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家史（四）英勇的父亲董爱珠——上篇

（一）求学之路

董爱珠，又名董艾珠。1925年9月1日生于山西省辽县（今左权县）麻田镇上口村。他读小学时，曾任儿童团团长，带领同学们在路上站岗、放哨、查路条。1937年冬小学毕业后，1937年冬随其父亲（我爷爷董兴旺）到桐峪三民校生活，当时黄明校长看他非常聪慧，很喜欢便决定让他留校半工半读；1939年冬天，父亲从三民校考入晋东南路东干部学校（简称路东干校）。路东干校是晋冀豫区（后称太行区）党委领导下的一所培养抗日干部的学校。为了便于对敌斗争，那时晋东南分为路东、路西。路东为太行，路西为太岳。路东干校由此得名。路东干校的住址是山西省辽县（今左权县）泽城村。当时负责人是冯廷章（冯瑞如），在校讲课的有许平、左今夫（李伟）等同志。

   学校采用军事化管理，全校设大队、中队。大队长姓王（是个老红军），下设中队。每晚全校学生集合，由大队长训话，通常都由中队长主持。军事生活相当紧张，我烈士父亲董爱珠帮助指导同学们练枪法、投弹（手榴弹实弹投掷）。晚上睡觉后，经常进行紧急集合，做军事演习，以提高大家的革命警惕性和军事行动的快速性。学习主要是政治时事，并以班为单位学习讨论。

1940年初，冀南、太行、太岳行政联合办事处（晋冀鲁豫边区政府的前身，以下简称冀太联办）成立后，就筹建太行抗战建国学院，吸收包括敌占区、蒋管区以及根据地的知识分子参加。学院由王振华、张柏园两同志负责，杨秀峰同志任名誉校长。院址在泽城村。路东干校于1940年春移驻黎城县东崖底村。

   1940年春，路东干校改名为太行中学。学校设在黎城县东崖底村。当时的生活相当艰苦。由于经济困难，伙食主要是高粱米和黑豆瓣粥或干饭。吃高粱米大便干燥，吃黑豆瓣粥又拉稀。但大家都能理解，毫无怨言，愉快地过着艰苦紧张的军事生活。

同年夏天，路东干校一分为二——抗战建国学院和太行中学。太行中学由冯廷章带领，迁移到辽县（今左权县）麻田镇。为时不久，又迁到黎城县东崖底村。后来冯廷章同志调离学校，李棣华校长来学校工作。再后来冀西中学也合并过来了。

    到东崖底村后，对学生进行测验、分班，按考试成绩和年龄分为速成班、正规班和预备班三种班级。正规班又分两个班，董爱珠是在正规班。分班后即进入正规的文化学习。课程主要有：语文、数学、历史、政治等。当时的教材都是由老师亲自编写，油印后发给大家。语文老师傅良、数学老师高亦平，他们讲课有经验，深入浅出，讲解透彻，学生们获益匪浅。

东崖底的生活，依然十分艰苦，仍然吃高粱米、黑豆瓣。一次吃谷子磨的面糊糊时，由于糠皮太粗，不少同学拉不出屎来，憋得实在难受，若不多吃又饿得慌。小麦收了之后，才能吃到白面，但定量标准低，只能喝点稀溜溜的汤面，不耐饿。                      

1940年百团大战期间，学校就暂时休课，全体同学组织起来，分头去做宣传工作，广泛宣传百团大战的战绩和意义。深秋季节，日寇进行报复性“扫荡”。教导员江冬同志和董爱珠带领同学们转战在黎城、辽县一带。那时正是秋雨连绵，山路泥泞，夜行军只能前后手拉手摸索着前进，宿营时钻在麦秸垛里休息，就这样坚持了半个多月的紧张的战斗生活。反“扫荡”结束后，太行一中即转移到涉县偏城村、杨家庄村一带，分别驻在杨家庄村、木口村、东峧村、西峧村。

在三次反“扫荡”

1.第一次反“扫荡”

1941年，日寇对我太行抗日根据地腹心区的年关大“扫荡”。太行一中当时在偏城县（原为黎城县的一部分，当时单独设县，现属河北省涉县）西部的杨家庄村。当日寇向我腹地进逼之时，学校决定：全校以班为单位分散转移，并尽可能转至敌人包围圈外，以保证同学们的安全。董爱珠这个班是年龄最低的班级，约有数十人，年龄大多为十三、四岁。在美术老师田嘉琳与董爱珠的带领下，由杨家庄村出发，向南经索堡镇、涉县城、故县镇，再向西南进入山西省平顺县境内，涉水渡过了冰冷的浊漳河。渡河时，由于水深水急，年龄较大的男同学就往返渡河数次。先运行李背包，再护送女同学过河。接着向平顺县东部的大山中继续前进，在苤兰岩、虹梯关等村庄住下来。在这里还进行了一段课程，利用转移的间隙进行学习。在一小山村，大家还借用了老乡的炊具，围在一起包饺子，度过了1942年的元旦。

    元旦过后根据地中心地带正遇敌人的合击，而学生们所在地区则相对平静，但严寒的冬季也使大家吃了不少苦。多数人还身穿单衣，当地群众生活困难，学生只能在群众让出的房子里铺些地草席就地而卧。后来到达平顺县城，反“扫荡”斗争已经取得了胜利，敌军已分头撤退，学生立即起程，由原路返回驻地杨家庄村。

2.第二次反“扫荡”

1942年5月，第二次反“扫荡”。因董爱珠战斗经验丰富，常与老师带队将同学们转移至安全地带。遇上严重危险的情况，董爱珠不仅要帮江冬老师先将学生带领至安全地带，还要再设法找到田嘉琳老师，并且和他一块带领的学生们一同转移。常常在同一次反扫荡中往返多次，寻找掉队同学并将其领到安全地带与其他学生会合。他机智过人，人小目标不大，不易引起敌人的注意，这一优势使他出色地完成了任务。

    1942年4月底，太行一中的同学们，正在筹备纪念五四青年节和五五学习节（5月5日为马克思诞辰日）。一天上午两节课后，学生们准备写稿件出墙报，突然接到紧急通知，紧急集合说：日寇已兵分几路向我根据地中心区合围而来，距学校驻地已不远，要求立刻出发进行反“扫荡”。这个班级，因年龄最小，所以由李棣华校长与董爱珠直接带领向东出发，途径偏城县，再向东进入一个小山沟，此刻敌机已在上空盘旋，并向附近投弹、扫射，学生们则就地隐蔽。到下午四、五点，敌机飞去后学生们才继续向东转移。在这之后的几天里，学生们在偏城县的东部、北部，在敌机和地面的合围下，昼夜行军，仍未能突出敌人的合击圈，只能在山顶上、沟谷中利用其特有的地形与敌人周旋。那时，由董爱珠与几名有战斗经验的同学多次侦察敌情，以确定转移方向。每遇侦察人员不幸未归时或情况突变时，大队就紧急转移。正是这样，有些担负侦察工作的学生就与大队失去了联系。因董爱珠可胜任各种突发情况，故每次侦察我烈士父亲都是不可或缺的人员之一。就这样，这支学生小队中的小同学和女同学的比例就日夜增大，由部队调来学习的有战斗经验的同学就越来越少了。加之过度疲劳和饥饿，李棣华校长担心小同学和女同学掉队，常由董爱珠来收尾，由班主任和向导走在最前头领队。夜间行军，为了不使人员掉队，每个人的背包上都拴着一条白毛巾，给随后的人员指引目标，每个人都望着前面的白毛巾，一个跟着一个以免掉队。有一次，前面向导在岔路口辨别方向时，队伍停了一会，大家就地站着不由自主的睡着了。当队伍继续前进了一段路程后，发现后一半队伍没跟上来，便又派人返回寻找，才发现那半同学还在原地站着进入了梦乡。站着睡觉这是确确实实的，抗日战争时期每个人都曾亲身经历过，甚至在行进中，边走边睡也是常有的。

有一天下午，师生们到达偏城县北部与山西省辽县交界的地方。那里战斗异常激烈，整整一下午，枪炮声不绝，敌机轮番轰炸、扫射，师生们不能前进就地隐蔽。傍晚时，枪声渐稀，师生又向北移动。不久便于八路军总部的队伍（当时称为干部团）迎头相遇，师生们则在路边停下来，让干部团的队伍先行通过。看着他们高唱战歌，宣传队的拉拉队前呼后应，歌声此起彼伏，战士们激情高昂，队伍浩浩荡荡而去。师生们，这一群没有战斗经验的队伍，在这样残酷的战争环境中行军走路都怕因响声太大引来不测，而干部团的战士们是那样乐观，士气是那么高，表现出革命者的大无畏精神，这对师生们是一种很大的鼓舞，使师生们更增加了战胜日寇取得反“扫荡”胜利的信心。师生们继续北去，在午夜时分，到达一个山岭上。在明亮的月光下，清楚的看到了牺牲了的战士们的遗体，还有战马的尸体，树丛中烈火还在熊熊燃烧，同学们无不悲愤，一个个默默的从牺牲战友的身边走过，向他们的遗体告别，脚步之轻像是怕惊醒睡梦中的襁褓。董爱珠向大家介绍。先前所经过的这个山岭就是干部团与日寇浴血奋战的地方，也就是左权将军牺牲的地方——十字岭。

    有一次夜间行军途中，队伍停在一棵野杏树下，开始未发觉，后来有人闻到一股野果的香味，便把树枝扯下来摸，才发现满坡的野青杏，于是正在饥渴难耐的师生们，便摘下野杏，狼吞虎咽了一顿。

师生们又到达了偏城县东部靠近武安县的一个叫黑龙洞的地方。在那里遇到了新华社华北总分社的队伍，日寇正向他们和附近一些其他单位的队伍进行合击围剿，枪声炮声响成一片，师生们一面派人和他们联系，同时就地隐蔽。待天黑后，师生们进行向南转移。夜间行军途中，在沿一条小河前进时，突然发现前面有情况，误以为与敌人遭遇了，走在前面带枪的同学立刻子弹上膛，喊出了口令：“那一部分？”，对方回答说：“道清部的”，这才发现是自己人，而且是太行一中的另一个班的学生。当时太行一中以太行区南部的一条铁路——道清铁路为自己的代号，故名“道清部”。一中两个班级的同学就地互相握手问候，并交换了敌情和转移方向等，后又各自分开。第二天上到一座较高山峰的山腰，俯视山下有了村庄，叫郭庄村，此时敌人正盘踞村中，白天搜山抢掠，夜晚龟缩村里，村外燃起大火，以防我军民的袭击。师生们白天在山中分散隐蔽，各人自找隐身点，只要有可能就集中起来上课，一有紧急情况，立刻分头隐蔽；夜晚派学生三、五人下山到小村中借粮，天亮前抬到山上，每人分一小碗小米饭。有时情况紧急，不能下山或下山的人未能找到粮食，则大家只能挨饿。泉水是师生们的天然饮料，但也要乘夜摸下沟中去提水，每人每天可分到1—2杯水。在这里一直坚持到反“扫荡”胜利结束。在师生们隐身的这座山的南麓，是由郭庄村通往鹿头镇的一条大路，在山上曾目睹了日军由此路逃窜的情景。在这条大路的北侧，有一座规模不小的寺庙——龙泉寺，师生们以进驻龙泉寺来迎接反“扫荡”的胜利。进寺后，所有的神堂大殿都作为学生的集体宿舍，并在四周搭起了大棚，自己动手修建教室，以石头为桌凳，立即开始了上课。不久，太行一中的其他几个班级，也先后由杨家庄村迁来龙泉寺。在龙泉寺举行了全校反“扫荡”胜利会师大会。大会上群情激愤，师生们高唱“黄河之滨，集合着一群中华民族优秀的子孙，人类解放救国的责任，全靠我们自己来担承......”，歌声响彻山谷、寺庙、田野。

3.第三次反“扫荡”

1942年“扫荡”后太行一中除董爱珠这个班外，其他班和高年级的各班均提前毕业离校。董爱珠班由涉县龙泉寺迁往辽县寺坪村，并新招收一个班，组成太行联合中学第一队。

    1943年春节前夕，太行联合中学校长王振华和副校长李棣华由校部（驻地涉县悬钟村）专程来一队安排教学等工作和布置即将到来的春节期间的反“扫荡”斗争。这次反“扫荡”，准备时间充分，所以大部分学生回家过春节（当时每个同学还要带2—3个距离远的和无家可归的同学一起回去），并同当地群众一起进行反“扫荡”。留守学校的大约有十余名学生和教师，加上两位校长，编为了一个战斗队。在春节将临，敌军已从南北两个方向，向我烈士父亲一队驻地寺坪村扑来之时，师生们才离开驻地，向西北方向的桃源村转移，并在次日由桃源沟直上至故县岭上。山上冰天雪地，荒无人烟，偶有个别山庄窝铺，就是师生们的宿营点，以山民提供的一部分山药蛋充饥。另外，还根据当地群众的引导，挖开积雪找野葱，采摘后煮熟食用。尽管山上野狍成群，每天都能几次与狍群相遇，可是学生们只有几支步枪，每支抢也只有几发子弹，只能留着在紧急情况时对付敌人，而不能用于打猎，只好望狍兴叹了。

    在故县岭上的几天中，凡遇晴好天气，西望日寇盘踞下的辽县城历历在目，东望清漳河一带浓烟滚滚，日寇正在那里对我根据地群众烧杀抢掠，实行“三光”政策，群众正遭受着苦难，不由的使我烈士父亲产生思乡之情。师生们就是在这样的环境和心境中度过了1943年的春节。春节后，师生们沿山岭由南向北转移。几天后，听到敌军已由根据地撤退的消息，师生们就立即下山，经西五指村、拐儿镇，返回寺坪村。此刻村里村外一片狼藉，被杀害的群众尸体还横在大街上，牛羊残体还在火堆里冒着黑烟，师生们立刻放下背包，立马就与当地群众投入到了清理街道、重建家园、维修校舍的劳动中。不久，分散的学生陆续回到了学校，反“扫荡”斗争胜利结束。

（三）积极参与重大活动

凡是边区机关举行重大活动，李棣华校长都亲自出马主动争取派学生去服务，承办力所能及的具体工作。在这方面董爱珠是幸运者之一，沾了参加工作早的光（爱珠三民校时是半工半读生，在路东干校时是冯廷章的得意门生，受人喜欢）。那几年校长组织的校外活动，董爱珠都是其中必不可少的成员之一。

1940年，六、七月间冀南、太行、太岳行政联合办事处（简称冀太联办）即将成立。联办是边区最高的行政机关，它的成立标志着边区开创大业已经完成，今后的任务是建设边区。这是边区的大事，为了使这件大事影响加大，在联办成立时曾配合着举办一系列的庆祝活动。如，战绩、生产展览会、冀南银行展览会、革命烈士塔奠基等。李棣华校长看准了这个学习的大好时机，亲自向联办杨秀峰主任争取到一个特殊的待遇——由学校派师生参加上述各项活动的具体事务。李校长和我烈士父亲带着30多位师生从东崖底直奔东辽城联办地直接向杨主任报到（期间足足有半天路程）。

    1941年5月，一二九师政治部在驻地王堡村举行全师《黄河大合唱》比赛。八路军总部、一二九师师部及各旅、各分区文工团都集中到王堡村参赛。李棣华校长得知这一消息后，特派凌湘老师与董爱珠带着20余位文艺活动积极分子赶往观摩。学生们原以为一天就完，实际上一周才结束，没处住就露宿打谷场，没饭吃到附近的农家吃派饭，决心坚持到底。此情此景感动了师政治部领导，破例为学生们（属地方系统，非军事机关）解决吃住困难，并把学生们从原先靠边站、靠后站的位置改为正式参观单位。每次演出都让学生们在最前边，学生们真是大饱眼福。

    1941年7月7日，晋冀鲁豫边区临时参议会在辽县桐峪镇正式召开时，李棣华校长争得了派学生当大会招待员的机会，董爱珠参加了这次隆重的活动。他拿着李校长亲笔写给大会筹委秘书平杰三的介绍信，步行了整整一天去辽县桐峪镇报到。这次大会一直到8月15日，共开了40余天。学生们对大会进程中的大事小事都非常好奇，感到格外新鲜，从大小报告、各项活动中又一次学到了新的事物和先进的知识。

    李棣华校长不仅千方百计派人参与各项大型活动，还有许多小型社会活动，也要停课参加。1941年秋天，一二九师召开全师军事（体育）运动会，董爱珠和其他在校师生们以整齐的行列步行60里赶往参观。学生们不仅看到了多项军事体育表演，而且看到了一二九师战将青年旅长陈锡联和另外一个青年旅长陈赓摔跤。同时还参观了一二九师袭击伪军高德林部所缴获的大量的战利品展览，更幸运的是刘伯承师长见到这群青年学生规规矩矩，认认真真地参观、抄录，很是高兴，便主动走过来笑嘻嘻地握着董爱珠的手和师生们说：“祝大家学习进步”。这一刻使师生们对八路军高级将领平易近人印象特别深刻。

    1942年6月末，边区各界在一二九师政治部驻地举行边区军民追悼左权参谋长大会。李棣华校长带领全体师生急行军几十里赶往参加。大会主持人对太行中学师生们的远道而来十分感动，尽管到达时大会即将结束，主持人硬是下令暂停其它单位的悼念活动，让太行中学师生们优先在会场前排肃立。在董爱珠及其他学生代表把所有准备的追悼会项目（唱挽歌、宣读祭文、朗诵悼诗、致哀、鞠躬）一项不拉地完成后，才允许其他单位继续进行。会后，同学们分别到会场各处抄录了许多挽联、挽诗。学生们对参加这次活动非常高兴，不仅学到了政治，也学到了文化，更增加了对左权参谋长的感情。

1942年冬，一二九师和全边区党政机关为一二九师刘伯承师长庆祝五十大寿。这是促进军爱民、民拥军的大好机会，李棣华校长动员全校师生参加祝寿活动。我烈士父亲更是踊跃参与。师生们多次开会畅述八路军的功绩，还出了许多期墙报歌颂刘师长和一二九师。所有师生们都在拥军公约上签了名。这次活动对师生们了解红军、八路军的光辉历史非常有益。董爱珠和李棣华校长既是师生关系，又是忘年之交，更是他的左膀右臂。

（四）太行联中的教育

太行中学及太行一、二、三中、太行联中都是以培养抗日革命干部为目标的干部学校。党的《十大纲领》中关于抗日的教育政策中规定“改革教育的旧制度、旧课程，实行抗日救国为目标的新制度、新课程。”，所以学校当时的教育实施是以“抗大”为榜样的。当时在太行山上的“抗大”分校，处处给“太中”、“联中”以帮助。在1942年春“扫荡”中 ，抗大一支战斗分队在偏城地区与太中一部分同学就向日寇英勇搏斗，董爱珠是太中这部分同学的带队人。董爱珠英勇善战，机智过人。所以学校每遇参战任务，都是我烈士父亲带队。在太行山上的抗大、太中、联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记忆。太中、联中与抗大并肩学习、并肩生产、并肩战斗。

为了适应战争环境，要求学校便于集中，也就是说既便于化整为零，又便于集零为整，因此学校的建制是学习部队的建制，重点放在队一级（相当于一个连）。校一级设校部、教务处、总务处，但人很少。队设主任、教导员、教员、事务处。炊事员也都配备在队里。队里学校的教育方法是战争、教学（学习）、生产相结合。首先要适应战争环境，学习战争，在战争的空隙，组织教学；其次是生产，生产也要与教学结合起来。当时党中央号召的任务是要生产自给，所以学校要开荒种菜，争取自给部分粮食蔬菜。教学计划就是要在战争和生产中去完成。

毛泽东同志说：“要在战争中学习战争”。陶行知先生说：“生活及教育、社会即学校。”。在当时的教育实践中起了重大的指导作用。这里很值得怀念的是李公朴同志对抗日根据地教育的热情关怀和指导。在1939—1940年期间，他来到太行山八路军总部，精心考察敌后教育的实施问题，他亲自参加了1940年夏边区政府（当时还称联办）在涉县靳家会村召开的教育会议，为当时制定边区教育实施方案作出了重要贡献。

战争的岁月里，学生们要完成备战、学习、生产三结合的任务，学校的组织发挥了领导和保证作用。党员处处起模范带头作用。

政治教育是学校工作的重点，也是培训干部的基础。学校设政治课，主要讲马列主义的基本理论、毛泽东著作、党的方针政策等。尤其着重于前途教育（中国革命前途、共产主义前途），学校的培养目标是抗战革命干部，以政治教育为中心任务，在教职队伍中对政治教育人人有责。除有部分教师专门负责政治课以外，边区党政军领导同志还经常来校作政治报告，结合形势任务进行学习讨论。由于有比较深入的思想政治工作，所以学校师生员工在艰苦奋斗中都成长为坚强的战斗集体。

那时既无教室，更无课桌。学员每人一个马扎，山沟里、树荫下，都是很好的课堂。大课与小组讨论相结合，小组讨论又同小字报（墙报）相结合。每到一地驻定，小字报便琳琅满目，歌声响彻山野，呈现一片生动活泼的景象。

在参加社会活动方面，学校是与边区军民同呼吸共命运，声息相通的。在反扫荡中，学校在军区的统一部署指挥下，跟着部队与日寇周旋；在生产季节，学校和军民一道不失时机地开荒，播种、收获。

联中各队为中心，划附近县为学区；一队以左权、偏城、武北为第一学区。

1940年秋，随着百团大战的节节胜利和敌人疯狂“扫荡”，太行中学由黎城东崖底村转移到偏城县的木口村、杨家庄村、东峧村四个地方，校部设在杨家庄村。学校迁到杨家庄后，又先后派来瞿坚白（瞿秋白的弟弟）为教育长，著名的东北籍汉语教育家傅良、山西的新体诗人王玉堂和从延安来的历史家黄河、画家邹亚、从大后方来的音乐家周沛然、戏剧家赵子岳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