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家史（二）革命家庭

（一）贫苦农家

在左权县麻田镇上口村有一户董姓人家就是我的家。在清代末期，我太爷爷和太奶奶从河北省（原河南省）涉县更乐村逃荒来到辽县（今左权县），先落脚在辽县麻田镇南会村后的大塔沟里。那个时候，大塔沟住着有六户人家，前沟住着四户，半沟住着一户，我家就只能在后沟找个地方建了个简易的棚子勉强住下来。由于缺粮少食，经山中邻居的介绍到南会村的富户家借下三斗高利贷米，暂时起步生活，实际上在日常的生活中主要还是依靠挖野菜、吃树皮来填肚子度日。

    我太爷爷是个十分勤劳的人，他起早贪黑，开荒垦地。第二年春天山沟里便逐渐种上了谷子、玉米、高粱、黄豆、山药蛋、萝卜、菜根等多种农作物。那一年的年景较好，一下子收获了一担余粮。后来，才慢慢地开始自己动手用石头垒成墙，石板做成顶，建起了一处石头新房，由此实现了从简易棚搬出来住进新房子。到了冬天，天寒地冻不能再开荒了，我太爷爷就到山上打柴，到街市去卖柴；我太奶奶就给富人家缝补衣服或做针线女红卖出去后添补家用。就这样一年四季忙忙落落，辛辛苦苦干一年的活也只能买回三斤白面，以便在过年、过元宵节时吃上一顿饺子。那一年家中生下一个女孩，便是我的大老姑。

    春节过后春暖花开，又开始了播种，种子下完后，再去开荒开地。与此同时，在山坡上还栽下了花椒树、核桃树、柿子树等。果木开花结果了，在哪里的日子就此一天比一天好起来了。我太爷爷和太奶奶在哪里生活了十余年，共生育四男两女，六个孩子。常言道“好汉难养三张嘴。”，而我家又是八口之家，生活就是那样的艰苦啊。

    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我太爷爷由于人多嘴多，长期的艰苦生活，到1901年3月积劳成疾卧床不起了，加之缺医少药，无钱治病，早早地离开了人世。埋葬了太爷爷之后，老家更乐村的族人上来就要卖寡妇，此时沟里的邻居们就私下里给我太奶奶出主意，坚决不能让他（们）卖了，如果让卖了，孩子们可就苦了。于是我太奶奶拿定了主意，坚决不同意，他（们）也没办法，只好返回老家把我家的五间房子给卖了。然而，这个人最后也没什么好结果，不久就离开人世。再后来老家来人说，他是坏了良心。

    太爷爷去世后剩下孤儿寡母艰难度日，六、七月下雨连绵，加之山里狼豹出没，一到日落就得紧关房门不敢出入。那时在山里实在不能住了，便托人在上南会村赁了一处三间旧房子住了下来，晚上住村上，白天照常在大塔沟种地。艰难的生活使孩子们不得不早出嫁早立业，大老姑13岁就嫁到武军寺村寨峪沟；二老姑14岁嫁到老家更乐村赵家（其家是清朝探花之后）。时间不长，太奶奶的娘家亲人（也是从涉县逃荒到了上口村落户的人家）看到她们在南会村少依无靠，生活实在艰难，才又介绍到上口村居住。那时仍然还在大塔沟种地。再后来，两个大点的儿子（我的大爷爷和二爷爷）在14、5岁时就都去给富人家当起了长工。此后不久，我太奶奶年老体弱，于1910年6月去世了。我的家从此就在上口村居住了下来。

（二）做首长勤务员的爷爷

▲我祖父董兴旺

我祖父（我们这里叫爷爷，下同）董兴旺在董家里排行老三，生于农历1896年正月初十（光绪二十二年）。因他从小在家经常帮助母亲做饭有了一定基础，后经人介绍到了辽县城石柱街的一所贫民学校做饭。那时，我四爷爷则是给富人家赶牲口跑运输。一家兄弟四人就此各奔前程了。董兴旺在城里的贫民学校做了六年多的饭有了一点点积蓄，经人介绍于1920年3月与邻村（距上口村六里）的小目口村山上的赵家之女赵引弟结为夫妇。赵引弟是她家一母所生的两儿六女中的第二个女儿。

   1925年9月1日，借住上口村张来顺家的董兴旺和赵引弟一对贫苦农家夫妻，在全家人的期盼之中生下一个男孩，这就是我的烈士父亲——董爱珠。他是董家来到辽县的董氏家的第三代传人。在生下董爱珠后不久，董兴旺怕赵引弟一人又带孩子又下地干活实在太劳累了，身体也吃不消，于1937年9月辞去了在县城贫民学校的工作，1937年9月到离家15里路的桐峪村三民校当厨师。那时是为黄明（曾任辽 县抗日县长，解放后为西安飞机发动机厂党委书记）、皇甫束玉（解放后为国家高等教育出版社党委书记）、牛子谦等领导做饭。

▲抗战时期三民校教师，离休前高等教育出版社党委书 记皇甫束玉

董兴旺忠厚老实、干活勤快，每日虽然是粗粮野菜，饭菜却做得香甜可口。时任路东干校负责人的冯廷章（即冯瑞如，中共左权县最早的党员之一，解放后任山西省政协秘书长）要物色一位厨师，专门为身负重伤的左今夫（李伟）、患有重病的候长顺（候步云）和他们的警卫员许太做饭，还兼护理、保卫工作。黄明、皇甫束玉对董兴旺万分不舍，却也毅然将他“献”了出去。

▲抗战时期路东干校校长，辽县最早党员之一，解放后任山西省 政协秘书长冯瑞如（抗战时期叫冯廷章。

▲李伟夫妇

后来，董兴旺由时任路东干校负责人冯廷章（冯瑞如）同志介绍到泽城的叉峧村为左今夫（抗战时期在泽城养伤期间叫左今夫，是邯郸抗日公学校长，后改名为李伟，离休前国家经委委员、党组成员）。侯长顺（侯步云）两位首长服务。但是当左今夫（李伟）负重伤后，冯廷章（冯瑞如）要抽调早已是三民校厨师的董兴旺去专门为左、候（当时患有重病）及警卫员许太三人服务时，董兴旺当时就不想去，主要原因是董兴旺和董爱珠共用着一条被子，他们一分开，一人就没被子了。他就说：“爱珠到哪念书，我就到哪做饭。”。冯廷章则说：“让老左给你一条被子，你就安心给老左他们做饭，好好伺候他两个人吧。”。就这样我爷爷就开始了给他们做后勤服务。在这期间，由于冯廷章工作繁忙，也就把他自己的大儿子冯有生也“寄养”在那里。 冯瑞如大儿子冯有生离休前省经贸厅副厅长省援外办公室主任。

那个时候很艰苦，董兴旺既是厨师，还得为首长的安危负责！由于当时生活非常艰苦，一日三餐都是黑豆瓣，菜是几颗黑豆芽（到1943年就是以野菜当饭吃）。因为左、候二位既是首长还是重伤重病人，边区政府给的最高待遇就是一天一人2斤小麦，4人共8斤小麦（冯有生不在供应范围）。董兴旺为把五人生活搞好，每天要用碾把小麦推成面，当然麦麸也是上好食品，还要开荒种菜，喂马、喂奶羊，晚上还要替十六岁的警卫员许太站岗放哨。

在反“扫荡”中董兴旺肩负着重大使命，日夜为首长的安全着想。因为警卫员许太刚16岁，首长不放心，董兴旺白天做饭、喂马、喂奶羊，还得在生产季节不失时地开荒、播种、收获，他在那里为了给首长增加营养还自己种了菜园；晚上还得给首长站岗，与日寇周旋，消息不好还得把首长安全转移到山洞，同时把两匹马、奶羊都要隐蔽好。尽管抗战时期形势非常恶劣，但党的领导人也常来看望。当时，敌人实行铁壁合围大“扫荡”，冯廷章怕左今夫、侯长顺二位首长身体不能早日康复，一再叮嘱董兴旺“一定要伺候好、保护好首长，他们有大用是国家不可缺少的将才。将来你家有困难，他们是会帮助解决的。”。兴旺当时并未多想也不求有什么回报，只想共产党、八路军是穷人的大救星，就这样兴旺夜以继日地悉心照顾着首长。1941年7月7日晋冀鲁豫边区临时参议会在辽县桐峪镇召开时，临时抽调董兴旺在那里做饭40多天，左、侯二位首长暂时由他人代做饭，一直到8月15日结束。四十多天下来，左、候二位首长身体状况急转直下。这期间，董兴旺一直挂念着左、候二人和冯廷章的儿子冯有生的安危、生活起居等。那时冯廷章的儿子还很小，确实需要大人照顾。董兴旺一返回，左今夫就紧紧握住我爷爷的手不放，一边不住的说：“我和老候已经请示上级了，以后无论有什么事情，也不让您离开咱们这里”。并让董兴旺掌管钱财、处理一切后勤事务。事后，警卫员许太和我爷爷说：“这40多天，首长免了好多个做饭的，都不满意。听左、候二位首长常常交谈，说：“老董是在用心照管咱二位和冯廷章的儿子啊，这样的好厨师咱可离不开啊！”。当时，冯有生在那里睡觉盖的被子，正中间有锅盖大的窟窿也没甚缝补，每到晚上睡觉时董兴旺就逗他玩：“有生败你冯廷章兴哩，这被子我要不给你盖衣服，不冻死你才怪哩”。有生总是笑嘻嘻地回答说：“大爷，我家现在经济困难，咱两彼此彼此，您不是盖的老左大伯给您的被子吗？要不咱俩一起睡就冻不死了！”。

    就这样，在日寇不断“扫荡”隆隆的炮火声中，在太行山极端困难的抗战岁月里，兴旺把上级领导交给的艰巨任务，圆满地完成了对两位首长的护理、保卫任务，直到1945年抗战胜利前夕，董兴旺把他们送到涉县王堡村、赤岸村才知道“左今夫是李伟，侯长顺是侯步云，”，他们到那里是和李雪峰、杨秀峰一块办公。虽然他们一致要带董兴旺共同南下继续做厨师工作，但是，因董兴旺积劳成疾不能跟随首长一起南下，实在无法继续工作了，就提出返家养病，不给党和国家添麻烦。就这样董兴旺恋恋不舍地离开李伟、侯步云二位首长。

时隔三十五年，李伟爷爷费尽周折，才和我的生父董玉定、我董天祥取得联系。李伟爷爷多次来信中，再三对我爷爷的辛勤劳动表示感谢。说：“没有老董，我就不能再继续为革命做贡献了。”，他还说：“在那样特殊的战争环境中，你爷爷能把工作做到那种程度，是常人很难做到的。”。他在给我生父董玉定信中说：“回想战争年代，我很有负重感。几年间蒙你父亲老董同志对我的亲切关照，使我的伤病身体得以康复，直到后来能继续为党、为革命、为人民工作，他是有莫大功劳的！你哥爱珠（艾珠）是很有为的青年，......是你父母培养的功劳，这是你们家庭的光荣！并告知侯步云同志因久病不愈，早早就病故了。”（注：李伟在泽城养伤期间是邢台抗日公学校长进京后离休前是国家经委委员、党组成员。）

▲李伟的来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