毛主席签发给江衍红烈士的光荣纪念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