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博山下庄（夏庄）据点、上庄据点建撤时间考证（文/秦克铸）

抗战时期博山下庄（夏庄）据点、上庄据点建撤时间考证

秦克铸

博山下庄、上庄同处博山南部、松仙岭北坡的博沂路交通要道上。下庄位于上庄西北，距博山城区29公里；上庄，位于下庄东南，也称“南上庄”，两村相距2.5公里。此处地势南高北低，故由博山南去松仙岭方向叫“上去”，自松仙岭方向北来叫“下来”。因“下庄”较“上庄”在下，故名“下庄”。后来，村民以为“下”字含有“下风”等无进取向上之义，故改名为“夏庄”。抗日战争时期，“下庄”一直称“夏庄”。1982年地名普查时，为与博山“夏家庄”村名、“夏庄（煤矿）”相区别，恢复原名“下庄”。

下庄位于鲁山西北侧，是淄河流域的大镇，也是博沂路上的重镇。抗日战争时期，下庄隶属博山县四区（下庄区），是淄博地区通往临沂地区的必经之路，也是淄博地区通往沂蒙、泰山两区根据地的咽喉要道，这里因此而成为敌我必争之地。那时，为了封锁并切断淄河、淄河地区与沂蒙、泰山两区之间的联系，分割、“蚕食”沂蒙、泰山两区抗日根据地，鬼子、吴（化文）逆曾三番五次在这里安设据点。下庄抗日军民为保卫这块红色根据地，曾付出巨大牺牲。

网上资料称，抗日战争时期的下庄，总人口在4000口左右,其中参军参战的就有500口左右,有100多人后来成为副县级以上干部，全村有45位烈士,但却没有发生一例投敌和叛党的。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山东省淄博市博山区委员会编《博山文史资料选辑（第6辑）》（博山抗日撷英：纪念抗日战争胜利五十周年,1995.08）任溪鲁“群山怀英烈——忆博山县下庄镇抗日根据地的创立”记载，“1939年6月7日，鬼子对我鲁中南抗日根据地进行第一次夏季大扫荡。中共淄博特委军事部长薛云亭在下庄东山指挥部队和下庄堂天道会员(有步枪60多支)，对进犯之敌进行了有力地阻击，迫使日寇放慢了前进的速度，为我根据地军民争取了备战时间。为冲破阻击，1939年6月19日，博山日伪军300余人先秘密在北博山据点集结，于当天凌晨三点多从北博山据点出发，沿淄河急速向南进犯，面对日伪军的突然袭击，薛云亭为掩护群众、战友安全转移壮烈牺牲。”

中共泰安市委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委员会编《泰安党史资料（总第20期）》（中共泰安历史简编，初稿,1993.12）第164页记载，（1942年）“10月下旬和11月上旬，敌集中15000日伪军，对鲁中根据地进行‘拉网’‘梳篦’式大‘扫荡’。11月8日敌‘拉网’至博莱县徐家店、常庄、鲁村一线，地委、军分区机关和部分武装巧妙地避开了敌人，脱离了险境。博莱县独立营营长郇振民率30余人，占据制高点，吸引敌人，掩护党政军机关转移，与敌激战中全部壮烈牺牲。”迄今还有22位烈士长眠在“下庄烈士林”（下庄烈士陵园），没有找到回家的路。

下庄（夏庄）据点建撤时间考证

据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山东省淄博市博山区委员会编《博山文史资料选辑（第6辑）》（博山抗日撷英：纪念抗日战争胜利五十周年,1995.08）任溪鲁“群山怀英烈——忆博山县下庄镇抗日根据地的创立”回忆，在抗目战争最艰苦的岁月里，日本鬼子至少在下庄安了三次据点，每次都不少于一个营的兵力，但下庄人民始终没有屈服，这里始终都是“白天,敌人的据点;晚上,共产党的天下。”红色堡垒巍然屹立，革命交通畅行无阻，地下组织坚持活动，拥军优属照常进行。

下庄据点第一次建撤时间是1939年夏季，存在时间只有三个月。

1939年6月，日伪第一次大规模“扫荡”鲁中山区，沿博沂路建立了朱家庄、洪山口、北博山、下庄据点。据耿仲琳著《吴瑞林史料（上）》第338页“鏖战齐鲁”记载，（1939.6鲁中大扫荡，7月反“扫荡”取得胜利）“这次反‘扫荡’虽然胜利了,但莲花山区的斗争是更加艰苦复杂了。敌人除了占据蒙阴、沂水、日照、诸城、莒县等城镇外，还在我泰山区新安设了一些据点，并加强了原据点，如泰安的黄泉，徂徕山前的峭峪，新泰的羊流，莱芜的颜庄，章丘的文祖，博山的北博山和青石关、夏庄，等等，把我们的大片根据地分割成了几块。敌人凭仗这些据点，对我区展开‘蚕食’作战。同时，还加紧派遣汉奸、特务，从根据地内部对我进行破坏活动。”

下庄据点建立后三个月即被攻取，时间应该是在1939年10月之前。耿仲琳著《吴瑞林史料（上）》第339页记载，“1939年7月，即取得夏季反‘扫荡’胜利之后，中共中央山东分局和八路军山东纵队指示泰山特委(不久改为地委)和军分区在莱(芜)新(泰)蒙(阴)边建立巩固的抗日根据地，粉碎日伪修筑莱新公路的企图，并同国民党反共军秦启荣部在这一地区的反共活动作斗争，保证泰山区与沂蒙区之间的这条战略通道畅行无阻。”（打开泰山区与沂蒙区战略通道的斗争）“经过3个月的努力,这几个方面的工作都存很大的进展，完成了预定的任务。”“我们的鲜血没有白流。（1939.9底）庙子战斗的胜利，打出了泰山军分区部队的声威受到当地各阶层人民的交口称誉，因而也大大增强了莱新蒙边根据地抗日军民的团结。从此，这块抗日根据地一直坚持到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始终保持了泰山区和沂蒙区之间的战略通道，保证了中共中央和山东分局间通过这条要道的联系。” 经过3个月的努力,完成了预定的任务，始终保持了泰山区和沂蒙区之间战略通道的畅通，说明地处这条战略通道上的下庄据点此时已经被拔掉了。

下庄据点第二次建撤时间是1940年下半年，存在时间仅半个月。

据中共莱芜市委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委员会编《中共莱芜党史大事记 （1926年夏至1949年9月）》（山东省出版总社泰安分社,1989.10）第90页记载，“(1940.5)本月，泰山区我军在常庄一带整编后，发起攻势作战。13日晨，日伪军500余，自博山夏庄来犯，我军在崮山前、丈字现带截击，毙敌70余，残敌退回博山。”此时，下庄据点还没有建立，这股日伪军是博山五九事变后，从五区李家、池上一路尾随博山县委县政府机关而来的，他们只是经过下庄。

1940年11月，博山日军第二次在下庄安设据点。耿仲琳著《吴瑞林史料（上）》第384页记载，“1940年11月，正当我团在蒙阴场以北的莫庄和上下东平一带开展反顽作战之际，博山日军纠集张店和淄博的日伪军五六百人，‘扫荡’我博山南部、莱芜北部和鲁山以西地区，并在博山的夏庄安设了据点。”

大约半个月后，下庄据点再次被收复。耿仲琳著《吴瑞林史料（上）》第386页记载，“此时，敌人在博山南部的‘扫荡’已经收场，在夏庄镇和八陡镇安设了据点并开始修筑工事和暗堡。根据王凤麟等同志的侦察人员和我博山县委、县区武装提供的情报，夏庄驻有伪军一个大队220余人、200余支长短枪，八陡也驻有80余人的伪军中队。”“晚10时，一营严密包围了夏庄，以一支精干小分队乘黑夜摸了伪军大队部，经6个小时的激战，毙敌两个中队长及其以下23人，活捉敌一个中队长及其以下17人，歼灭了镇内东边和南边的两个伪军分队，各击毙10余人、俘25人。唯北面和西面由几个特务、叛徒控制的两个暗堡里的敌人凭堡顽抗，妄图等待博山援敌挽救其灭亡的命运。拂晓时，从博山出动的一个日军小队和一个伪军中队慢吞吞地边向南推进边打冷枪，试探着向前运动。我埋伏于该方向的三营沉着冷静，待敌进入伏击圈内后，手榴弹和机枪一齐发出怒吼，仅用7分钟立歼伪军大部，毙敌50余人，俘敌27人，余敌抱头鼠窜，逃回博山。西河之敌未敢出援。夏庄暗堡里的敌人见无救援之兵，便向西河敌据点方向突围，在我一营的追击下，残敌刚逃出6里地，又遭我预伏于该处的二营迎头痛击，仅四五分钟的时间就全部被歼。此次10个小时的攻坚打援战役取得全胜，共毙伤敌200余人，俘敌90余人，缴获长短枪160余支，夏庄之敌全部被歼。我仅伤副连长(张桂丘同志)以下35人，牺牲排长以下13人，收复了被敌占据半个月的夏庄，恢复了我沂蒙、泰山两山区与淄河流域间的战略交通，粉碎了敌人伪化博莱边的企图。”

据中共泰安市委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委员会编《中共泰安地方党史  （1926-1949）》（山东大学出版社,1995.06）第183页记载，（1940.11）“第二次杨家横战斗”后，我军稍事休整后，又于19日夜动员博山、淄川、莱芜县3万多群众，将莱城周围各公路彻底破坏。第二团逼近莱芜城，继由第四支队一团配合牵制莱城之敌，主力奇袭突入莱城东地理沟，以刺刀、手榴弹与敌展开近战肉搏，迅速全歼莱芜伪“皇协军”一个营，计毙200余人，俘100多人，缴机枪5挺、步枪200余支、小炮2门、战马数十匹及其它物资一宗。第二团又袭击单家庄(新泰北部)、攻克夏庄(博山)两伪军据点后赴蒙阴参加反顽战斗。这也是说的第二次攻克下庄据点。

下庄据点第三次建撤时间不详。根据目前掌握的资料，这次建立的下庄据点，存在时间比较长。

各种资料分析，1941年10月25日博山县委“杨峪突围”、李振之叛变时，下庄据点似乎还不在突围防范之列，也许下庄据点第三次建立还没有实施，或还没有建成启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山东省淄博市博山区委员会编《博山文史资料选辑（第6辑）》（博山抗日撷英：纪念抗日战争胜利五十周年,1995.08）第28页李东鲁“博山十年战斗生涯”回忆，“1941年11月底（应为1941年10月25日——秦克铸注），我们县的机关、部队都住杨峪村。一天拂晓，同志们都还在酣睡之中，一位侦察员跑来，把我和同住的张贯三同志以及通迅员邹长礼唤醒，说在西北方向发现了敌情，好象人数不少，还有一片黑影子向村的西南方向转移。他话音未落，西北方向传来一阵枪声，说明我们在村西北小山口的流动哨已经与敌入接上火了。接着，西南方向便衣侦察员也气喘吁吁地跑来报告，西南方向去瓦泉村路上发现敌人，有迹象表明，人数不少。情况十分紧急，必须立刻作出判断，决定对策。当时我最担心的是东南方向刚投降日寇的‘和平军’（吴化文部公开投降是1943年1月18日，此时还没有公开投降日本，但经常与日本人暗地里勾勾搭搭——秦克铸注）和东北方向驻北博山村的日伪据点的情况。如果这两方面同时发难，我们就陷入了三面被围的困境。但是，这两方面我们都派有长期坐探和临时侦察员。他们没有送来情报，说明这两方面还没有动静。”由此判断，此时日寇应该还没有第三次在下庄建立据点。

各种史志资料显示，到1942年，下庄据点还是有了，这应该是日寇第三次在下庄建立的据点。

据山东省淄博市博山区区志编纂委员会编《博山区志》（山东人民出版社,1990.08）记载，“1937年农历十一月二十八日，日本侵略军占领博山。在博山境内的日本侵略军约500余人。日军驻博山队长菊池永雄，总部驻地在四十亩地。驻地周围筑有围墙、碉堡、沟壕等防御工事。下设两个中队及宪兵队、守备队。当时大部分日军分散驻在源泉二郎山、北博山、西石马、下庄、西河等25个据点上。每个据点多则20余人,少则三五人。”第485页“1942年日伪主要据点一览表”中列有下庄据点1942年兵力配置情况：日军一个小队19人，伪军警备队31人，装备有长枪29支，短枪21支，机枪4挺，小炮1门。应该说，下庄据点的兵力配置还是满强的。

中共博山区委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委员会编《中共博山地方党史讲稿》（山东人民出版社,1991.05）第125页“博山军民在艰苦环境中坚持斗争”记载，（1942年）“吴化文派其副官长多次到济南同日军联络，要求派顾问团，日军答应派旅参谋长俊野太郎为首的顾问团到吴部视察，以支持吴部。这一活动被博山地方党组织侦知后，立即派人向驻莱芜常庄东北的鲁中十团团长兼政委陈宏进行了回报。陈政委听后，决定伏击日军顾问团，并把这一任务交给了一营。一营接受任务后，进行了周密的作战布置，于12月5日晚，全体官兵携带伪装草在陈政委的率领下悄悄来到下庄南山隐蔽起来。三连一、三排在第一线形成对下庄月牙形包围圈。三连一班在最前沿的小山后，离公路一百多米，做好伏击准备。二连一排为预备队，二排在下庄东北山敌据点附近，堵截山上的敌人增援。博山县大队在下庄北山上伏击敌人。6日中午12时许，吴化文部约有五、六十人从下庄出来迎接，公路上这时也有两辆汽车向下庄村开来，汽车上插着太阳旗。待敌人进入伏击圈内，我军立即向敌人发起射击，经过二十多分钟的激战，毙日军顾问团成员两名，重伤五人，打死伪军三十多名，伤五十多，击毁敌车两辆。此次战斗，日军死伤慘重，打击了日军及吴化文部的嚣张气焰，鼓舞了被蚕食地区人民的抗日信心，壮大了我军的声威，受到了鲁中军区、泰山军分区首长的表扬。”从这段记载可以看出，1942年12月时，下庄据点还存在。

关于“袭击日军顾问团”，在李治亭著《血肉长城（抗日战争沂蒙战地纪实）》（青岛出版社,2005.07）第155页“日军顾问团的覆灭”部分记载，“这就要求我军必须在（1942年12月）6日拂晓前进入阵地，挖好掩体，搞好伪装，战斗结束后，迅速撤出阵地。经过周密讨论，最后确定，由陈宏团长和一营齐安聚教导员率长期在博、莱两县边界活动的一营两个排参加伏击；博山县大队负责监视北山碉堡的敌人;派出侦察员侦察夏庄周围敌兵力有无变化;通知内线同志监视夏庄敌人行动。”这段描述与《中共博山地方史》记载是一致的。

根据博山南部山区抗战形势的变化推测，下庄据点第三次建立应该是在1941年九一八大扫荡，或冬季大扫荡前后。据中共淄博市委党史资料研究委员会《马鞍山保卫战》第139页记载，“一九四一年九月十八日，在日伪军对沂蒙区中心根据地进行的一月的反复‘扫荡’中，博山四、五、七区几乎全被敌人占领。博山是敌人必经之路，‘扫荡’后敌人又设了若干据点，使我根据地只剩下几个能公开活动的村庄，形势更加恶化。根据‘隐蔽精干、敌退我进’的原则，县委、县政府领导全县人民组织武工队、县大队、区中队，深入敌占区，打击汉奸特务，保卫群众利益。”

下庄日伪据点第三次撤离应该是1943年吴化文公开叛变、并派兵驻扎下庄以后，或者说，吴化文来了，鬼子才走了。因为只有这样，对日伪来说，下庄才不会落入共产党之手，才能保证下庄这个战略要道始终掌握在他们手中（哪怕只是形式上），保证济南、淄博的鬼子通过博沂路与吴化文保持联系，随时通过博沂路扫荡沂蒙区根据地与泰山区根据地。

下庄据点最后一次建立是1943年5月18日。与前三次不同，这一次是由吴化文部建立的。据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山东省淄博市博山区委员会编《博山文史资料选辑（第6辑）》（博山抗日撷英：纪念抗日战争胜利五十周年,1995.08）第61页刘惠之“忆博莱县下庄区的对敌斗争”记载，（1943年1月18日吴化文公开投降）“同年5月18日，吴化文部下的一个独立营进占了下庄村。这个营3个连的番号，实际上只有200多人。营长叫唐守义，一连连长赵玉斌，二连连长梁锡九，三连连长唐建相。敌人进村后就修围墙，筑碉堡，很快安起了据点。”

下庄据点最后一次被克复是在1944年2月25日。中共博山区委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委员会编《中共博山地方党史讲稿》（山东人民出版社,1991.05）第131页“收复下庄”这样记载，“1944年2月25日，博莱县独立营，下庄区中队和当地民兵，在于松山、朱涛、于波率领下，同内线人员配合，围歼吴化文部驻下庄的三个连，生擒伪一连连长，伪二连连长梁锡九率部逃窜。”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山东省淄博市博山区委员会编《博山文史资料选辑（第6辑）》（博山抗日撷英：纪念抗日战争胜利五十周年,,1995.08）第61页刘惠之“忆博莱县下庄区的对敌斗争”对“收复下庄”有一段十分详细的记载，“2月23日，我们先通过内线关系通知张方岳，商定好化装奇袭的方案。第二天深夜，我县区武装在部分民兵配合下，身穿伪军服，悄悄进入下庄小西门，隐蔽到北大门围子里。凌晨五点左右，张方岳同志按计划开了北大门，带领部队直奔敌炮楼菅房。敌哨兵还未明白怎么回事，已被我缴下武器。当即，区中队长于涛（应为“朱涛”）同志率先冲上炮楼，恰逢敌传令兵下楼给他连长打水，于涛（应为“朱涛”）同志二话没说，冲上去一把将他从楼梯上拖下来，飞快地抢上炮褛。这时，敌连长赵玉斌尚未起床，于涛（应为“朱涛”）同志便先一步从床头墙上将挂着的匣子枪从枪套中抽出插到自己腰里，这才推醒敌连长。赵玉斌这家伙是行武出身，刚一睁眼就发现情况不对，伸手要去摸枪，于涛（应为“朱涛”）同志拍拍腰间轻松地说:“别摸啦，枪在这里呢!”这家伙才只好乖乖地低下头来。收拾了敌连部后，张方岳同志又集合敌连全部人员，在我县区武装的严密控制下老老实实地缴枪投降。我们一枪没发，还抓了80多个俘虏。”“拿下敌一连炮楼后，队伍又向敌二连和营部所在的炮楼逼近。但这时敌人已经发觉我们，开枪向我还击，战斗形成僵持局面。当时，我县区武装仅有的重武器是一挺陈旧的捷克式轻机枪，大家又缺乏攻坚作战的经验，很难在短时间内攻下敌人据守炮楼，战斗一直持续到下午。为打破僵局，尽快结束战斗，我们决定与敌人举行谈判。因为，根据我们掌握的情况，敌人虽号称两个连，但总人数只有80多人。营长是由吴化文部派下来的，但不掌实权，内部起主要作用的是敌二连连长梁锡九。这个梁锡九是土匪出身，部下50多人，枪支弹药装备的也不错，较有战斗力。梁锡九本人与我区中队指导员朱涛同志还是姨表兄弟，曾一度要拿逮捕朱涛同志的母亲相威胁，强逼朱涛投敌。但朱涛同志巧妙地找人答复说:“我的母亲就是你的亲姨，你不义，我也可以不孝，你看着办吧!”致使梁锡九迟迟不敢抓朱涛同志的母亲。鉴于上述情况，强攻不下，通过谈判兴许能解决问题。再说，经过这半天的战斗，敌入的援兵一直未到，炮楼上的敌人也开始动摇了。把我们的意图通过喊话告诉梁锡九后，他提出要我方派一人到敌炮偻上面谈，朱涛同志挺身而出，表示要出面见梁锡九。朱涛同志在敌人面前表现了大义凛然的气度，严肃地对梁说:“你们这样苦守，等待援兵的希望已经没有了，迟早要被我们攻破。一连比你人多枪多都投降了，你们还有什么希望？我们之所以同你谈判，主要是想给你们一次改过自新的机会，放你们一条生路，以便我们集中力量对付日本鬼子。”在朱涛同志义正词严地劝导下，梁锡九终于决定带部下撤兵，决不重返。朱涛同志回来向我们讲明了上述情况，我们经过短暂的商议，为减少伤亡，答应了敌人的祭件。这样，敌二连都在黄昏时仓惶退出了下庄。”“下庄村敌据点的克复，使我们深刻体会到了对敌伪工作的重要。认识到为了一个既定的目标，开展多种形式的斗争方式的重要性和必要性。想当初，敌人刚在下庄安下据点时，守备兵力仅80余人，只有赵玉斌一个连和营部，而梁锡九这时还在上庄村安据点。我们的主力部队抽出一个营的兵力打了一夜，伤了四人，也未攻克。而今天，我们将强攻与智斗相结合，巧妙地利用内线接应，不伤一兵一卒，便拿下了敌人的这一重要据点。”

任溪鲁在其回忆录“群山怀英烈——忆博山县下庄镇抗日根据地的创立”中回忆道，“敌人的最后一个据点于1944年农历二月初二（阳历2月25日），在我敌工部的积极工作争取下，利用内线关系使敌人一个营的官兵在梦乡里做了俘虏。下庄镇的共产党员和广大人民群众为争取抗战争的伟大胜利，做出无私的奉献，人民共和国的旗帜上有他们血染的风采。”

上庄据点建撤时间考证

上庄据点建立于1943年6月，同年7月撤离，存在时间只有不到一个月，兵力配置为一个连。据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山东省淄博市博山区委员会编《博山文史资料选辑（第6辑）》（博山抗日撷英：纪念抗日战争胜利五十周年,1995.08）第61页刘惠之回忆录“忆博莱县下庄区的对敌斗争”记载，“（1943年5月，下庄据点建立后）6月间敌人又（从下庄据点）分出一个连队驻了上庄，安了据点。两处据点顿时成为我根据地的重要障碍，对我方十分不利。7月问，我泰山军分区刘参谋主任带着一个营的兵力想拿下这两个据点。经过一夜的强攻也未能攻克，一位指导员和两个战士负伤。经过这一次的打击之后，盘踞上庄之敌乖乖地收缩回了下庄，再也不敢分散据守，暴行也较前稍有收敛了。”

上庄据点虽然存在时间很短，但这里离吴化文伪四师的驻地很近，吴部杂牌军独立第二旅（旅长徐子云）旅部就在松仙岭下的芝芳（纸坊），松仙岭、董家庄、芦芽店都有第二旅的匪兵驻扎。早在吴化文公开投敌之前，他们就与博山的日寇沆瀣一气，疯狂围剿我抗日根据地，其便衣特务经常在上庄、下庄出没，对我根据地威胁很大。

据史尘整理发表在“烽火home”网站的“吕济源烈士事略”记载，“1941年古历11月25日，驻沂源的伪四师吴化文部数百人，分五路从松仙岭、上小峰、下小峰、董家庄、上瓦泉向我根据地进行围剿。当时，博山县委、县政府、公安局、县大队（独立营）营部和一排驻在上庄，县大队的二排和三排的两个班以及吕济源驻杨峪村。这天，太阳刚露头，吴部伪军便气势汹汹地向县委所在地上庄、杨峪包抄过来，妄图一举歼灭县委领导机关和县大队武装。县大队一排战士保护县委机关和大队部人员，经下庄岭转移到邢家庄，冲出了敌人的包围圈。”“在杨峪村的博山县大队副教导员吕济源听到枪声后，知道情况危急，随即命令通讯员鹿传政通知部队紧急集合。队伍在吕济源的率领下，迅速抢占了南山顶。此时，伪军已冲到半山腰。在一阵激烈的射击和手榴弹的爆炸后，冲到半山腰的伪军被战士们打了下去，敌人接连冲了七、八次，均被战士们击退。”“中午时分，敌人越聚越多，又一次向我阵地攻击。这时，战士们的子弹和手榴弹已快打光，县委机关也早已完全转移，吕济源随即下令撤退。战士们在二排长马生乾的带领下向上瓦泉方向撤退。当撤退到传盘顶（离上瓦泉尚有十余里）时，从上瓦泉方向又冲过来一股敌人，我军腹背受敌，排长马生乾、班长翟宝梓壮烈牺牲。吕济源在最后，一面阻击敌人，一面掩护战士们撤退，冷不提防，被追上来的一个敌人砍了一刀，立即倒在了血泊中。当他醒来时，已被敌人俘虏。”“吕济源被俘后，被押到了沂源吴化文部，他坚贞不屈，被敌人残酷杀害。时年22岁。”

据山东省淄博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淄博文史资料选辑（第8辑）》（1997.12）第179页记载，“1943年2月,泰安军分区参谋长刘国桂派一个连去博山羊峪（杨峪）一带对敌打游击战,被早已蓄意投敌的原博山羊峪（杨峪）村党支部书记李绪清发现后,即去上庄报告了敌人。敌人调动一个营的兵力从四面八方将羊峪（杨峪）村围了个水泄不通。我游击部队被迫在危急时刻突围。突围中,有4名战士光荣牺牲。为严惩内奸,根据鲁中区政委罗舜初的指示,我公安人员迅速将李绪清捕获,执行枪决,铲除了党内隐患。”

下庄据点于1944年2月25日被克复后，吴化文的势力并没有完全从下庄、上庄撤出，直到1944年4月第三次“讨吴战役”结束，吴化文部大部被歼灭，残部逃往莱芜以东、鲁村以西、黄庄以北、和庄以南地区，博山东部的小寨、池上、花林，沂源的茨峪、芝芳、孟坡、松仙岭、河西、董家庄、芦芽店、水磨头据点被克复，来自吴化文部的威胁才算最后消除。也是在1944年4月以后，博山、北博山据点的鬼子汉奸才再也不敢越过王家庄，犯我下庄区根据地。

下庄、上庄的形势彻底好转后，1944年7月，博山县抗日民主政府进驻下庄。1945年8月18日，博山县独立营一部按照县委的指示，从下庄、南博山出发，乘势北上，连克北博山、洪山口、朱家庄、石马、蛟龙据点，向博山城区进军。从这个意义上说，下庄是博山县夺取抗战最后胜利的出发地之一，下庄和生活在下庄这片用革命先烈的献血染红的土地上的人民，必将因为她光荣的革命历史而永载共和国史册。