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读《历史选择了毛泽东》《苦难辉煌》随感（文/邢光）

 前周从父亲书柜里翻出两部书，是小弟送给父亲读的，一部是纪实文学作家叶永烈所著《历史选择了毛泽东》（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出版）；一部是国防大学金一南少将所著《苦难辉煌》（华艺出版社2010年出版）；两部书出版时间相隔近二十年，各有风格，前者着重于史料详实；后者站在今天，思路更宽，在史料基础上不时精辟点评，便于你直截了当理解，而都深刻揭示了一点：历史选择了毛泽东。

 2009年新版，共49万字，增加了图片。 

1992年版，共37万字。

    叶永烈1992年出版初版《历史选择了毛泽东》，2000年代结集为《红色三部曲》，分别为：《红色的起点》、《历史选择了毛泽东》、《毛泽东与蒋介石》；《红色的起点》采用的是“T”型结构，着重写1921年前后中国共产党诞生的历史横断面；《历史选择了毛泽东》则采用“○”椭圆型结构，即两头小、中间大，两头，分别是第一章和第八章。第一章“毛泽东之前”，以粗线条描述在毛泽东之前的中共领袖史，第八章同样以粗线条描述遵义会议确立毛泽东领袖地位之后，面临张国焘和王明两次严重的挑战，直至1945年党的“七大”将毛泽东思想作为指导思想写入中国共产党章程。中间的六章，核心写了历史如何选择了毛泽东。从党的“八七会议”写起，写井冈山的斗争，写红都瑞金的艰难岁月，写长征中血的教训，写遵义城那场举世闻名的会议。。。。。。；《毛泽东与蒋介石》则以比较政治学手法，写“两位影响中国半个世纪历史风云的国共两党领袖”。

  金一南少将所著《苦难辉煌》全篇十六章，洋洋洒洒从1921年中国共产党建党前后深刻的历史背景写起，写到红军长征胜利到达陕北延安，其在P296末段有一句经典名言：“长征是中国共产党由不成熟走向成熟的里程碑。当时的中国共产党，唯有毛泽东是真正成熟的领袖。而唯有长征那种艰难困苦的环境，才能使从1921年建党之日就开始的对领袖的漫长选择得到终结”。

  无独有偶，我写于2006年10月并发表于《湖北文化》（2006年第六期）的《为『长征』而感动》暨2008年5月发于博客的《为『长征』而感动——从电视剧『长征』看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形成》一文的结束语为：“毛泽东领导我们党和红军历经千难万险赢得长征胜利、乃至抗日战争胜利、解放战争胜利，建立新中国，是多么地来之不易。电视连续剧《长征》史诗般地再现了红军长征这一伟大壮举，弘扬了长征精神，揭示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形成的这一历史选择”。可谓异曲同工之妙。

    《历史选择了毛泽东》内容提要告诉我们：“中国共产党自1921年诞生，到1935年（1月15日至17日）遵义会议这十四年间，走马灯似地换了六个领袖，即陈独秀、瞿秋白、向忠发、李立三、王明、博古（这些都与当时斯大林领导的共产国际不无关系——博主注），经历了“一右三左”（即陈独秀的右倾和瞿秋白、李立三、王明与博古的三次‘左’倾）。直至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的领袖地位（虽然当时党的总负责为洛甫，亦即张闻天，至1943年3月中央政治局会议选举毛泽东为政治局主席兼书记处主席）。如果把张闻天计算在内，毛泽东是中国共产党的第八位领袖。然而，这是历史的选择——因为毛泽东坚持武装斗争，创立红色根据地、红色政权，运用游击战术和运动战术挫败蒋介石的多次‘围剿 ’。。。。。虽然毛泽东曾受到王明、博古‘左’倾路线的残酷打击，被剥夺军权达两年零三个月之久。但是，历史证明毛泽东所确立的方针、路线、战略是正确的。正因为这样，他受到全党的拥戴，成为党的舵手。

  而从1935年遵义会议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也是十四年。毛泽东领导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在这十四年间取得了辉煌胜利。从前十四年与后十四年的鲜明对比，足以看出为什么历史选择了毛泽东”。

  读《历史选择了毛泽东》，也第一次明白了一些史实，如井冈山曾被国民党军攻陷（“八月兵败”），失而复得后，又因错杀了袁文才和王佐而得而复失，红军未再回到井冈山。      

   《苦难辉煌》第十一章“苦难辉煌”导语中言：“毛泽东一生打过四次败仗，两次发生在四渡赤水；遵义会议后又差点儿丢掉前敌总指挥职务”。

   “1956年9月10日，毛泽东在八大预备会议第二次全体会议上讲话‘我是犯过错误的。比如打仗。高兴圩（二次反‘围剿’——博主注）打了败仗，那是我指挥的；南雄打了败仗，那是我指挥的；长征时候的土城战役（一渡赤水前－博主注）是我指挥的，茅台（三渡赤水——博主注）那次打仗也是我指挥的’。所举四次败仗，两次发生在四渡赤水之间。又有红军‘长征组歌’中豪迈唱道‘四渡赤水出奇兵，毛主席用兵真如神’”。

    25年后的1960年，毛泽东曾对来访的英国元帅蒙哥马利说，四渡赤水是他平生的得意之作。

    金一南在第十一章“苦难辉煌”中揭示了两次败仗与用兵如神之间的关系。

   金一南评点道：“很多描述四渡赤水的论著，对一渡赤水前后遵义会议确定的战略方向被迫改变一事略而不提，提了，似乎便会影响遵义会议的伟大，影响领袖的光辉，影响用兵如神。恰恰是这种‘好心好意’的回避，共产党人的最富生机的灵魂被抽掉了”。“不屈不饶的、百折不回的实践，那是共产党人最富生机和最为鲜活的灵魂”。

   该书接下来的表述让人明了，“四渡赤水”其实也是中央红军自血染湘江后处于的又一艰难时期。书中引用了周恩来后来所说的话：“从那个时候一直到渡金沙江，从1月、2月出发，到了5月，这是相当艰难困苦的一个时期。走‘之’字路，四渡赤水河”。

   所以，金一南在P333页概叹：“中国工农红军的胜利，绝不是历史用托盘端上来的一份幸运礼物。把四渡赤水看成一场出神入化的妙算和从容不迫的行军，糟蹋的是我们自己那部艰难曲折的奋斗史”。

   这样比比皆是的精辟点评正是金一南所著《苦难辉煌》每每有精彩之处所在。

  关于毛泽东“遵义会议后又差点儿丢掉前敌总指挥职务”，《历史选择了毛泽东》第七章“遵义曙光”——“新的‘三人团’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P419）写道：

   “事情发生在毛泽东任前敌司令部政委（可见非‘前敌总指挥’，却是实际上的前敌总指挥’——博主注）后的第六日－3月10日（在关于打还是不打‘打鼓新场’战斗‘中革军委’——或中央政治局会议发生了严重分歧——博主注），尽管毛泽东再三阐述自己的见解，无奈众人未被说服，决定采用林彪的建议，毛泽东深知‘打鼓新场’不可打，毛泽东急了，抛出了‘杀手锏’说：‘你们如果坚持进攻打鼓新场，我这前敌司令部政委不干了！’，张闻天一见毛泽东撂挑子，也急了，说道‘少数服从多数，你不干，就不干吧’，‘好，我不干！’毛泽东急呼呼地走了。毛泽东原以为他一走众人会改变主意。不料，这一走，反而闹得更僵，众人竟通过了撤销毛泽东前敌司令部政委的决定！同意了林彪的方案。

   周恩来是当事人，曾很详尽描述了后来的故事：‘但毛主席回去一想，还是不放心，觉得这样不对，半夜里提马灯又到我那里来，叫我把命令晚一点发，还是想一想。我接受了毛主席的意见，一早再开会议把大家说服了。。。。。’（周恩来在中共中央1972年6月10日一次会议上的讲话）。

   周恩来又一次起了关键性作用，因为遵义会议决定，‘ 周恩来同志是党内委托的对于指挥军事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由他最后拍板。周恩来‘接受了毛主席的意见’，3月11日一早在会议上‘把大家说服了’，攻打打鼓新场的计划取消了，毛泽东也就复职了——从他‘掼纱帽’到重新担任前敌司令部政委，未超过二十四小时！”。

   事实证明，毛泽东的意见是完全正确的，因为后来敌情的变化证实了毛泽东的准确判断。所以，毛主席说的“真理有时掌握在少数人手里”，原是特就这件事说的。

   也正是这次争论事件后，“为使军事指挥真正机动灵活，不再出现会议讨论行动方针、争论不休以致举手表决局面，毛泽东向张闻天提议成立‘三人军事领导小组’，全权指挥军事，成员为周恩来、毛泽东、王稼祥。张闻天也觉得军事指挥通过会议实施明显不行，自己对打仗又不熟悉，便完全赞同。在3月12日的政治局会议上‘三人军事领导小组’的提议被通过。这便是与博古、李德、周恩来‘老三人团’相对应的周恩来、毛泽东、王稼祥‘新三人团’，团长是周恩来。毛泽东从遵义会议后就成为‘周恩来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到二渡赤水后任前敌司令部总指挥（政委）、3月12日‘新三人团’的实际负责者，用了将近两个月时间，终于进入最高军事决策机构并掌握了决策权，中共中央变换军事领导的决策才最终完成”。

  也可以说，至此，方才确立了毛泽东在党和军队中实际上的最高领导地位。

  这些情节，曾清晰、完整地在电视连续剧《长征》中再现。我在《为『长征』而感动》一文中也有清楚表述。   

  读这两本书常常会手不释卷，这种读书的感觉好久没有了，因为人们在快餐文化的侵蚀下，已难得读书了。

 (2011年3月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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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嵌入毛泽东生命中的三个9月9日——《苦难辉煌》摘记

  由国防大学金一南少将所著《苦难辉煌》中第一次知道，有三个9月9日深深嵌入毛泽东的生命中。

  一个9月9日：

1976年9月9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在这天下午4时向全世界沉痛宣告：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和导师毛泽东主席去世。

  再一个9月9日：

1927年9月9日，湘赣边界起义爆发，毛泽东第一次实践“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就在这天，与潘心源途经浏阳张家坊时，毛泽东被清乡队抓住，押送团防局处死。

  这件事，毛泽东后来对斯诺回忆说：

  普通的士兵都是雇佣兵，枪毙我对他们并没有特别的好处，他们同意释放我，可是负责的队长却不允许。因此我决定设法逃跑。但是，直到离民团总部大约不到200米的地方，我才找到机会。我一下子挣脱出来，往田野里跑。我跑到一个高地，下面是一个水塘，周围长了很高的草，我在那里躲到日落。士兵们在追踪我，还强迫一些农民帮助他们搜寻。有好多次他们走得很近，有一两次我几乎可以用手接触到他们。尽管有五六次我已经放弃任何希望，认为自己一定会再次被抓住，可是不知怎么的我没有被他们发现。最后，天近黄昏了，他们放弃了搜寻。我马上翻山越岭，彻夜赶路。我没有穿鞋，脚底伤得很厉害。路上我遇到一个友善的农民，他给我住处，后来又带领我到了邻县。我身边有七块钱，用这钱买了一双鞋、一把伞和一些食物。当我最后安全到达农民武装那里的时候，我的口袋里只剩下两个铜板了。

  集建党、建军、建国之誉于一身的毛泽东，竟然差点就让民团的清乡队解决了。

  三一个9月9日：

  1935年9月9日，中共中央将要与张国焘在战略行动上分离的9月9日；一方面军将要和四方面军分离的9月9日；

中国工农红军从1927年八一南昌起义以来将出现第一次大分裂的9月9日。甚至红军大学教育长李特（曾当过四方面军司令部副参谋长），几近对毛泽东动枪，他脾气暴躁，身上从不离枪，带着人追赶上毛泽东，质问道：张（国焘）总政委命令南下，你们为什么还要北上?跟随李特的几个警卫员，手提驳壳枪指头按着扳机，气氛十分紧张。

  这件事情的原委及惊险之处可从书中以下资料中见出。

  1935年9月9日，张国焘从阿坝致电徐向前、陈昌浩并转中共中央，再次表示反对北进，坚持南下，并称“左右两路决不可分开行动”。另背着中央电令陈昌浩率右路军南下，并企图分裂和危害党中央。

   张国焘仗着有八万人马之众要挟中央，此前，由于张国焘的拖延，红军丧失松潘战机。8月20日，毛儿盖会议后，红军开始过草地。此时红军已混编为左路军、右路军：朱德、刘伯承及红五军团与四方面军混编为左路军，前敌总指挥为张国焘；徐向前(四方面军副总指挥)、陈昌浩(四方面军政委)及李先念的30军与中央红军(一方面军一、三军团及中共中央、中革军委——中央纵队)混编为右路军，前敌总指挥为徐向前。

  索尔兹伯里在《长征，闻所未闻的故事》中说，9月9日上午，张国焘发密码电报给陈昌浩，彻底开展党内斗争。前敌总指挥部参谋长叶剑英获悉后立即报告了毛泽东。杨尚昆1984年4月3日对索尔兹伯里说：“叶并不了解其中的阴谋。”

 《叶剑英传》引述叶剑英的回忆说，“9号那天，前敌总指挥部开会，新任总政治部主任陈昌浩讲话。他正讲得兴高采烈的时候，译电员进来，把一份电报交给了我，是张国焘发来的，语气很强硬。我觉得这是大事情．应该马上报告毛主席。我心里很着急，但表面上仍很沉着，把电报装进口袋里。过了一段时间，悄悄出去，飞跑去找毛主席。他看完电报后很紧张，从口袋里拿出一根很短的铅笔和一张卷烟纸，迅速把电报内容记了下来。然后对我说：‘你赶紧先回去，不要让他们发现你到这来了。’我赶忙跑回去，会还没有开完，陈昌浩还在讲话，我把电报交回给他，没有出娄子。那个时候，中央要赶快离开，否则会出危险。到哪里去呢?离开四方面军到三军团去，依靠彭德怀。”

   9月8日，毛泽东得知张国焘来电“右路军即准备南下，立即设法解（决）南下的问题”后，发现情况严重，通知陈昌浩、徐向前“在周恩来住处开会”，既是在三军团开会。

   会前彭德怀向毛泽东请示：“如果四方面军用武力解散我，或挟中央南进，怎么办?从防御出发，我们可不可以扣押人质，以避免武装冲突？”

   彭德怀所说的人质，指将要到会的四方面军政委陈昌浩。

   毛泽东深思片刻说：“不可。”  

   但彭德怀的主意，为中央领导人脱离前敌总指挥部提供了借口。毛泽东到陈昌浩住处对陈说：军队即要行动，中央是否召开一次会议，作些部署？陈昌浩同意。毛泽东又以病中的周恩来、王稼祥均在三军团为由，约陈到三军团司令部开会。

   会议开完，毛泽东便留在了三军团。

   三军团成为非常时期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唯一可以依赖的武力。

   9月9日，中央再电张国焘：“陈谈右路军南下电令，中央认为完全不适宜的。中央现恳切地指出，目前方针只有向北是出路，向南则敌情、地形、居民、给养都对我极端不利，将要使红军受空前未有之困难环境。中央认为：北上方针绝对不应改变，左路军应速即北上，在东出不利时，可以西渡黄河占领丹、青交通(界)新地区，再行向东发展。”

    但一切都难以挽回了。

    同日24时，张国焘复电徐、陈并转中央，坚持南下：“南下又为真正进攻，决不会做瓮中之鳖。”

     中共中央决定与四方面军分离，紧急北上。   

    9月10日凌晨，万籁俱寂。毛泽东等人率三军团、红军大学出发。一方面军和四方面军一个向北，一个向南了。

   徐向前在《历史的回顾》中回忆说：

  “那天早晨，我刚刚起床，底下就来报告，说叶剑英同志不见了，指挥部军用地图也不见了。我和陈昌浩大吃一惊。接着，前面的部队打来电话，说中央红军已经连夜出走，还放了警戒哨。何畏当时在红军大学．他跑来问：是不是有命令叫走?陈昌浩说：我们没下命令，赶紧叫他们回来！发生了如此重大的事件，使我愣了愣神，坐在床板上，半个钟头说不出话来。心想这事怎么搞的呀，走也不告诉我们一声呀，我们毫无思想准备呀。感到心情沉重，很受刺激，脑袋麻木得很。前面有人不明真相，打电话来请示：中央红军走了，还对我们警戒，打不打?陈昌浩拿着电话筒，问我怎么办？我说：哪有红军打红军的道理！叫他们听指挥，无论如何也不能打!陈昌浩不错，当时完全同意我的意见，作了答复，避免了事态的进一步恶化。他是政治委员，有最后决定权，假如他感情用事，下决心打，我是很难阻止的。在这点上，不能否认陈昌浩同志团结的作用。那天上午，前敌指挥部开了锅，人来人往，乱哄哄的。我心情极坏，躺在床板上，蒙起头来，不想说一句话。陈昌浩十分激动，说了些难听的话。中央派人送来指令，要我们率队北进；陈昌浩写了复信，还给张国焘写了报告。”

   打电话来请示的是第四军军长许世友，也不同意红军打红军的陈昌浩在那封给彭德怀的信中火气十足：“胡为乎几个人作恶，分散革命力量，有益于敌”，“吾兄在红军久经战斗，当挥臂一呼，揭此黑幕”，“立即率队返回阿西”。

    彭德怀把陈昌浩的信报告了毛泽东。毛泽东说，打个收条给他，后会有期。

    彭德怀问毛泽东：“如果他们扣留我们怎么办?”

   “那只好一起跟他们南进吧！我想他们总会觉悟的。”

    北进中再次出现险情。险情出自徐向前回忆中何畏向陈昌浩的报告。

   何畏是红军大学政委。陈昌浩从他那里知道红军大学也跟着北上了，立即命令他们停止前进。红大的学员主要来自四方面军，接到命令便停了下来。毛泽东等人走在红大前面，见他们停下来了，便也停下来，想问个究竟。

   来传达命令的是红大教育长李特。李特当过四方面军司令部副参谋长，脾气暴躁，身上从不离枪。他带着人追赶上来，问毛泽东：张总政委命令南下，你们什么还要北上?

    跟随李特的几个警卫员，手提驳壳枪指头按着扳机，气氛十分紧张。

   毛泽东冷静地回答：这件事可以商量，大家分析一下形势，看是北上好，还是南下好；南边集中了国民党的主要兵力，北面敌人则较薄弱，这是其一。第二，悲伤我们可以树起抗日的旗帜。

说到这里，毛泽东话锋一转，对李特说：“彭德怀同志率领三军团就走在后面，彭德怀是主张北上、坚决反对南下的，他对张国焘同志要南下，火气大得很哩！你们考虑考虑吧！大家要团结，不要红军打红军嘛!”

     在此两军对峙、千钧一发之时，毛泽东再次抬出了彭德怀。

     李特睥气暴，彭德怀脾气更暴。彭德怀在红军中有猛将之威，这一点连李特都十分清楚。毛泽东这些话使他不能不有所顾忌。

     李特没有轻举妄动。他只是带回了红大中四方面军的学员。

     毛泽东对这些又将南返的学员说：“你们将来一定要北上的。现在回去不要紧，将来还要回来的，你们现在回去，我们欢送，将来回来，我们欢迎。”

    南下的红大学员，在毛泽东的视野中远去了。

    北上的毛泽东，在红大学员的视野中远去了。

    会师刚刚三个月的两支主力红军，在北上大门之前分道扬镳。

   1935年9月9日，毛泽东说这是他一生中最黑暗的日子。

   1927年的9月9日是个人生命的危险。1935年的9月9日则是丢失苏区之后、长征走到最艰难的时刻，中共中央和工农红军不是因敌人包围、而是因内部分裂面临覆灭的可能。在红军总部的朱德后来也回忆道，革命生涯中经历过多少坎坷，多少困难，但从来没有像这次那样心情沉重。这个9月9日，被深深浇注进毛泽东的生命。

   1935年9月9日事件发生的前前后后，在长篇电视连续剧《长征》中也有极为完整和丰富的银屏再现，在《为‘长征’而感动》一文中亦有详尽描述。

（2011年3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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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苦难辉煌》精典章句

      苏俄在中国最早看好的是吴佩孚而不是孙中山，斯大林在中国最早看好的是蒋介石而不是毛泽东。

      孙中山决心“联俄、联共、扶助农工”。

      1923年1月《孙文越飞宣言》发表。联俄无问题，因为不论在道义、在财政还是在武器、在顾问上，都需要苏俄提供强有力的支援。汪精卫同意联俄，反对联共；廖仲恺赞成联俄联共，认为既联俄就必须联共；胡汉民介于汪、廖之间。

     孙中山认为最理想的。是先用共产党人的力量改造国民党，再用国民党人的纪律约束共产党。他既联俄，又不相信中国可以走俄国人的道路，既联共，又不相信红色政权可以在中国建立、生存和发展。他认为只有置共产党人于国民党领导之下，才可防止其制造阶级斗争。

    孙中山对与共产党的破裂并非毫无准备，“若共产党而有纷乱我党之阴谋，则只有断然绝其提携，而一扫之于国民党以外而已”。不注言者姓名，你敢相信这是孙中山说的吗？

   国民党的这些底数，当时共产党及其领袖陈独秀都一无所知。

   孙中山永远不会知道，那些“与吾党争衡”的“此等少年”，即使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对他也没有“亦必弃之”，而是年年在天安门广场安放他的巨幅画像。甚至在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肖像不出现以后，他的肖像依然一如既往。

   苏联红军的缔造者、十月革命的军事指挥者托洛茨基在对待蒋介石问题上，最先发出警告。1923年11月25日，托洛茨基接见蒋介石，蒋介石向托洛茨基转述孙中山的建议：从华南和蒙古兴兵，夹击中国北方军阀。托洛茨基对蒋介石泼得都是凉水。此前，托洛茨基已经说过，只要孙中山专事军事，那么在中国工、农、手工业者和小商人的眼中就会像北方的张作霖和吴佩孚一样，不过是又一个军阀；那样，革命运动不可能胜利。

   汪精卫决心效法安重根（朝鲜志士，在哈尔滨车站刺杀日本重臣伊藤博文），刺清廷一重臣，以醒革命。1909年11月，汪精卫与黄复生、喻培伦潜入北京，行刺摄政王载沣，却无抵近行动的勇毅。三个月后选择摄政王府（在地安门外后海鸦儿胡同）附近银锭桥埋设炸药，事情败露被捕。

  汪精卫自料必死，在狱中的供词长达数千言，痛斥清廷，吟诗言志：

   慷慨歌燕市，从容作楚囚。

   引刀成一块，不负少年头。

   这首诗引出多少忧国忧民之士的滚滚热泪。

   1935年11月1日，国民党中央在南京召开四届六中全会。全体中央委员合影完毕之际，南京晨光通讯社记者孙凤鸣突然跨出人群，掏出手枪，向站在第一排的汪精卫连开三枪。

   留在汪精卫背肋骨的那颗子弹最后成为他的致命伤。1944年11月10日，汪精卫因枪伤复发死于日本。他在中国现代史中以刺客开始，以被刺告终。以杀身成仁的著名义士开始，以摇尾乞怜的头号汉奸告终。

   陈独秀1942年5月病逝于四川江津。死前贫病交加，但风骨不改。

   陈独秀生前说：“我愿意说极正确的话，也愿意说极错误的话，绝对不愿意说不错又不对的话”。

   1921年，陈独秀对包惠僧说：“革命是我们自己的事，有人帮助固然好，没有人帮助我们还是要干，靠别人拿钱来革命是要不得的。”他不愿意接受共产国际的经济援助，也不愿意向其汇报，受其领导，不愿受制于人。

   王明1956年1月以治病为由赴莫斯科，从此再未回国。1974年3月，这个战斗到最后的懒人在莫斯科去逝，享年70岁。这个人至死不服。

   毛泽东在延安时曾回答师哲说：他（王明）为别人考虑得太多了，为我们自己考虑得太少了。

    一个中国人，长期以别国的利益为中心利益，以别国的目标为中心目标，以别国的指示为最高指示，这样的‘共产主义战士’，中国还是少几个为好。

   所以，他无法活在中国人民心中。

   如果没有艰苦卓绝的五次反‘围剿’，如果没有惊天动地地二万五千里长征，我们的今天将是怎样？中华民族是否可能探测到这样的时代宽度和历史深度？

  那是一个年纪轻轻就干大事、年纪轻轻就丢性命的时代。无一人老态龙钟，无一人德高望重。需要热血的时代，便只能是年轻人的时代。

  这部动荡不已的历史，你可以说它不富足，不充裕，不美满，不宽容，不开放，不安宁；但你必定惊叹它的光荣与梦想，它的热血与献身；即使这里面同样淤集了丑恶与悲哀，隐藏着没落与衰败。

 《苦难辉煌》一书被誉为2010年度最具影响力的图书；是第一部将中共早期历史放在国际大背景下解读的图书；是第一部用战略思维、战略意识点评历史的图书；是第一部可以作为大散文欣赏的历史图书；是众多高层领导争相阅读大力推荐的一部史诗性作品！

（2011年3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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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奎松对金一南《苦难辉煌》的批评

  中国现代史研究学者杨奎松所著《读史求实：中国现代史读史札记》2011年11月由浙江大学出版社出版，2012年4月26日，杨奎松接受《南方周末》记者访谈，解读其所著，回应对中共革命的疑虑。

  近日，购得《读史求实：中国现代史读史札记》，读其《“辉煌”莫建在沙堆上——对【苦难辉煌】一书的正误与批评》，觉得是从史学研究的治学精神、科学态度、著述规范诸方面对金一南所著《苦难辉煌》提出的批评，多有启发。

  杨奎松认为金一南作为时政和国际关系领域的研究专家“对历史，无论中共史、国名党史、还是近代史，并无具体史实的研究基础”；在写作体裁方面是“纪实文学体，文字、史实随性发挥，观点及资料引证又全无出处注释说明”，这使得我们对非常流行、诸多领导干部几乎人手一册的《苦难辉煌》一书有了一些异样的感觉。

  杨奎松写道“ 以前读过的写中共历史的纪实文学作品，基本上是两类，一类是权延赤、叶永烈式的，借助大量访谈记录，结合个别档案史料，加以文学性描写；一类是黎汝清式的，主要着眼于文学描述，也大量利用访谈回忆史料，同时特别会就一些历史说法做出个人的解读。两种方式，都是以讲述历史故事为主，但多少都还有自己的史料发掘，特别是会透过鲜为人知的当事人回忆史料呈现出一些历史细节。金书的写法却与上述作品大不相同。作者没有自己的访谈史料，基本上是按照史书的方式介绍叙述史料和史实，再加上文学性很强的议论评点性文字”。　　

  而“从学术研究的角度，大量借助或引用他人的研究成果并非不可，只要你能严格按照学术研究的基本规范，切实理解他人的研究，准确使用他人研究的史料、史实和观点，把转引的资料或引述的观点、说法的原始出处注释清楚，得出不同于前人的观点或历史分析。即便是创作历史纪实作品，倘能准确了解宏观背景，基本史实不虚构，一般叙述不离谱，也算O K。　

   让人十分诧异的是，作者身为学术研究人员，照理不会不懂学术研究的基本规范，然而金书从头到尾，大量借助、利用了他人发掘、引用的研究资料，包括直接借鉴利用了学界同仁的研究发现和观点、结论，却既不注转引出处，也不做资料说明，更不去鉴别考证，全书连个最偷懒的“参考文献”都不列，更不用说作者连想都没想过还应该要写上一两句感谢前人研究的礼貌话了。给人印象，书中利用的大量新近发掘的史料和观点，都是作者自己研究发现和创造出来的。但是，以这样的态度和这样的研究基础来借用他人成果，不仅“借”得不明不白，“用”也注定会用得极不准确。

　  杨奎松最后揶揄道“评这样的书，实在让人痛苦；用这种方法写书，实在误己误人误社会”。可谓震聋发聩。不过，这并不排除普通公众喜欢读金一南等以纪实性文学写作方法写作的历史、中共党史的著述，只是不可全然以此当作史实的全部。

（写于2012年6月2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