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零开始开创山东抗战的独特历程 黎小弟（纪念中共山东省委重建90周年而作）

九十年前，1936年5月1日，中共山东省委重建，我们为什么要在今天进行隆重的纪念？中共山东省委重建是一个历史转折点，是中共山东党史的重要里程碑。

一、山东建党

山东共产党是由由参加中共一大的代表王尽美、邓恩铭创建的，自山东建党以来，至1936年10月，全省已有1500余名党员，近200个支部。然而，1927年，蒋介石国民政府发动“四一二”政变，大肆屠杀共产党人，大革命失败。

共产党人没有放弃信念，擦干身上的血迹，分别在南昌发动了“八一”武装起义和湘赣秋收武装起义，创建了红军，建立了苏区。从此有红军的地方，根据地被称之为红区，没有红军的地方，即国民党统治区被称之为白区。

二、山东党组织遭受大破坏

从1927年至1933年，山东省委机关遭受十次大破坏，各级党组织也大部损失，很多共产党人惨遭被捕和牺牲。全省党员由1500人锐减至1931年的200余人。

据不完全统计，中共中央先后派了15任省委书记，其中有8个省委书记被捕入狱，4个省委书记英勇就义， 1个叛变，7个成功转移。在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后，山东省委从监狱里营救出来两位省委书记。

三、找党

山东共产党人没有屈服白色恐怖，他们屡战屡败，屡败屡战，前赴后继，艰难找党，成立新的山东省工委，继续恢复和发展党的各级组织。

他们没有放弃寻找中央和上级党组织，两次去北平，三次去上海，两次去泰安、两次去濮县找党。

1935年冬，时任山东省工委的代书记赵健民在徐庄（今属山东莘县）联系上中共河北省委代表兼直南特委书记黎玉，并将山东情况写成书面报告，委托黎玉转呈北方局。与上级党组织失去联系数年之久的山东党组织，至此终于找到了上级党组织，即将迎来了省委的恢复与重建。

四、重建山东省委

1936年4月，黎玉接受中共北方局中央代表刘少奇的委任，担任中共山东省委书记，负责重建山东省委和恢复山东党的各级组织。他从河北省磁县出发，骑着他的“九穷”同学和同乡赠送的破旧自行车，在徐庄交代了工作后，一路直奔济南，来到济南市全福庄小学与姚仲明接头。

 

时任山东省委书记黎玉

黎玉到济南后并没有马上召开会议，而是开始调查研究，秘密的与党员骨干会见，了解山东党组织被破坏的情况和韩复渠实行白色恐怖的统治情况。

黎玉决定在1936年5月1日——国际劳动节这一天召开重建山东省委会议，地址选择在济南郊外四里山和马鞍山的一处有松柏树的墓地，这块墓地是王鸿一的陵园，占地约50亩左右。

王鸿一是鄄城人，民国时期的名人、教育家，曾任山东省议会议长，后被委任国民政府内政部次长，未到任。1931年7月26日在北平去世，后迁葬济南马鞍山。现在已找不到陵园旧址。

在重建山东省委的会议上，决定黎玉任山东省委书记、赵健民任组织部长、林浩任宣传部长，黎玉在会议上说明了重建山东省委对山东抗日救国运动所具有的重要意义，并确定了今后的任务：恢复与党失掉联系的党员和各级组织，发展壮大抗日救国运动的力量，团结一切抗日爱国分子，执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发展新党员和防止敌人破坏，并确定首先建立各地区特委。

 

赵健民像

 

林浩像

从此刻开始，截止1937年“七七”事变发生，全省党员500人发展到2000多人，恢复建立了鲁西、鲁北、胶东3个特委，鲁中、鲁东、鲁西南3个工委和淄博矿区工委、济南市工委等。

为什么强调全省党员人数呢，这与山东省委重建有着重大意义！谈到山东党组织恢复，要特别介绍一下胶东特委的恢复情况。山东省委曾派人去恢复胶东特委，第一次没有成功，因为胶东的情况很特别，那里特务、叛徒活动猖獗，大部分基层党组织被破坏殆尽，共产党员被捕入狱，损失很大；剩余坚持斗争的党员警惕性很高，派到胶东的党员虽然是胶东人，但没有在胶东地区工作过，胶东党员不认识、不了解他，所以接头没有成功。

胶东特委当时是属于中共北方局代管，北方局与山东省委是单线联系，北方局与胶东特委联系的人员也找不到山东省委，他们派人到胶东去找山东省委，也无功而回。一直到1937年9月，北方局决定把胶东特委移交给山东省委，却找不到山东省委。此时，山东省委听到国民党监狱里关押着一个胶东特委书记理琪，所以省委书记就决定无论如何要营救理琪出狱。后来理琪被营救出狱后，省委立刻恢复理琪的胶东特委书记职务，要他去恢复胶东各级党组织并准备发动武装起义。理琪与宋澄在重建胶东特委后，在文登天福山举行了抗日武装起义，成立了山东人民抗日救国军第三军。理琪后来在雷神庙战斗中牺牲。

五、营救出狱

在国民党监狱里关押着400多名党团员和进步人士，正在此时，中央派张经武到济南做韩复榘的统战工作。省委将营救党团员出狱摆在议事日程上，请张经武同韩复榘谈判时提出释放在押党团员出狱抗日。为此山东省委作出共产党员出狱三原则，即：

1.不能在报纸上刊登反共启事或发表反共宣言；

2.如果出狱履行手续需要宣誓或口头表态时，只能讲国共合作，拥护韩复榘抗日；

3.可以自己找铺保出狱。

这三条原则既坚守了共产党员的政治立场，又兼顾了当时国共合作的复杂局势，为被关押党团员安全出狱、继续投身抗日斗争划定了明确底线，也为后续营救工作的有序推进提供了根本遵循。

当时山东省委也没有钱，而且身份也没有公开，有一个王继武，山东人，是地下党员，那时做点小生意打掩护，为很多出狱的党员做过铺保，以后他是山东纵队和鲁中军区供给部部长，负责后勤供应工作。

为了配合张经武的工作，山东省委通过泰安党组织的鲁宝琪，找到济南市一个做新闻、做报纸的人，采取偷梁换柱的方式，躲过国民党新闻检察官的审查，以在押政治犯的名义呼吁韩复榘释放出狱，上战场杀敌报国。报纸第二天刊出后，引起社会各界的强烈反响。同时省委的秘密指示通过各种途径传达到监狱支部，发起在监狱绝食的行动。

韩复榘在社会各方的压力下开始释放，从1937年的9月份到11月。400多名党团人员陆陆续续地走出监狱。大部分共产党员都按照山东省委的要求，回到家乡去建立或恢复党组织，建立游击队，这是一个明确的任务。与山东省委有联系的2000名共产党员和出狱的400多名党团员成为发动全省武装起义的骨干力量。

在回顾这段历史时，特别要提出一个高嵩烈士的故事，他是国家退役军人事务部2025年评选出来的国家级英烈。北京八路军山东抗日研究会派代表参加了国家的评选活动，并按照要求提出：一、增加高嵩烈士为国家级英烈候选人；二、增加歪头崮85勇士为为国家级英雄群体（1943年鲁中军区二团一营二连85位八路军勇士，在沂水县歪头崮为掩护兄弟部队和人民群众转移，抗击日军“扫荡”，战斗到弹尽粮绝，毅然决然在最后一刻跳崖。）；这两项提议均获得国家批准。

高嵩是这400个被营救出狱的共产党员之一，高嵩祖籍为山东蓬莱人，“九一八”前加入中国共产党，曾在东北海军学校学习，1930年，高嵩随东北海军移驻青岛，从事党的地下工作。1934年受上海中央局委派担任中共青岛市委书记，负责组建青岛市委，青岛市委成立之日被特务举报被捕入狱。“七七”事变后获释，参加崂山抗日游击队，1938年到胶东参加山东人民抗日救国军第三军，历任第三军第一路指挥，中共胶东特委委员，八路军山东抗日游击队第五支队副司令，胶东特委军事部副部长、部长，中共胶东区委执行委员，八路军山东纵队五支队十九旅旅长，蓬黄战区指挥部指挥，山东省第三军区副司令等职。1941年11月，在沂南大青山反“扫荡”战斗中牺牲，时年33岁，为国家民族抗战做出突出贡献。

有些历史资料曾记载高嵩是在1940年的战斗中牺牲，后来在临沂市沂南县大青山烈士陵园发现了高嵩的墓碑，经过一系列调查和查证有关历史资料，确认高嵩牺牲的真实情况，为了进一步核实，请时任青岛市委书记李群同志安排青岛市民政局对高嵩烈士牺牲情况给以核实，最终在2017年10月确认，并出示高嵩烈士事迹文件。2025年被国家列入第四批著名抗日英烈名录。

六、举义山东全省

“七七”事变后的第二天，即七月八日，中央就给北方局发来电报，就华北的工作方针作出指示，立即着手组建游击队，开展游击战争等。九月二十五日，毛泽东又提出“整个华北工作应以游击战争为唯一方向”。

1937年9月，黎玉去山西省太原市参加北方局召开的华北各地党组织负责人会议，专题研究在华北敌后开展抗日游击战争问题。

1.会议号召每一个优秀的共产党员，脱下长衫到游击队去；

2.山东省委请求派一批红军干部和抗大学员到山东担任军事工作；

3.北方局指示立即发动群众、建立游击队，不要等什么名义，名义自己称，经费自筹。

4.要扩大八路军和建立根据地，游击队要整理训练好，不要急于和敌人作战。

5.游击战争成为主要斗争形式。

1937年10月，山东省委在济南紧急召开秘密会议，根据山东的具体情况，决定：

1.武装起义的时机选择在韩复榘部溃逃，日军尚未全面占领山东及其立足未稳的时候，全省行动，揭竿而起。

2.按东西南北中将山东划为10余个区，计划在冀鲁边、鲁西北、鲁中、泰西、泰安、徂徕山、沂蒙山区、临朐一带、鲁东淄博矿区、长山、昌潍、寿（光）广（饶）博（兴）一带和胶东地区，分别建立10个军或支队。

3.会议要求各地以党组织为核心，抓紧做好起义准备工作。

从1937年冬起，全省先后发动了10多次武装起义，有冀鲁边、鲁西北、天福山、黑铁山、牛头镇、徂徕山、泰西、滨海、鲁南、湖西等十大起义。

1938年12月27日，根据中央决定，将分散在各地的抗日游击武装合编成为在战略上统一指挥的游击兵团，命名为八路军山东纵队，下辖10个支队、另3个团，共25个团、2.45万人，另外有地方武装1万余人。从山东纵队成立以来就在中央军委直接领导下，成为与军委直接电台通报战略单位。当时与军委直接电台通报的战略单位有八路军3个师和新四军，以后直接通报的战略单位也越来越多。

关于山东党和山东纵队，毛泽东等领导同志在1939年12月6日发来专电，给予了高度评价，在《关于山东军事工作的意见》中，表示：山东工作在同志们艰苦创造中，已获得巨大的成绩，没有八路军和没有足够数量的具有军队经验的干部帮助条件下，地方党已单独创造出较有战斗力走向正规化的军队，它将成为坚持山东抗战的主力军。

关于十大武装起义，山东电视台已拍成12集文献纪录片《洪流》——山东抗日武装起义纪实，已于2025年10月，山东卫视向全国播放，从项目提出到播放用时8个年头，在互联网上可以观看到！

七、历史回望

从山东省委重建到八路军山东纵队成立，这是一个极其重要的历史阶段，它改变了山东抗战的格局，对全国抗战也具有重要影响，可以说是开启了山东抗战的新篇章，对山东解放和全国解放战争也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作出了伟大贡献。

明年是2027年，是“七七”事变90周年纪念年，回望山东抗战历程，从山东省委恢复重建，到领导山东人民开展抗日斗争，再到后来的苏鲁豫皖边区省委、山东分局，始终是领导山东抗战的核心力量。

山东抗战自始至终在党中央、中央军委、八路军集总的领导下，有序开展党政军各项工作。黎玉晚年曾回忆说，整个抗日战争期间，山东根据地与党中央始终保持着密切联系，山东的政治、军事和经济发展，始终都是在党中央的一盘棋部署之中。

山东抗战史虽然已有丰硕的研究成果，但是由于历史的变迁，山东党的机构调整，行政区划变动等原因，仍然存在诸多有待继续深入研究的领域和空白点。

著名党史专家金冲及在其研究山东党史的文章《山东抗日根据地的独特历程》中开宗明义地指出：山东在抗战前没有红军，没有根据地。但是在抗战后却发展成为华北地区最大的根据地——无论从军队的数量、根据地面积还是人口规模，均居华北各根据地之首。为何会发生这样巨大的变化？尽管已有不少研究，但仍有诸多细节尚未挖掘，存在不少研究空白。

1.游击队的数量

在山东抗日根据地的区域内，究竟诞生了多少支游击队？不同的资料记载不一：有的说有40余支，有的称近百支，也有根据相关资料统计的结果为200支，统计差异的核心在于统计口径不同，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

（1）游击队定义标准不统一，包括活动地点、人员数量、武器配备等没有明确界定；

（2）起义区划的确定存在模糊地带。由于中央决定将苏鲁豫皖特委划归山东省委领导，该区域内的游击队，有部分被编入山东抗日武装序列，但相关记载并不完整。例如安徽萧县，当地的党组织组建的游击队后来编入到湖西起义部队中，但这段历史在山东的党史资料中缺乏详细反映；山东纵队组建的陇海南进支队，收编了江苏省的邳县、睢宁县、铜山县的游击队，对当地的党组织发动群众、组建游击队的情况，也缺少系统介绍。当前不少历史记载受现行行政区划影响，未能完整反映当时的历史全貌。

2.起义部队的番号

山东省委根据划分的十个地区，为起义部队确定的初始番号为抗日救国军第一军至第十军，同时明确：起义部队的番号可灵活多样，但党的绝对领导必须坚守。因此，除了上述番号，还有自卫团、抗日义勇队等多种称谓。其中，被允许使用八路军番号的仅有两支：一是山东省委直接领导的徂徕山起义部队，即八路军山东抗日游击第四支队；二是鲁东工委领导的牛头镇、昌潍起义部队，即八路军鲁东游击队第八支队和第七支队。当时规定，使用八路军番号的前提是部队必须由党组织绝对领导且纪律严明。由于缺乏电台通讯，省委只能通过交通员传递的信息了解各部队情况，因此仅确定这两支起义部队使用八路军番号。

另外有一个重要情况长期未被公开： 1937年9月太原北方局会议，北方局会议明确要求，即刻拉起武装，不必等待上级赋予名义，可自行确定番号、自筹给养、建立根据地。当时山东仍处于白区，山东省委和各级组织处于地下状态，中小城镇和农村的群众对共产党、八路军了解甚少。因此，山东省委按照北方局指示，在起义初期未能让所有起义部队公开打出共产党、八路军的旗帜。而是以“抗日游击队”、“抗日救国军”等名义号召群众来参加，这对吸收学生、知识分子等群体加入起义部队具有着重要意义。起义部队的成分复杂，既有共产党员、知识分子、爱国人士，也有地主武装和民团武装。在白区拉队伍与在红区截然不同，如同孩子未出生，难以确定性别一般，初期番号确定难度较大。所以省委采取“先起名后改名”的灵活策略，这一策略有效保证了山东各地的武装起义的成功。当时，共产党、国民党、地主民团都在拉武装，均打着保家卫国的旗号，鱼目混杂。番号的模糊策略，既增强了号召力也便于部队隐蔽生存、开展活动。

起义部队初期，党支部活动无法公开，党员之间通过“拉衣角”的隐蔽方式通知召开秘密会议。受国民党长期反动宣传影响，起义部队中，有不少人对党组织和八路军存在畏惧心理，这种情况随着党组织工作逐步开展得到明显改善。

1938年6月6日，毛泽东电示：山东的基干武装应组建支队，恢复和使用八路军游击支队的番号。山东省委遵照中央指示，对各地起义部队进行集中整编。核心举措包括：

（1）进一步加强党对部队的绝对领导；

（2）统一领导，将起义部队整编为8个支队；

（3）选配一批具有丰富战斗经验和领导经验的红军骨干，到各支队担任领导职务；

（4）清洗混入部队的少数坏分子，纯洁部队队伍。

 

1938年毛泽东在延安

在整编过程中，黑铁山起义武装的情况具有代表性。该武装组建山东人民抗日救国军第五军时，收编了不少地方民团武装，在1938年6月，第五军正式整编为八路军山东人民抗日游击第三支队，黑铁山起义主要领导人马耀南担任支队司令员，山东省委派老党员霍士廉担任支队政委，老红军杨国夫担任支队副司令员等。郭洪涛、霍士廉亲自介绍马耀南入党，他的两个兄弟马晓云和马天民也坚定追随共产党、八路军，最终均加入中国共产党并壮烈殉国，史称“一马三司令”。

值得注意的是，在整编过程中也出现了叛离事件：三支队支队长张景南、四支队支队长高竹君率部公然叛离，拒绝纳入八路军序列，投靠国民党顽固派，多次进攻山东纵队第三支队，主导了鲁北地区大规模反共军事摩擦。此外，脱离第五军的还有七支队副支队长宋玉田，第五支队长马馨山，二人原是当地民团头目，因反对使用八路军番号，最终沦为鲁北地区反共顽固土顽武装。

3.白区开展武装起义的特点

在白区开展武装起义，组建游击队，其环境之恶劣、难度之大，，目前相关研究较为匮乏，是一个值得深入探讨的课题，其中最关键的几点是：

（1）必须以共产党员作为骨干，在党组织的统一领导下开展工作；

（2）需要配备懂军事、善作政治工作的专业干部；

（3）建设根据地，离不开具备政权建设经验的干部；

（4）部队指挥需要建立完善的电台通讯系统，保障信息传递畅通；

（5）必须在党中央、中央军委的统一领导下，统筹推进各项工作，服务全局。

4. 山东与华北地区的游击战争

“七七”事变发生时，华北地区通常指山东、山西、河北、察哈尔、绥远五省；除此之外，，北方地下党组织还覆盖冀鲁豫、冀南、冀东、苏鲁豫边区、北平、天津、唐山、保定等城市和地区。

1937年5月，中央在延安召开了全国代表大会，会议分为苏区代表大会和白区代表大会，当时会议有说法称，王明“左”倾错误的结果导致苏区损失90%，白区损失100%。参会的白区代表对此提出不同意见，称自己仍在白区坚持斗争。毛泽东专门前往到代表住宿的招待所，认真听取了白区代表的意见。尽管会议决议最终仍维持原有表述，但是代表们表示，已在党的代表会议上充分表达了意见，履行了党员责任。后来1945年2月毛泽东在中央党校做报告时明确指出，白区损失程度并非100%，仍有部分力量得以保留，肯定了白区工作的斗争成绩。但不可否认的是，白区党组织在当时确实遭受极其严重的损失。

北方地区的党组织损失尤为惨重，在“七七”事变爆发时，大部分的党组织尚未恢复。而此时山东党组织已恢复联系的2000个党员，加上从监狱营救出狱的400多名党团员，成为华北地区党员最多的省份，这就为山东抗战赢得历史先机。在随后发动的全省武装起义过程中，山东省委特别强调，最核心的任务是恢复和发展党的力量，加强对起义工作的政治领导。

目前，对于冀鲁豫、冀南、冀东、北平、天津、唐山、保定等地的地下党如何开展游击战争，相关研究很少，缺乏横向比较，难以系统总结开展游击战争的历史经验。从学术研究来看，这段历史区划性研究多，而综合性、整体性相对匮乏。

5.山东抗战转折点的研究

对山东抗战转折点的专题论述较为匮乏。什么是山东抗战的转折点？，这一转折点如何实现？这一问题，要从1942年4月刘少奇到山东指导工作说起。刘少奇明确指出，山东区要解决的核心问题是如何壮大自己，改变敌、友、我力量对比，只有一条路径，就是壮大自己，削弱敌人。刘少奇分析在军事上，与敌人比，日军4万，加上伪军共10余万，我方是处于劣势；和友军比，友军主力4～5万，加上顽军共10余万，我方也不占优势。1943年，敌我友三方力量对比逐渐发生变化，到1944年，我方已完全处于优势。1943年和1944年究竟发生了什么，使三方力量发生根本性逆转？原因固然很多，但最主要的是我军军事体制发生了重大变革，一是体制调整，二是最核心的举措——大力发展地方武装。

 

刘少奇像

1941年11月7日，中央军委发布《关于抗日根据地军事建设的指示》，其中心思想是在根据地建设主力军、地方军、人民武装三结合的军事体制。

由于日军在1941年和1942年进行多轮的“扫荡”，这项工作的落实受到严重延误。在反“扫荡”斗争基本结束后，黎玉、罗舜初于1942年1月17日致电彭德怀、左权并报中央军委、陈光、罗荣桓，提出关于山东纵队整编的建议，主张加强军区工作，建设地方军，缩编纵队机关等意见。

1942年1月20日，根据山东纵队整编的提议，真正切实加强山东军区建设，中央军委致电彭德怀等人，明确提议：

（1）将山东纵队所属部队，统一划归为地方军序列，以山东纵队司令部、政治部作为山东军区司令部、政治部；

（2）由115师统一指挥全山东部队（包括军区部队），山东纵队统一指挥领导挥全山东军区所属部队（包括民兵），政治上直接归山东分局领导；军区、军分区接受对应区党委、地委领导。

山东军区于1942年8月1日正式宣布成立，黎玉发布《山东军区八一训令——为加强县区武装人民武装而斗争》

山东军区的成立，仅仅是落实中央军委《关于抗日根据地军事建设》的指示的开端， 1942年2月8日，黎玉于作了《关于当前山东抗日根据地军事建设的方针》的报告，随后又多次作关山东军区建设的专题报告，明确提出建立主力军、地方军、人民武装三结合的体制，这一报告获得山东分局的批准并全面推行。

山东军区的成立标志着山东抗战迎来大变局，地方武装的建设被正式提上议事日程，山东军区派出大批军事干部深入到地方武装，开展指导和训练工作，就同当年将延安派来的老红军安排到各游击支队任职一样，推动地方武装实现快速发展。1943年3月，在党中央和山东分局的领导下，115师主力部队和山东军区并组，成立了新的山东军区，实现了主力军的统一领导。随着主力军、地方军、人民武装三结合的体制的全面建立，敌我顽三方力量对比发生了根本逆转。

1944年山东军区开展局部大反攻、1945年开展全面大反攻期间，几乎所有的战斗都有主力军、地方武装、民兵自卫团协同参战，三结合体制经受了战火的严格淬炼，地方武装的军事斗争经验也得到充分检验和提升。

1945年抗战胜利后，根据党中央指示，罗荣桓率山东八路军主力6万人挺进东北，山东分局立即将地方武装升级为主力部队，迅速填补了山东防务上的空白，保障了根据地的稳定。

在解放战争期间，地方武装又不断充实到第三野战军各纵队，成为野战军的重要力量，在历次战役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令人遗憾的是，主力部队的战史里很少提及地方武装的贡献，目前也尚未见到关于山东地方武装的系统统计资料和专项专著，这是山东抗战史研究的一大空白。

6.山东抗日根据地对敌经济斗争

山东抗战初期，山东八路军的物资供应极为困难，吃饭问题尤为突出——，最初依靠募捐筹措物资，到后来建立抗日政权后，通过发展生产，初步解决温饱问题，到了解放战争时期，特别是新四军北移山东后，除作战部队外，还有大量机关人员和家属抵达山东，山东根据地的财力却能支持三年左右的战争需求，这一成背后的原因值得深入探究。过去我们多侧重于宣传军事斗争，经济财力如何保障战争需求的研究和宣传相对匮乏。

从1943年起，山东根据地正式开展大规模对敌经济斗争，其核心是构建“货币斗争+贸易斗争+大生产运动”三位一体对敌经济作战体系。具体情况如下：

（一）斗争背景

1942年山东根据地遭遇日军多重打击，除频繁“扫荡”之外，还面临经济封锁、法币倾销、大饥荒三重危机：海量国统区法币涌入根据地，疯狂套购粮食、棉花、食盐、花生油等战略物资，导致根据地物价飞涨，货币贬值，财政濒临崩溃。在此背景下，1943年起山东分局确立“货币斗争、贸易斗争、大生产运动”三位一体的方针，同步开展对敌经济战，实现了从被动死守到为主动反攻的战略转变。

（二）斗争的核心

（1）货币斗争

核心是驱逐法币、禁用伪币、确立北海币本位，实行物资本位制——将北海币币值与粮、棉、盐、油、布五大物资挂钩，不依附黄金、外汇，确保货币价值稳定。主要举措包括：限期将海量法币驱逐出根据地，取缔黑市交易，统一根据地货币市场，牢牢掌握金融主权，从根本上阻断敌伪的经济掠夺。

 

（2）贸易斗争

核心是管制进出口、垄断战略物资、以货易货，避免物资流失和货币贬值。

主要举措包括：设立各级工商管理局，严控粮棉不许外流；出口食盐、花生油等特产，只换军火、药品、五金、棉布等军需必需品，不接受敌伪货币套购，确保贸易往来服务于抗战需求。

（3）大生产运动

核心是开荒增产、互助合作、全民自给储备，破解物资短缺难题。

主要举措包括：开荒种粮、纺线织布、兴办合作社、发展副业；重点保障粮食、棉花、军工原料（硝、硫磺）自给，囤积战略物资，为长期抗战奠定物质基础。

（三）重大实际成果

（1）金融货币成果：成功驱逐6亿元以上法币出根据地，彻底阻断了敌伪经济掠夺。北海币币值实现彻底反转：从大幅贬值转变为华北解放区最坚挺货币，1944—1945年根据地物价趋于稳定，彻底摆脱了恶性通胀的困扰：实现了根据地金融完全自主，不再受日伪、国民党法币收割和控制。

（2）贸易财政成果：垄断了盐、花生油等特产的对外贸易，赚取巨额利润，1944年根据地财政收入大幅跃升，彻底扭转了长期财政赤字局面；通过以货易货，换回大量军火、药品、布匹、军工五金等紧缺物资，直接支撑了山东兵工生产和前线军需补给。

（3）生产与物资储备成果：粮食、棉花自给率达70%—80%，基本解决了军民温饱问题：大批量储备粮、棉、盐、油等物资，形成了可支撑三年大规模战争的战略家底；军工原料实现自给，保障了地雷、手榴弹、复装子弹等本土军火持续生产，满足了前线作战需求；招远黄金产量大幅提升，向延安输送了大量黄金，为全党财政提供了重要支撑。

（4）组织与制度成果：建成了完整的工商管理、财税、贸易、合作社、基层动员体系，形成了上下联动、高效运转的经济工作机制；培养了大批财政、经济、后勤、支前干部，搭建起自上而下的群众动员和物资调配架构，为后续解放战争的后勤保障奠定了组织基础。

（四）战略重要性（对解放战争的奠基作用）

（1）救命根基：成功将山东根据地从经济崩溃、饥荒困局中解救出来，保住了华东革命核心大本营，为后续革命斗争的开展提供了稳定的依托。

（2）财力物资奠基：1943—1945年积攒的粮棉物资、财政家底，直接兜底三年解放战争，有力供养了华东野战军主力大军和数百万支前民工。保障了战役的顺利推进。

（3）后勤体系平移：抗战时期建立的工商管制、物资调配、群众支前组织，完整沿用至解放战争，成为济南战役、淮海战役等重大战役后勤保障的组织基础，为战役胜利提供了关键支撑。

（4）军工配套支撑：物资、原料自给自足，保障了山东兵工企业持续产出迫击炮弹、子弹、手榴弹等军火，配合东北军工补给，形成完整军火供应体系，满足了前线作战的装备需求。

（五）总结

山东解放战争胜利，一半靠军事，一半靠1943年开启的“山东三位一体”对敌经济斗争。这场经济战不仅成功打赢了对日伪的经济封锁与货币掠夺，更为山东根据地攒下了物资、财力、组织、金融四大家底，是山东能成为解放战争核心战略基地、支撑华东野战军作战和千万支前保障的根本基础，撑起三年解放战争，也是山东对中国革命最核心、最隐蔽、最关键的贡献。

七、山东的军工

《游击队之歌》有一句歌词：“没有枪没有炮，敌人给我们造。”在抗战初期，山东八路军的主要枪弹确实依靠战斗中缴获。大多数抗战史很少介绍武器的来源，在观看军事题材影片时，往往只关注到万炮齐发的震撼镜头，却很少思考炮弹的来源。在抗战初期和中期，山东八路军几乎没有正规大炮，仅有少量清朝末年制造的土炮。据史料记载，八路军在战斗中杀伤敌人使用最多的是手榴弹，子弹使用量很少，战士们平均每人手里只有三粒子弹。

抗战初期，山东八路军仅设有枪械修理所，随后逐步发展成兵工厂。当时山东各战略区划分为胶东、鲁中、滨海、清河、鲁南、冀鲁边六大战略区，均建立了适配游击战争与正规作战的军工生产体系。各区以“就地取材、因陋就简、边修边造”为原则，普遍设立兵工厂、修械所与弹药作坊；生产上以修理旧械为基础，自制轻武器和弹药为主体，逐步从单纯修械发展到批量制造步枪、机枪、迫击炮、掷弹筒及各类炮弹、枪弹、手榴弹、地雷，还能自制火药、雷管、导火索等火工品。其中胶东区军工基础最雄厚、体系最完整，是山东军工的核心基地；鲁中、滨海产能规模较大，侧重弹药量产；渤海、鲁南、冀鲁边以小型军工点为主，侧重修械、手榴弹、地雷制造及枪弹复装，适配敌后流动作战需求。

兵工厂布局：以胶东为龙头，鲁中、滨海为骨干，渤海、鲁南、冀鲁边为补充，形成分区自给、相互支援的山东军工布局。

产品品类：武器以仿制步枪、轻机枪、迫击炮、掷弹筒、平射土炮为主；弹药以木柄手榴弹、各式地雷、迫击炮弹、复装及新造步枪弹、枪榴弹为大宗，配套自制土炸药与火工器材。

生产特点：以轻装近战装备为核心，重火力仅胶东有少量自研；弹药产量远大于制式枪械，手榴弹、地雷是山东八路军消耗最大的自制装备；普遍采用旧弹复装、土法造药、铁石制雷的方式，适配根据地物资匮乏的现实。

战略作用：实现了山东八路军、地方武装武器弹药的就地补给、自给自足，支撑了敌后游击战、根据地保卫战以及后期大兵团作战，是山东抗战与解放战场重要的后勤军工保障力量。

山东军工以自给为主：抗战时期，少量支援苏北、冀南、冀鲁豫等友邻根据地；解放战争时期，山东军工不再局限于供应本地，成为华东野战军的主要供给基地，并向中原、苏北、华北战场外调物资。

关键数据（山东全省，1946–1948年）：子弹：973万发。手榴弹：593万枚。迫击炮弹：249万发。仅胶东兵工一家，就供应了华东野战军70%的弹药。

总之，山东军工不仅实现了自给自足，更是华东决战（济南战役、淮海战役）的主力弹药库；同时，按统一后勤部署，向第二野战军（中野）提供了大量迫击炮弹、手榴弹、炸药与火工品，有力支撑了华东决战与中原战场作战，成为全国解放战争重要的军工物资供应后方。

山东军工成为山东根据地对解放战争贡献的一大亮点。

今天，我们回顾这段历史，山东抗战是一段独特的历程。在抗战胜利时，山东已建成华北最大、并以省为建制的抗日根据地，形成主力部队27万、地方武装50万和民兵自卫团150万的庞大军事体系。在全国的解放战争中，无论从军力、财力、军工、支前、还是南下干部接收政权等方面，都作出了巨大贡献。

以上所述的一切，都是在山东省委重建之后，在党中央的指挥和支持下，山东的党组织、军队及人民群众共同浴血奋战，创造出的建党、建军、建政的历史奇迹——这就是我们在90年后的今天，纪念山东省委重建的伟大意义。

（本文作者是北京八路军山东抗日根据地研究会原副会长，为纪念中共山东省委重建90周年而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